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的军事理论对游击战重要性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总体看仍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几乎所有论述谈论的都是“游击战”而非“游击战争”，都将游击战看成是正规战的辅助手段，都是在如何更好地配合正规军作战的战术框架里去谈论游击战的作用。这种将游击战定位在战术性从属地位的认识，实际上低估了游击战的能量，限制了游击战作用的充分发挥。然而，毛泽东摆脱了这种局限性，他的论述中通常使用的是“游击战争”的大概念。从“游击战”到“游击战争”的一字之差，包含着毛泽东对传统游击战思想的重大发展，反映出他所思考的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游击战，而是战略层面的更为宏大的游击战争。
毛泽东认为：游击战争可以是一种辅助配合的战术手段，也可以是一种独立发挥作用的战略行为，在被占地区不大或战争时间较短的国家，游击战争通常表现为战术战役上的配合作用，但在幅员广大的国家里实施的持久而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其作用就“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的战役作战，而是在外线单独作战”，于是这种大规模的持久游击战争就“不能不做许多异乎寻常的事情……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2]
近代以来的军事理论家将游击战称为“民众之战”。毛泽东继承了前人的认识，并将其进一步发扬光大。充分认识和肯定人民群众的主导作用，是毛泽东游击战争乃至其整个军事思想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抗日游击战争中游刃有余、成就卓著，而国民党尽管也意识到游击战争的价值，但却有心无力、乏善可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对人民群众的认识上存在很大差距。
在如何组织游击战争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超越前人的思想认识。首先，他严厉批评了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轻视民众组织动员的倾向，反复强调游击战争是人民群众的战争，而“民众如没有组织，是不能表现其抗日力量的”。[3]其次，毛泽东批评了国民党在组织动员民众时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出：仅从狭隘的军事角度去动员和组织民众是不够的，现代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4]因此，组织和动员民众也必须是全方位的，尤其是“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5]在此，以持续不断的组织动员来支持长期艰苦的游击战争，是毛泽东在组织游击战争问题上的又一深邃见解。毛泽东认为：在强敌入侵的时候，动员和组织民众比较容易，因为这种动员在很大程度上“是敌人给我们做的”，但是能不能在艰难困苦的长期战争中始终保持人民群众的昂扬斗志和广泛参与则是更加重要的问题。正是在这一极具远见的思想指导下，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动员才能发挥出持久强韧的力量，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才能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效果最显著的典范。
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方面，毛泽东不仅继承了以往游击战理论的内容，而且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和观点，构建起更加丰富、完整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体系。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崇尚深沟高垒、层层设防的“堂堂之阵”，固执地以死打硬拼的战法来抗击日军。针对这种简单机械的战略战术倾向，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面对的是强大的敌人，以弱敌强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因此绝对不能按照有利于强敌的战略战术规则行事，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6]，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出来，要以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和能动性为原则，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创造性地理解和处理一切战略战术问题。在游击战争的力量运用上，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在整体上是分散的，但在执行具体的作战任务时，“仍须集中大力，打敌小部”，按照情况灵活地分散、集中和机动兵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敌人后方建立能够持久坚持的游击战争根据地，是毛泽东游击战争思想的又一独到之处。毛泽东指出：虽然游击战争孤悬敌后，脱离国家的总后方，但是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必须彻底克服以往游击战争中普遍存在的“流寇主义”，在敌人后方建立各种形式的根据地，以此来建立游击战争自己的后方，支持游击战争的长期生存和发展。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00页，人民出版社，1991。(www.xing528.com)
[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5、424、474页，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5、424、474页，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05、424、474页，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3、379页，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3、379页，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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