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抗日战争：一九一八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学说

与关于抗日战争起点的争论相联系，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政治生活的主流问题成为我国史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归纳起来，主要观点有以下3种：

这一观点一般是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起点说的主要根据。

何英即认为：九一八事变“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与一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事变后，由于日本迅速占领了我东北全境和华北大部……并不断向中国腹地进攻，妄图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于是中国“由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社会主要矛盾也“变为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他还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就“成了全国政治生活的主流”。当时“虽然在江西中央苏区发生过‘围剿’与‘反围剿’的两次斗争，但是与全国人民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比起来毕竟不是主流。所以这段时间不应包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内，而应包括在抗日战争时期内”。^[1]

王维礼、高二音也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面临着‘版图变色，国族垂亡’的‘民族存亡之生死关头’，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成为中国社会历史的主题。它决定着中日关系的性质，影响着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制约着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趋势”。其理由是：“首先，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从侵占东北到控制华北的整个过程表明，它的侵略手法虽然有所不同，但是‘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无变更的目的’。”“其次，‘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为主的状况，使中国国内的政治格局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再次，“中日民族矛盾这个历史主题制约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都曾漠视中日民族矛盾为主”的国共两党“在各自不同的条件下，不能不实现由阶级斗争向民族斗争的转变，最终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2]

后来，王维礼又几次论述了这一问题，并批驳了有的文章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论述和国共战争的史实说明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观点，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客观事实是不能抹掉的，中日民族矛盾的主旋律，制约和影响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阶级动向和历史发展的进程。”当时“某些地区‘剿共’战争的激化，并不表明中日民族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只是扭曲历史的一种表象。它并不像有人认识的那样，这是国内阶级矛盾为主的自然发展，而是悖国情违民意的倒行逆施”，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中日民族矛盾这个主旋律，而且在中日民族矛盾的制约下，蒋介石最终也被迫实行了由阶级斗争向民族斗争的转变”。^[3]总之，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魏永录也认为：“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要变中国为独占的殖民地，这就使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到了突出的地位，而使其他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相对下降到从属地位；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坚决反对，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也反对。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有共同性。这样就使国内的阶级矛盾相对下降，而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突出起来了。因此，从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来看，九一八事变是个历史的分水岭。从此，开始了日本要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阶段，中日民族矛盾也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他针对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只在东北地区成为主要矛盾，到华北事变后才在全国成为主要矛盾，它并不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开始，而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后的继续深化”的观点提出异议，指出：“那种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只在东北地区成为主要矛盾，而华北事变时才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有意无意地把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割裂开来了。”他还举证说：“在我国30年代的历史上就把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视为一体的，而且特别明确指出不能以地方事件来对待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4]

广德明也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实质上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首先从质的规定性考察，九一八事变不是简单的局部事件和地方事件，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侵华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独占中国为殖民地的侵略战争的开始。”“其次，从中日矛盾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方面考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成为九一八事变后的历史主题，它决定和制约着这段历史的发展进程。”“再次，从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和英美等其他帝国主义的关系方面考察日寇妄图独占中国为殖民地，使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同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下降为从属地位。”^[5]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才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是抗日战争一二·九起点说、七七事变起点说、八一三事变起点说的主要依据。

张锦堂认为“抗日战争”始于九一八事变而“抗日战争时期”始于七七事变的主要根据，就是因为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东北地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但就全国来说还是局部性的，不能依此来决定当时全国的历史时期的性质，因为当时的主要矛盾还是阶级矛盾。所以在七七事变前，就全国范围来说，还是属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6]

贾俊民等认为抗日战争应以一二九运动为起点，也是因为他们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一直未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不一定再前进了”，直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才“代替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主题”。^[7]后来，贾俊民还进一步指出：“七七事变前中日民族矛盾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转变过程，从1927年东方会议至九一八前，它虽处于次要矛盾地位，但已开始上升。九一八到华北事变前，它与国内阶级矛盾一起共居主要矛盾地位，华北事变后它压倒国内阶级矛盾成为唯一的主要矛盾。”这是因为在华北事变以前，“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了，但旧有的主要矛盾——人民大众同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未有丝毫下降。二者虽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但都无力将对方推到自身的服从地位，都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起着重大规定和影响作用。因此，抗日反蒋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两大主题”，“国内阶级关系受着中日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双重支配”，而到华北事变以后，抗日救亡才“成为中国政治局势发展的唯一主题”，“国共两党及其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由尖锐对立走向缓和与联合”。^[8]

这种观点以王桧林为代表。他说：因为“在‘七七’或‘八一三’之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政策还不是企图一举灭亡全中国的政策，而是采取激进的蚕食政策”，与此相“因应”，“那时蒋介石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还不是他的最大威胁。最大威胁在国内”，所以“从中国通史观点看，从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思想、国际关系、国内阶级关系这个综合体来看，‘七七’以前对日抗战还不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还不是中国各阶级各党派各政治军事集团共同的政治活动的中心。国内阶级斗争、政治军事集团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首要地位，国内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中日两国矛盾还不是主要的”。“从整个中国看，中日矛盾在‘九一八’后逐步上升，向主要矛盾地位转变，但在‘七七’以前还不是主要矛盾，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战争是国内的而不是对日的。‘九一八’后中日矛盾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了重大作用，但还没成为决定中国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的因素。”^[9](www.xing528.com)

注释：

[1]何英：《抗日战争究竟应从何时算起》，载《延安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2]王维礼、高二音：《论抗日战争的开端》，载《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3]王维礼：《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的研究——兼论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地位》，载《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5期。

[4]温永录：《抗日战争若干问题探析》，载《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3期合刊。

[5]广德明：《抗日战争起点研究述评》，载《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5期。

[6]张锦堂：《论抗日战争史上限问题》，载《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5期。

[7]贾俊民、王德承、齐虎田：《抗日战争时期上限新探》，载《上饶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

[8]贾俊民：《关于七七事变前中日民族矛盾地位转变过程的探讨》，载《日本问题研究》1993年第1期。

[9]王桧林：《有关抗日战争史的三个问题》，载《史学文研究》199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