“五一大扫荡”之后，华北平原的抗日形势进入了低潮。日本鬼子、伪军、汉奸到处搜捕八路军留下的干部、战士和武器、粮食等物资，不断对原抗日根据地的村庄进行“扫荡”和“清剿”。在清晨或夜晚，几十或上百一伙的日伪军经常突然包围一个村庄，大搜大抢。他们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发明了一种“剔抉清剿”的方法。每次清剿都是先抓青壮年男人，认为可能是八路的，就按以下方式严加盘查：
（1）问年月，凡答不上民国年号的就是八路。
（2）问党外问题都回答、问党内问题闭口不答的就是共产党。
（3）突然喊军队口令，凡立正或表情有变化者就是八路。
（4）扒开衣服看肩膀，扛枪的人有一层厚皮。一般老乡身上泥垢多，八路军身上清洁干净，腿上有打绑腿的痕迹。
（5）老百姓衣服破烂，八路干部衣服整洁。另外，穿好鞋，带钢笔、牙刷和仁丹的都是八路干部。
（6）盘问时胆小害怕的是老百姓，从容镇定的是八路。[1]
运用这些方法，敌人确实屡次得手。八路军的伤病员和隐蔽在村里的干部被抓去不少，我军转移时埋藏的武器、物资和粮食也被敌人挖了出来。
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还能不能坚持抗日斗争？首先要学会保存自己。在冀中平原上，鬼子靠炮楼能把村庄、田野一览无余。四通八达的公路，鬼子的卡车往来奔驰。一个地方发生战斗，邻近的敌人很快就来增援。深深的封锁沟阻碍游击队的行动，夏天地里有青纱帐，还可以隐蔽，等秋后庄稼收完了，野外就不好躲藏。
残酷的战争教育了人民群众，也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著名的地道战就是在那个时代产生出来的。
地道最早是在河北蠡县发展起来的。这里是鬼子“蚕食”、“扫荡”的重点地区。村干部为了躲避敌人的突然袭击和追捕，就在荒郊野外过夜。冬天无处藏身，有人就在树林或坟地里挖个1丈多深的地洞，里面铺些柴草，干部夜里披件大衣在洞里睡觉。这种地洞只能藏1个人，大家管它叫“蛤蟆蹲”。
但是，冬天洞里暖和外边冷，天亮时就从洞口往外冒白气，像一缕轻烟。在野外转悠的汉奸发现了，一些洞被敌人起开了。在野外蹲不住，只好又回村里来。在闲场、空院、牲口圈等地方挖洞，或在家里修夹壁墙、垒间密室，躲避敌人搜索。家里挖洞不好保密，敌人“扫荡”时，进村就拿铁条到处乱扎。发现洞里有人，抓出来轻则一顿痛打，重则抓走。还逼着找旁人家的洞，追问八路和粮食藏在哪里。这种单出口的洞很快就失去了效用。
后来为了对付敌人的“扫荡”和“清剿”，群众发明了多口洞，家家相通，这就是初级的地道。有了多口洞，鬼子想抓人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一次，一个村干部被敌人抓住，敌人问他枪在哪里，他说：“没在手上，放在洞里了。”[2]敌人用一条长绳绑着他的手，让他进洞去拿。他在洞里喊够不着，要敌人把绳子松一松。他乘机挣脱绳索从别的洞口跑了。敌人等了半天，只拉上来一条空绳子，气得朝洞里打了几枪，丧气地走了。
“五一大扫荡”期间，定县北疃村的民兵和百姓钻进地道抗击敌人，结果被敌人施放毒气，牺牲了几百人。这给冀中军民一个血的教训：必须把地道改造成能运动、能打仗、能储存物资的多功能地道。“大扫荡”后的残酷环境，促进了地道战的全面发展。
于是，地道战在华北平原的村庄中普遍开展起来。各村百姓用自己的双手，在地下修起了四通八达、构造巧妙的地道网络。挖地道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一个200户的村庄，挖一条500米长的地道，就要用全村2/3以上的劳动力干整整1个月。到1944年冬，冀中区的地道总长度就达到了12000多公里。保定的冉庄地道、北京顺义的焦庄户地道至今保存完好，它们是历史的见证：我们的前辈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付出了何等辛劳的代价！(www.xing528.com)
就在敌后抗日进入最艰苦阶段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后，美军转入反攻。日军将战争重点转向南洋，不断从中国战场抽调主力部队。正面战场日军兵力严重不足，国民党军队开始反攻。日本在华北战场兵力锐减，守备日军18岁以下的学生兵越来越多，没有作战经验。部队普遍编制不满，有的一个联队竟差100人。冈村宁次只能守摊，无力再发动新的攻势。共产党和八路军卷土重来，再次回到华北平原和山东，恢复根据地，开展积极主动的游击战。
此时的游击战，在形式和战术上都成熟了很多。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主力部队的游击战遵循“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的原则。将主力部队划分为灵活机动的小股武工队，深入敌后游击区开展斗争。扶起大量民兵游击小组，成为游击战的主要力量。华北的方针是“敌进我进”，就是进到敌占区去。敌人在我腹心区“扫荡”，我主力转移到外线。武工队去敌占区闹得个天翻地覆，端敌人的老窝，让敌占区没有一处安宁的地方。这样，敌人的“扫荡”、“蚕食”都不会成功，只好回去“清乡”。“清乡”越清越不清，最后大多会变成两面派政权。
于是，武工队回到平原村庄，先镇压汉奸，震慑那些投靠鬼子的人，使他们不敢再为日本人做事。在敌人出入的必经路口，专门捕捉敌人派出的特务和侦探，这叫“猫捉老鼠”，吓得敌人不敢离开据点。鬼子要“扫荡”没有情报，要给养没人敢进村，在据点里干着急。与敌占区交界的民兵熟悉地形，在青纱帐期间袭击来回游动的日伪军。山东清河区一个庄的民兵在青纱帐里埋伏，用粪叉子叉住了30多个敌人，这叫“太公钓鱼”。
八路军武工队与民兵密切配合，力量越来越壮大。1943年后，游击战日益活跃，从以往的小打小闹发展到围困据点，主动进攻敌人。例如：山东以联防区为单位，选择一个重点打击的据点，由各村轮流去骚扰敌人。一个村的民兵又分成若干组，从天黑闹到天亮。放枪、扔手榴弹，弄得敌人彻夜不安。渤海区董家据点的伪军在炮楼里哀求：“俺七天七夜都没睡好觉，叫俺歇一歇吧。”[3]
山东根据地军民注重军事斗争和政治攻势相结合，普遍采用记“红黑点”的方式瓦解伪军。伪军人员谁做了一件好事，就给他记一个红点；谁干了一件坏事，就给他记个黑点。
在对据点喊话时，经常公布情况，让伪军心里有数。对不接受警告的，找机会给予打击，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各区还争取伪军家属，经常找伪军家属开会，要她们劝说伪军反正。喊话时经常指名道姓，让某某伪军听听他家人的劝说。伪军最怕点名，家人的话比八路军的宣传还管用。政治攻势的效果还是显著的。1943年山东共瓦解了伪军7000多人，还在伪军内部建立起1000多眼线。这使日军更加势单力薄，一天天走向衰败。
1944年—1945年8月之前，华北战事不多，战场相对平静。利用这个时期，延安进行了整风和大生产，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组织，建立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各根据地也在发展生产，组织群众，巩固军队和游击队。这些都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抗战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共中央在1944年底指出：“如果各地明年一年，用极大努力，在军民生产方面有一个普遍的高涨，由现在的克服困难，走向不久将来的丰衣足食，我们就能在经济上（粮食及日用品）胜过大后方及沦陷区，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战争愈持久，我们愈丰富、愈强盛。数年之后，我们将出现为中国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由我们来决定中国命运。”[4]
20世纪60年代，我们在总结中共抗战的历史经验时，用了一个字：“熬”。这个字蕴含了丰富的内容。面对强敌，首先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不动摇、不退缩。然后还要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以弱胜强的战斗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在持久战中等待时局的变化，最后战胜侵略者。中共的游击战术，抗战期间上升为人民战争理论。在长期的战争中，实力弱的军队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关键是依靠人民。有了人民的支持和配合，我们的军队才能生存下来，发展壮大。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战争，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我们。虽然中间会有很多艰难曲折，正义的一方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毛泽东总结的“兵民是胜利之本”就是这个道理。这些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开创新的事业，应付变化多端的局面，克服种种困难，依然有着借鉴的价值和深远的启示。
注释：
[1]仇万红、金立昕、刘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纪实》，下，第794—79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2]仇万红、金立昕、刘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纪实》，下，第79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3]仇万红、金立昕、刘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纪实》，下，第80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4]《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43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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