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抗日战争：两个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由于以上因素，两个战场在抗战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也是不相同的。

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的。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领导的军队是抗日的主要力量。全面抗战初期，由于日军进攻的疯狂、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及英美等国的外部压力，“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1]卢沟桥事变时，蒋介石集团虽然迎战，但缺乏信心和决心，一直寄希望于外交解决和国际调停。但是，日本政府在谈判桌上不断加价，在军事上步步进逼，迫使蒋介石集团逐步下了抗战的决心。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动员抗战的谈话，表示了反对日本扩大侵略的强硬态度。7月19日，蒋介石告诉何应钦“对日抗战主意已定”。^[2]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国民政府正式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全国规模的抗战开始。在政治上，蒋介石国民党接受了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在承认各党派合法存在、共同抗日建国的同时，对抗日民主运动的限制上也有变化，召集了由各党派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使国内有了一定的民主气氛。在军事上，蒋介石电促军政部长何应钦从四川返回南京，筹划全国抗战事宜。8月7日，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和国防联席会议，商讨国防大计。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发了战争指导方案，确定采用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渐消耗敌人，以转变形势，争取最后胜利。颁发了全国战斗序列，准备在郑州、开封、徐州、海州和京沪杭一带设置防御，建筑了江阴——无锡线、苏州——常熟——福山线和乍浦——嘉兴线的防御工事，还先后组织了平津战役、淞沪会战、太原忻口会战、南京保卫战、台儿庄及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等重要战役。在这些会战中，曾有相当数量在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及其地方系军队对日军进行过积极抵抗。譬如：在淞沪会战中，国民党调集74个精锐之师，与20多万日军激战3个月，使日军伤亡6万余人才占领了上海。1938年3月初—4月初，由李宗仁指挥的台儿庄战役，歼敌精锐之师两万余人。总之，这个阶段正面战场的抗战在整个抗战中起了以下作用：

首先，顿挫了日军进攻的锋芒，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侵华日军原计划战争发动以后，两周陷大同，1个月攻下山西全部，10天占领上海，切断中国的金融动脉，击毁江浙财阀的根据地，然后分师直逼南京，胁迫国民党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如其不遂，则3周陷南京，1个月迫武汉，再乘势由武汉南下取湖南，由华南登陆占广州，总共用15个师团的兵力，于1938年1月结束全部对华军事。由于中国军队的节节抵抗，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失守，持续了1年零3个月。1938年底，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已达24个师团，大大超出其预计的11个师团；被国民党军队毙俘伤25万余人，由速决战转入长期战。

其次，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客观上为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国民党广大爱国官兵在各次会战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抗战热情，出现了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卢沟桥守军金振中营的奋起抵抗，淞沪战役中宝山守军姚子青营的壮烈殉城，800壮士在四行仓库的孤军奋战以及佟麟阁副军长、赵登禹师长、郝梦龄军长的为国捐躯，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勇于献身、宁死不屈的精神，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促进了敌后根据地的开辟。

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阶段，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正面战场在抗战中的地位逐渐降低。日军经过第一阶段的攻势作战，占领了中国大片国土，将国民政府从南京一直赶至重庆。然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迅速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使日本占领区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于是，日本政府改变了对华策略。1938年底，日本首相发表对华声明，声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3]，提出了日满华“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公开对蒋介石诱降。同时，军事上确定侵华日军以主要兵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确保占领区，促使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以一部分兵力歼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并用空军“压制和扰乱国民党的战略及政略中枢”^[4]，迫使国民党政府投降。

面对这种情况，国民党统治集团迅速发生了分化：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叛国投敌，成立了伪政权；继续抗战的蒋介石集团亦由抗战初期进步的抗日政策逐步倒退下来。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又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加强了反共宣传和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封锁，制造反共摩擦，先后发动了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蒋介石甚至提出“抗日必先消灭共产党”的主张。对日方面，蒋介石集团发生了严重动摇，加紧了同日本的谈判。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分裂、妥协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及全国人民愤怒声讨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加上日本的条件苛刻使蒋介石无法接受，才没有导致公开动摇、妥协乃至投降。当然，在同日本进行讨价还价谈判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抵抗，同日军进行了一些规模较小的战役，使日军没有取得大规模的推进。

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为中国抗战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正面战场在抗战中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由过去的单独对日作战转为与盟军共同对日作战。美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给了国民党以大量援助，日军的作战重心也逐渐由中国转入南太平洋地区，对正面战场的军事行动主要以其在太平洋战场的战略利益为进退。1943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一个转折时期，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垮台，德国法西斯面临崩溃边缘。在太平洋战场，美军海空优势迫使日本逐步收缩战线，丧失了战略主动权。在中国国内，敌后战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恢复和巩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取得了局部反攻的胜利。

在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蒋介石集团逐步坚定了抗战信心，但却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英、美盟军身上，对日实行观战、避战的消极政策，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膨胀官僚资本和准备打内战上，致使对日作战中一些本该打好的仗也遭到了失败。从1941年起的第三次长沙战役、浙赣战役、鄂西战役、常德战役，国民党军队只是作了局部的有限的抵抗。国民党军队死伤的人数也逐年减少，从1941年到1943年3年伤亡总数为608518人，不及1940年1年的673368人多。^[5]尤其是在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大多数部队一触即溃，短短几个月，损兵折将数十万，丢失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城市146座、省会4个以及7个重要空军基地和36个军用机场，成为武汉失守以来正面战场一次最大的失败。尽管在1942年春国民党政府曾组成“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在缅甸孟拱河谷、密支那等军事要地还打了胜仗，对打通中印公路和抗击日军起了一定作用，但是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总的指导思想是依赖外援，坐待胜利，保存实力。

通观八年抗战，虽然国民党蒋介石干了大量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但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是全民族抗战中的重要战场之一。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了较大的战役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38931次，歼灭日军81万人。^[6]拥有几百万军队的正面战场的存在，本身构成了对日军的威胁并牵制了部分侵华日军，配合了敌后战场的作战。

敌后战场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在1938年10月前后是不一样的。1937年7月—1938年10月，敌后战场处在创建过程中。这一时期，敌后战场辅助了正面战场的作战，主要作用是支援和配合了正面战场。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创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为长期抗战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前线之初，根据国共双方的协议，八路军加入国民党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协同国民党军队作战。1937年9月25日，当日军途经平型关进攻太原时，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伏击敌人首战告捷，歼灭日军1000余人，取得了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胜利。接着，八路军又配合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保卫忻口、太原的作战。太原失陷以后，八路军转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进入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敌后战场的开辟，拖住了日军的后腿，迫使日军放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将其战略重点逐渐转向后方，使战争转入了相持阶段。1938年10月以后，敌后战场逐渐担负起抗击日军的主要任务，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首先，敌后战场抗击了侵华日军的大部和几乎全部伪军。武汉失守后，日军感到敌后根据地对它构成了严重威胁，于是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开始回师“扫荡”后方，并着手“逐渐转向长期持久之态势”。^[7]特别是1940年秋，八路军百团大战的威力惊醒了敌寇。于是，从1941年起，日军更加集中主要兵力实施有组织、有计划的长期肃正作战，对解放区进行彻底“扫荡”，采用“杀光、抢光、烧光”政策，甚至施用毒气和细菌，企图建立无人区，消灭我军生存的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以根据地为依托，同日伪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1938年以后，敌后战场抗击着58%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特别是1941年，敌后战场抗击了侵华日军的75%以上。

其次，中国共产党努力维持国共合作，对于坚持团结抗战起了重要作用。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体，是全民族抗战得以维持的基础。日本侵略者曾认为“国共之合作乃抗日联合阵线之根本，实有加以打击之必要”^[8]，因此千方百计破坏国共合作。1938年以后，日本不仅公开对国民党进行诱降，还命令特务暗中破坏国共两党的关系。国民党则策划了3次大规模的反共事件。1940年以后，国民党断绝了给八路军、新四军应提供的一切军费和弹药，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在所谓“曲线救国”的口号下投降日寇。同时，国民党加紧制造军事摩擦，在国民党控制区实行法西斯统治，扼杀共产党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使国共关系面临崩溃的边缘。为了坚持国共合作抗战，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处理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确定了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从而避免了全国规模内战的发生，保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民族抗战的局面。

再次，敌后战场在这一时期内坚持了根据地建设，广泛动员和组织敌后人民参加抗日斗争，使日寇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成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1941年以后，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国民党的封锁和华北地区严重的自然灾害，解放区出现了严重困难。为了战胜困难，渡过难关，中共中央提出和实行了十大政策，在根据地内大力巩固和加强三三制民主政权的建设；深入进行减租减息和生产自救，精兵简政，加强人民武装建设，开展整风运动，统一对根据地的领导，进一步调动了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在物质缺乏、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根据地军民团结一致、同舟共济、互相体贴、亲密无间，在政治上出现了一片兴旺向上的热烈景象，在对敌斗争中表现出了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聪明才智，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闻所未闻的各种奇妙战术和独特手段，使百万日军犹如一头野牛冲进了火海中，到处乱窜，疲于奔命。到1945年春，敌后战场已包围了日军占领的大多数中心城市、交通要道和大部分海岸线，为发动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在中共七大路线指引下，敌后军民继春季攻势后，向敌人发起了更大规模的夏季攻势，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敌后战场广大军民根据中共中央的命令，向一切拒绝投降之敌发起了全面反攻，迫使日本政府于9月2日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开辟、巩固和发展，对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整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为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倡导、坚持并维护了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并执行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指导路线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建立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内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使它成了民主中国的模型。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尤其是在1941年以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长期独立支撑敌后作战任务，使游击战争广泛持久地发展。微观地看每战规模很小，但宏观地看其规模之大遍及整个敌占区，作战次数达10余万。八年抗战中，敌后战场歼灭日军52万、伪军118万，总数为171.4万，大大超过了正面战场歼敌总数。敌后战场伤亡58万余人，共产党的优秀儿女八路军左权副参谋长、新四军彭雪枫师长、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杨靖宇总指挥等民族抗日英雄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英勇献身。8年中，人民抗日力量由4万多人发展到正规军120余万、民兵260万，创建了19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接近1亿人口。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力量，才使中国人民有了胜利的展望，有了民主和光明的展望”。^[9]同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使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有了重大发展，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中共七大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就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是既相对独立又“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互为依存的关系。1986年聂荣臻元帅说：“至今，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场面，依然历历在目。”^[10](www.xing528.com)

两个战场的相互配合集中体现在战略协同上。首先，两个战场的存在并共同抗日，本身就起到了互相援助的作用。在全国抗战之初，国民党在正面阻击敌人，支援了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在战略防御阶段及稍后一段时间，国共两方及军队不仅有战略上的配合，而且有战争指导和部分战役的配合。譬如：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思想，在国民党政府上层军事领导者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周恩来、朱德等八路军领导人多次向国民党方面就军队建设、军事战略方针和部署问题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1938—1939年，中共中央还应蒋介石的要求，派出叶剑英等干部帮助举办国民党军事干部培训班，按照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及政治工作原则为国民党培养政治和军事干部。此外，国共军队还在一些大的战役中进行了直接配合。广州、武汉失陷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始终没有投降日寇，正面战场和几百万国民党军队的存在吸引着大量敌人，客观上支援了敌后战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和进攻。反之，在全国抗战初期，如果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协同作战，拖住日军后腿，中国战场的局势将无法稳定；在中后期，如果没有强大的敌后战场，正面战场的坚持将十分困难，敌后战场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对日作战的前线，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把敌人“以战养战”的资源变成了对敌作战的资源，把敌后广大的人力由敌人可以驱使的后备军变成了抗日的前沿部队和后备军，从而极大地保护了正面战场。其次，敌后战场的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形态。全国抗战之初，日军处于外线战略进攻的地位，国民党正面战场处于内线防御的地位，后者处于前者的战略包围之中；如果没有敌后战场的开辟，战争的形态就只能如此。由于敌后战场的开辟，敌后游击战就是战略外线的进攻战，两个战场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对相当一部分敌军的反包围，出现了夹击敌人的奇观。从敌后战场来看，每一个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日军四面或三面包围中。由于中共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了许多根据地，把各个根据地联系起来看，甚至和正面战场联系起来看，又形成了对许多敌人的四面或三面的反包围圈。毛泽东说：“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11]这种犬牙交错的形态，反映了两个战场互相依存和战略上的配合。

总之，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缺一不可。它们之间的互为依存的关系，既是中国坚持长期抗战的主要条件，也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7页，人民出版社，1991。

[2]李松林等：《中国国民党大事记》，第27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

[3]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下），第21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4]大陆命令第241号，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5]刘庭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载《复印资料选汇·中国现代史》1986年8月号第108—109页。

[6]刘庭华：《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正面战场》，载《复印资料选汇·中国现代史》1986年8月号第108—109页。

[7]大陆命令第241号，载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8]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第80页，1957。

[9]《朱德选集》，第149页，人民出版社，1983。

[10]聂荣臻：《历史的召唤——〈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序》，载《人民日报》1985年6月12日。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74页，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