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主义”自1931年9月18日晚由东北地方当局公开提出至1933年3月3日汤玉麟以放弃承德的实际行动为它画上句号，虽为时不长，但其所铸成的恶果却是无穷的。
黑、吉、辽、热4省面积为128多万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面积的11.5%，3倍于日本本土。依当时统计数字，该4省大豆占全国产量的70%，森林面积占全国的37%；辽宁铁矿储量占全国的79%、产量占37%，煤产量占36%，石油储量占50%；东三省发电量占全国23%，出口贸易占37%，铁路公里长占41%。东北在全国之经济地位极为重要。在国防上，东北战略意义更大。“东北为华北各省的屏藩，平津内地的唯一门户。”东省既去，“华北各地随时都有敌军压境之可能，攫取平津更是易如反掌”。[1]自热河失陷之后，华北门户更是全部向日敞开。日本之所谓“华北分离”工作亦随即展开，日军之挑衅事件纷起，华北危机四伏，最终酿成卢沟桥事变，日本借助东北的富源走上了全面侵华之路。
九一八事变之时，民众对中国军队的忍辱退让及“不抵抗主义”的论调，虽大多数人认为是一种“无可掩饰的极端无耻”[2]，但还有人抱理解的态度。到嫩江桥马占山孤军抗战，张学良坐视不援，以至于齐齐哈尔失陷，则受到社会普遍的谴责。及锦州撤防，东北军不战而退，舆论界攻击更烈，甚至要枪毙张学良者有，要张学良自杀以谢国人者亦有。公众对政府态度日趋不满，以至于外交部长王正廷被殴，国民党中央党部委员蔡元培挨揍，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亦被打伤。锦州危机期间，蒋介石最终下野，而新成立之政府亦受不住舆论的重压，旋即辞职。热河失守后，张学良被迫辞职，国内各界诟病执政党，要求还政于民的呼声日盛。蒋介石乃忍痛中止他的“剿匪”大计，迅速北上，安定人心，被迫作出抗战的姿态。
“不抵抗主义”的奉行使东北尽失，南京国民政府威信扫地，反对势力借此施以猛烈攻击。及至七七抗战后，虽然民族危机的加深促成了国内各派的暂时统一局面，但这种统治基础之薄弱并未消除，这点在全国抗战期间及战后均有表现。
九一八事变之时，日本关东军未遭中国军队抵抗，因而狂妄异常。其司令官本庄繁在给日本天皇的奏折中狂称：“臣等敢放言之，对支那领土，可于3个月内完全占领也。”[3]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亦吹嘘：“只要有竹枪二百万加上大和魂，就是对苏作战亦不足为惧！”[4]军事冒险的连续成功更刺激了日本的侵略胃口，使它最终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关东军连续冒险的成功也加速了日方各侵华势力的协调统一。本来关东军的急进之举与东京方面的缓图之策存在分歧。九一八事变之初，日本政府曾令关东军“勿扩大事态”，然关东军并不完全服从军部命令，军部亦无视政府内阁之决议，因此出现了关东军“先斩后奏”，而军部及政府事后予以承认的情形。但是，由于关东军连连得手，及至1931年底倾向于“不扩大方针”之若
内阁倒台后，犬养毅上台执政，便与关东军及军部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态度趋于统一。占领锦州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更为膨胀，日本终于在1932年3月退出国联。日本各派侵华势力完全融于一体，这在热河之战中得以充分体现。例如：1933年2月23日，日本关东军进攻热河的炮声和日外务省向中方提出的要“中国军队退出热河”的备忘录遥相呼应。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是为了使中国获得国际同情、依靠国联使日本尽速撤兵的话，那么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抵抗举动，徒使国际舆论相信日方片面的宣传，认为中国是个未统一的国家，中国军队只勇于内战而怯于对外。尤其是国联在通过限期日军撤兵案之后，中国军对锦州撤防更使外人认为中国军队毫无战斗力，不敢迎击敌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被国联大会接受之时，各“友好国家”均希望中国“坚决抗日”，但“中国在热河的军队非但没有守住阵地，抵抗日军进攻，而且接二连三地放弃了战略要地”。“（中国军队）士气不振，叛国变节、溃乱败退，未经一战就丧失国土。”[5]国耻之深令中国驻国联代表处境尴尬，甚至联名申请辞职。
由于中国的“不抵抗主义”，日本毫不费力地攫取了大片中国领土，国力大增。这促使一些国家认为中国是个完全不能保持自尊和独立的国家，不配被视为国际大家庭中具备独立自主标准的一个成员。此类看法助长了西方国家对日本侵华的绥靖态度，致使中国利益受到严重损害。(www.xing528.com)
注释：
[1]章太炎：《“九一八”给我们的损失》，载《国闻周报》第9卷第37期。
[2]《生活周刊》，第6卷第41期，1931年10月3日。
[3]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第343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
[4]［日］森岛守人：《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第6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
[5]《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191页，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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