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卢沟桥之战，并非如前述约翰·托兰所粉饰的那样，完全是无意的，而是日本政府和军部执行对外扩张侵略的“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
从根本上说，日本明治政府所执行的内外政策本身就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为建设资本主义社会而实行一系列的近代化政策；另一方面为了摆脱岛国的天然困境而执行对外扩张政策。这就是为什么明治维新不久日本政府就提出了侵略朝鲜的主张。可见，向大陆扩张之思想是由来已久的。把这种思想形成为系统理论和国策的，乃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鼻祖——山县有朋。他是“大陆政策”的最先倡导者与鼓吹者。早在1888年，他就在《军事意见书》中指出：由于加拿大太平洋铁路、西伯利亚铁路和巴拿马运河等的建设，交通运输迅速地发展了，这就使欧洲更便于侵略亚洲，因此在不久的将来，英、俄在东亚必然对立。他指出：“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日，即俄国对朝鲜开始侵略之时”，亦即亚洲“掀起轩然大波之日”。为了对付这种危机，并“免除欧洲强国侵略朝鲜之忧”，日本就必须把“充实兵备”作为“最大的紧急任务”。[1]1889年12月24日山县有朋组阁后，即根据其《军事意见书》的精神，提出了《外交政略论》。其中首先阐述了“大陆政策”的指导原理，即在保卫固有领土疆域的“主权线”之外侧，再设想一条“利益线”——“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联系的地区”。他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家之独立”，若不能保卫“利益线”，则“不可望成为完全独立之国家”。他声称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朝鲜，日本要与英国、德国在“东亚共同利益之范围内进行联合”，并联络清朝，成为朝鲜的“共同保护者”；日本内政的当务之急是扩军备战。[2]
1891年5月，日本国内组织了推行“大陆政策”和强硬外交的东邦协会，其主要成员有副岛种臣、近卫笃麿和陆羯南等国权主义者。另有大井宪太郎等扩张主义分子组成了东亚俱乐部，大井宪太郎公开在政谈会上说：“岂能与中国、朝鲜之流共论东亚之政略，并一一听从之耶？”他认为应该打倒中国和朝鲜，“由日本掌东洋之霸权而立于统帅之地位”。[3]
日本帝国主义正是根据其“大陆政策”，于19世纪末叶发动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结果中国战败，日本侵略者获得了许多“大陆权益”：第一，日本取得向朝鲜扩张的自由权，而中国失去了对朝鲜的宗主权；第二，日本不仅获得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而且把琉球群岛变为其“固有土地”；第三，日本获得巨额的战争赔款。这些“权益”为日本以军备扩张为中心的产业革命提供了原始资本，从而奠定了发展近代大工业的资金基础[4]；扩大了日本的大陆市场，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提供了军费来源。信夫清三郎指出：“甲午战争正是日本建成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最初实践。”[5]总之，甲午战争是明治政权根据其“大陆政策”所策划与发动的近代侵略战争，反映了日本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和愿望。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日本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发展日本国运的大正新时代的天佑”好时机，主张趁此机会“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6]当年8月23日，日本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名义上是向德国宣战，实际上日本军队却向中国领土山东发起攻击。日本政府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同意把山东省的黄河以南地区作为非中立区的战区，遭到中国政府拒绝。于是，日本派出以第18师团为主的51700名陆军和第二舰队的海军在山东龙口登陆，占领了中国山东的大片土地。
当时，日本官方舆论公然提出：要以山东为根据地，谋求向扬子江两岸的中原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扩张。日军参谋本部少将福田雅大郎向外务省具体提出了以“满蒙自治”为中心内容的意见书——《日华协约要领》。陆军次官大岛健一“进一步提出了以归还胶州湾为条件以换取（吞并）‘满蒙’”的建议。8月26日，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提出《对华政策计划》，并作为训令下达给即将赴任的驻华公使日置益，其中不仅明确表示要长期霸占中国东北及内蒙，而且要向中国南方扩张势力。这个计划可以说是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的前身。
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进一步吸收元老派的意见，于同年11月11日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对华交涉的训令方案》，交由驻华公使日置益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个方案就是全面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其目的是使中国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如此赤裸裸的强盗外交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本国在华的利益，也表示反对日本这一独占中国的企图。然而，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一意孤行，竟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期答复，否则就要出兵占领全中国。最后，腐败的袁世凯政府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几乎全部条款，从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就更加膨胀起来。
日本帝国主义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仅具有公开的直接军事占领和强权外交的一面，而且还有通过输出资本“怀柔”中国的“日元外交”的一面。这是因为日本在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有了可供输出的剩余资本。负责执行这一“怀柔”政策的西原龟三在1917年11月发表的《东洋持久和平策》一文中提出了建立“日华经济区”进而扩展为“东亚自给圈”的设想，也就是以中国为中心，把北自西伯利亚、南至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的广大地区都包括在由日本领导的“东洋经济圈”内。可以说，这就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
推行“日元外交”的另一位人物胜田主计则提出了所谓“菊分根”策略。他把向中国贷款比作日本在中国种下菊花，“待到菊花分根日”，日本就会获得高额利润了。为此，他还专门撰写了《菊分根》一书。1918年3月，日本第四十届议会正式通过了胜田提出的由政府发行1亿日元债券，为兴业银行提供“海外事业”资金的议案。在寺内正毅内阁期间，对华贷款由开始的1.2亿日元增加到3.86亿日元。
日本政府的“日元外交”，不仅使日本获得了高额利润，从政治、经济上控制中国，而且为中国的段祺瑞政府镇压南方革命派提供了财力上的支持。由此可见，“日元外交”也是日本政府所推行的军国主义政策的组成部分。军事扩张和经济扩张历来是日本侵略者交替使用的两种手段，其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利权，直至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和附属国。
尽管如此，后来上任的军国主义首相田中义一还是指责前任的“币原外交”、“日元外交”是软弱外交，公然否认“满洲”是中国领土，而把它说成是日本的特殊利益地区，声言对“发生在我帝国特殊地区满洲的动乱”持“极为冷淡”的消极态度是错误的[7]，主张对华采取强硬的扩张政策。这就是所谓的“田中外交”。其具体表现，首先是侵占我国山东。
1927年5月28日，日本天皇批准了以保护在华日人之安全为借口向山东派出两千名关东军的计划。6月1日，日本侵略军开始在青岛登陆，到7月初就占领了山东半岛的1/3。7月8日，日本又增派了两千名日军，并占领济南。
为了在政府、军部、党阀、财阀、元老之间协调和统一对以侵略中国为核心的“大陆政策”的认识和行动，田中内阁于1927年6月27日召开了“东方会议”，日本军政各方面要员都出席了会议。经过10天讨论，最后田中义一以首相兼外相的名义发布了会议的总结性文件——《对华政策纲要》。这个纲要公然把“中国本土”和“满蒙”加以分割，表示要分别采取不同政策：（1）对“中国本土”要保留出兵权，扬言“帝国在中国之权益及日侨之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2）为攫取中国的丰富资源，要求“日本对华的贸易与投资得到中国方面的公平、公正的保护”；（3）提出在中国建立反共联日的统一政府；（4）声言“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对国防和国民的生存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应“视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对此日本“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虑时，不问它来自何方，均将采取防护措施”。[8]
从东方会议的文件的上述主要内容可以看出，这实际上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发起侵华战争的动员令、号召书。日本军部正是根据这一精神，于1931年9月18日精心策划了沈阳柳条湖事件，挑起侵华战争，用武力占领我东北领土，继而制造了一个傀儡政权——“满洲国”。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发动九一八事变，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我国东北三省，这就大大刺激了它的侵略野心，不久又发动了上海事变，同时开始向我华北进犯。(www.xing528.com)
1935年6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强行同中国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会长何应钦达成所谓的《何梅协定》，公然要求国民党政府撤销河北省境内的一切机关，并撤出全部军队，禁止排日运动等。同时，日本关东军也根据同样原则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察哈尔。日本驻沈阳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也同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签订了类似协定，名义上把河北省、察哈尔省划为非武装区，实际上使之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1935年10月，日本政府以外、陆、海三相的名义提出了“日本对华政策三原则”：要求中国取缔一切排日活动，“对日亲善”；要求中国默认“满洲国”的独立，并使华北地区同“满洲国”交往，实现中日“满”经济合作；要求中国排除外来的“赤化势力”，与日本共同反共。[9]
显而易见，日本侵略者的根本目的就是变华北为另一个“满洲国”，使华北继东北三省之后从中国版图分离出去，并成为一个反共堡垒。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日本政府进一步采取了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手段，其中首先是在中国选择政治代理人。负责执行这一任务的土肥原少将先后拉拢北洋军阀吴佩孚和宋哲元未成，最后策动汉奸殷汝耕发表“自治宣言”，搞了一场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闹剧，于1935年11月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声明脱离国民政府，实行所谓“防共自治”。当时，中华民国政府宣布殷汝耕为卖国贼，并发布了逮捕令。但是，在日本侵略军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又于12月8日建立了一个绥靖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作为在国民党领导下管辖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半自治机构”。
尽管如此，同日本军部完全占领华北的要求仍有很大距离，因而仍引起了一些军国主义分子的不满。他们要求日本政府放弃这种进展缓慢、收效不大的政治分离政策，而代之直接武装占领，像关东军解决“满洲”问题那样，尽快把华北完全控制在日本军阀手中。于是，日军自1936年以来不断发动军事挑衅，并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协调、思想宣传和军事部署。1937年的七七事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为挑起全面侵华战争寻找借口而由日本军部一手策划的。
注释：
[1]［日］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77、185页，原书房，1966。
[2]［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第2卷，第237页，商务印书馆，1980。
[3]［日］平野义太郎：《民权运动之发展》，第114页，雄鸡社，1998。
[4]刘天纯：《日本产业革命史》，第22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5]［日］信夫清三郎：《近代日本产业史序说》，第3页，日本评论社，1942。
[6]井上馨侯爵传记编纂会：《世外井上公传》，第5卷，第367页，1934。
[7]［日］高仓彻一：《田中义一传记》，下卷，第547—548页，原书房，1958。
[8]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第101—102页，原书房，1955。
[9]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第303—304页，原书房，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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