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热河的侵略企图早就尽人皆知。“满洲国”成立之时,热河即被划为其一行省。国联调查团在东北时,伪满当局向其声明“满洲国国境,系以万里长城为界”。[1]锦州得手之后,日本关东军图热河愈急。时主政热河者为汤玉麟。汤治热期间,唯贩卖烟土、克扣军饷是务。九一八事变之后,他首尾两端,既与伪满通气,又对张学良逢迎,以保热省地盘。其部下如崔兴武、董福亭两旅则早密向日方“输诚”。
鉴于热河形势之严峻,蒋介石1932年7月初就给张学良指出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先派兵三旅用夜间动作到热河附近,使倭与汤皆不及防,一俟我军接近热河,再调汤至察省,则汤必遂令,倭亦无法”;二是“先占热河,而暂弃平津,亦在所不惜”。
他并请蒋伯诚嘱张:“此事万不可预先商汤,否则无异使汤召倭军占热也。”但是,张学良与张作相等商量后,乃弃置蒋之计划,并以此事告汤。蒋介石遂在失望之余,再建议张:“此事既已与汤子提出,乃不可再三延缓。”“务请从速派队星夜驰进,以免受制于倭。”[2]可是,张学良仍主张先与汤玉麟商妥,再派兵入热。汤玉麟早已视热河为其私产,岂容他人染指,拒绝东北军开进热境。直到7月17日,日军突攻朝阳,汤玉麟才被迫允许张学良派两个旅入热。是月底,张学良再以步兵4个旅集中热边,与汤玉麟商以增防热境,而汤玉麟自称足以应付,力阻其入境。后几经协商,汤玉麟才允该军驻热南。张学良当时在关内拥有精兵10多万,东北义勇军在东三省的抗日运动正处高潮,他完全可以出兵一举占热,以绝后患。但是,到热战爆发时,张学良所属东北军仅上面6旅用于热防,且辽热接壤处及热河省府承德等要地均任由汤军防守。
1933年元旦,日军自演爆炸案于山海关铁路守备队门前。2日,日军遂借此进攻中国驻关部队。3日,山海关在日军猛烈进攻下陷落。
日军攻榆主要是为了牵制张学良增兵热河,并威胁平津。1月21日,日外相内田康哉公然宣称对热河问题甚为关切。27—29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连发3道攻热命令,战争一触即发。此时,中国方面用来防守热河的兵力,包括汤玉麟军、万福麟军、冯占海军、孙殿英等部,约有七八万之众,但有实际作战能力者仅万部于兆麟、缪徵流、沈克等旅。蒋介石不停地电催张学良派张作相赴承德坐镇指挥,并令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率幕僚赴平襄助。2月17日,宋子文、张学良等同赴承德,鼓励汤玉麟之守土决心。
2月23日,日本关东军兵分3路总攻热河。不出3天,热河第一道防线即因守军叛逃和溃败而被敌攻破。到3月2日,热境要地尽失,而汤玉麟毫无战意,承德城中弥漫了“不抵抗”之空气。3日,敌军陷平泉,汤玉麟则率所部第1旅第1团放弃承德,逃至滦平。日军川原部队闻讯,即以128人之先遣队急趋承德,于次日顺利进城。热河守军至此已是全线崩溃。张学良之反攻计划亦告流产,日军直抵长城各口。
旬日之间,热河全陷,国内舆论顿时大哗,一致要求严惩汤玉麟及负热河抗战重责之张学良。5日,立法院长孙科在沪提出:“在前线指挥之汤玉麟等各军长官,应予严惩;即负责最重之张学良,亦应立即引咎辞职,以谢国人。”[3]7日,监察院长于右任呈文中政会,要求“将违犯命令失陷地方之张学良、汤玉麟等,尽快惩治,以肃纲纪”。[4]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上海市地方协会等公团亦联名致电南京,痛责张学良等人。众怨沸腾之下,张学良于7日晚向中央提出辞职。9日,蒋介石北抵保定,与张学良、宋子文面商热战善后。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1个月之后即由沪赴意大利。
热河之战中,不能说张学良未作抵抗,但他将东北军大部留驻冀察观望,则表明他未下全力抵抗决心。热境险要之地,防守部队如汤军、晋军、义勇军等均无多大抵抗力,战局一开,即告崩溃。纵万部东北军“抗战皆甚艰苦”[5],师、团长均有牺牲,亦无法挽回败势。故纵观此役,张虽无“不抵抗”之意,但一误再误的军事部署及汤玉麟的不战而逃、朝阳童旅的临阵叛变等,却使“不抵抗主义”得到最后一次表演。(www.xing528.com)
热河已陷,长城各口告急。蒋介石以何应钦为军分会委员长驻北平,自己坐镇保定部署长城抗战,将中央军之徐庭瑶、关麟征、黄杰各部调驻密云,守古北口;以宋哲元、刘汝明、赵登禹之西北军援喜峰口,守罗文峪;以王以哲、何柱国、万福麟之东北军分守滦东、冷口、界岭口,共计有中央军11个师、东北军12个师、西北军和晋军13个师。如此总计兵力接近35万人。长城抗战从3月5日开始打响,日本关东军首次遭到中国军队的有力抵抗。中国军队在长城各口尽力防守,各军表现卓越,战况惨烈,伤亡数万。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用鲜血洗去了“不抵抗主义”的耻辱。
注释:
[1]《时事月报》,第8卷第2期,1932年3月。
[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559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3]《中华民国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9辑,第41页,中华书局,1989。
[4]《革命文献》,第38辑,总第8986、8982页,中国台北,1964。
[5]《革命文献》,第38辑,总第8986、8982页,中国台北,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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