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抗日战争：二次抵抗主义的提出

东北军是不抵抗命令的实施者，因而实际的不抵抗命令只能由东北军最高长官张学良下达，这一点似已无疑义。那么，“不抵抗”一词最早见于何处？张学良是如何下达不抵抗命令的？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和哪些因素相关？迄今为止，由于没有看到实际的文字命令，因而不能完全确定上述问题。

从有关史料来看，9月18日晚上所执行的不抵抗命令不完全是张学良当时下达的。荣臻的报告是这样描述命令执行情况的：“信号声音爆发后，余（荣臻自称）即电话询问各方，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故全城商民军政各界，均无抵抗行动。”^[1]

张学良呈国民政府的报告中关于不抵抗命令下达和执行的情况的描述如下：“九月十八日晚十时后，沈阳城北忽有轰然炸裂之声，既而枪声大作。旋据北大营我第七旅报告，乃知系日军向我兵营攻击。先是我方以日军迭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偶一不慎，深恐酿成事端，曾经通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据前该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2]

有一种观点认为：不抵抗主义首见于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给南京政府的电报。曾当过张学良随身参谋的惠德安及台湾学者蒋永敬均持此论。^[3]该电转述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及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荣臻在当天早晨5时发来的电报，称：“日兵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政策，毫无反响。”^[4]然而，这一提法至少在事变爆发后一二小时内就已使用，而见诸文字最迟也应在日本驻沈阳总领事馆发给日本外务省的电报中即开始。

9月18日晚，日军的进攻刚一开始，中国东北军第621团团长何立中即用电话向第7旅旅长王以哲报告，王以哲立刻向荣臻报告，荣臻命令部队不要抵抗^[5]，并与臧式毅一起将情况报告给时在北平的张学良。正在陪人听戏的张学良立刻回到养病的协和医院，向荣臻等人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6]荣臻便再度命令第7旅官兵“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内则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须绝对服从。^[7]同时，东北当局顾问赵欣伯亦照此意思多次向日领馆交涉。他在电话中称：“中国方面决定实行不抵抗主义，所以希望日本军队能立即停止进攻才好。”^[8]11点30分左右，日步兵第29联队炮轰沈阳城，发起攻城战。据日人报纸所载总领馆当晚致外务省电，此时东北当局乃再次通知日领馆：“一，鉴于迟迟得不到关于日本这次军事行动的说明，我中国方面暂仍取不抵抗主义；二，在北门附近中日两国人民杂居在一起，以炮火轰击城厢事关重大，请力劝停止此种行动。”^[9]19日上午，外务省还收到另外一电，亦称：“中国方面声明完全出之以不抵抗主义。”^[10]

由上述可见，“不抵抗主义”的提法实于北大营及沈阳遭袭后，不久便被东北地方当局采用。19日晨5时，他们在致张学良的电报中再次使用了这个不伦不类的用语。张学良又将此语电告南京中央，同时公开用以说明处置事变的方针。例如，9月21日晚，他接见外国记者时，就称“当余闻及日军在东北将有某种行动时，余即命令中国军警收军器于兵库，取不抵抗主义”^[11]，以挫败日军诬称中国军队进攻日军的谣言，表明了中国方面对事件不负任何责任的态度；同时，他还披露了自己与部下协商所作的下一步的决策：“认为此时务须持镇静态度，当经通饬关内外机关，严肃规〔纪〕律，勿得轻举妄动。”后又公开表示：“余不知日本拟做到若何地步，或其目的所在。”“对此事全国一致，当然归中央应付。”“诸事皆听命中央办理。”^[12]从这些表述来看，张学良实际上认为这次事变已经超出了东北当局的能力可以应付的范围，只能由中央政府处理。从他请中央政府向国际联盟提起申诉来看，甚至也认为超出了中国政府能够应付的范围。

关于“不抵抗主义”的提出，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即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当夜是否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不抵抗主义”？

应当承认，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蒋介石在事变突发时径直下令东北军或张学良不抵抗的记载。但是，指称蒋介石在当夜给他们下过类似命令的回忆却很多。例如，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13]原东北军将领孙德沛则回忆说，张学良在1935年8月曾亲口讲，他在1931年9月18日晚接到蒋介石紧急电令，电文内容是：“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14]我们说，这些说法均是第三者的回忆，缺乏档案史料或电报原件作为佐证，故无法确认9月18日晚上事发后蒋曾给张下过不抵抗的命令。其实，有些材料本身就明显有误，如上述郭维城的证词说当时蒋介石在南京，而实际上蒋介石正在乘舰自南京赴南昌途中。^[15]更何况依当时的通讯条件，从事变爆发至沈阳沦陷短短几个小时内，北平和南京之间来回传递十几份电报是非常困难的。

据现已公布的正式史料，事变后蒋介石给张学良最早的一份电报是9月19日晚8时左右发出的，电文如下：“限即刻到。北平张副司令勋鉴：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避之。近情盼时刻电告。中正叩。皓戌。”^[16]由此电可知，蒋介石是在接到发自上海的电报后才获悉日军进犯沈阳，并非由北平方面得知消息，而且蒋介石获接消息已是19日了。

蒋介石没有在9月18日晚给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也可由张学良在事变后一系列的电报及谈话中证实。例如，张学良在9月24日致蒋介石电中称：“先是我方以日军迭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偶一不慎，深恐酿成事端，曾经通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该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态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17]

如果东北军的不抵抗是接受蒋介石当晚的命令，张学良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会提及的。60多年后，张学良还是如此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样做。我想绝对不会的。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18]

国民党南京中央政府获悉事变发生后，9月19日即召开了中央常务会议（蒋介石因往江西督促“剿匪”缺席），会议除决定向国联提出申诉、号召党内团结之外，没有作出有关军事方面的决策。同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致电各省党部、各报馆，要求言论要“力持沉着，勿使过分搏动情感”；行政院也致电各省市政府及有关军事部门要“力戒人民报复生事”，目的是防止日军借机造谣生事、扩大事端。^[19]9月20日，国民党中执委会致古应芬等人电中称：“综合现时所得之报告，日满铁守备队……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20]9月21日，蒋介石一回到南京，即在中山陵园官邸召集会议。会上确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外交的决策机关，对日避免扩大战争，向国际联盟申诉，求得公平的决断。^[21]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市党部党员会上首次公开这一方针，使用了“含愤忍耐”、“逆来顺受”、忍耐到“无可忍耐”之时则“宁为玉碎”等语对国民政府的决策予以阐释。这表明中央政府暂时无意改变不抵抗政策，但到一定时候会采取抵抗措施。至于到什么时候或“忍耐”到什么时候，中央政府并没有确定。9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22]在中央政治会议上，虽然未对是否立即抵抗的问题进行专门讨论，但中央要员们的发言中谈到了立即予以抵抗的种种困难。他们认为的困难是：“我们的军队不大好，而内战又复不已。”“政府现在靠公债度日，战费从何筹集。”“我们现在所吃亏的，是没有钱没有枪。”“上海有日兵三千多，下关也有日本军舰，要战是不行的。”如此等等，主要是从中日之间实力对比的差距方面感到不能立即抵抗。同时，他们又认为外交上如果自己没有一定的力量显示也不会有效果，因而要积极准备抵抗。主张立即抵抗的声音较弱。对于这种不能立即抵抗又要准备抵抗的政策考虑，在具体落实上，南京政府实际只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是派代表与广东国民党非常会议接触，积极推动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统一，以共赴国难；其二是由蒋介石电令军事长官，如在山东、上海等地，遇日军有“越轨行为”，应进行武装自卫。针对日军继续在东北扩大侵略的状况，没有下令东北军立即予以抵抗。蒋介石给对东北地方当局的指示是：首先，力辟日军谣言；其次，“切勿单独交涉，而妄签丧土辱国之约……不如委诸国联仲裁”^[23]，强调将事件交由国联处理，并表示“中央负全责，必有办法”^[24]。这些与张学良所主张的一样。中央政府的所谓“负全责，有办法”，主要是通过外交途径、推动国联对事件进行调处。为配合国联对事变的调处，国民政府也十分强调自己的和平立场。由此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蒋介石与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处理的决策思路甚至某些内容在日军扩大侵略的前提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中央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在处理九一八事变上政策和态度的某些一致性；另一方面则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央和地方从各自的立场共同推动了不抵抗政策进一步发展。

因此，有人问：“东北不抵抗的命令到底是蒋介石下达的，还是张学良的意思？”对此，国防大学徐焰将军给出了干脆利落的回答：“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有责任。”他进一步指出：“轻易丢失东北，蒋介石提出不抵抗政策固然要负首要责任，处于割据状态的东北军不敢迎战也是精神软骨症的突出表现。”“一遇到日军进攻，东北军许多人便如鼠见猫，精神上首先成为日本人的俘虏，再加有上峰的退让命令，在全身战栗发抖时焉能进行抵抗？”^[25]徐焰将军的分析言辞犀利、鞭辟入里，发人深省。

注释：

[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编（一），第262、259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2]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编（一），第262、259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3]惠德安：《张学良将军戎幕见闻》，第9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蒋永敬：《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中国对日政策之争议》，载《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27—1937）》，中国台北，1984。

[4]《革命文献》，第34辑，总第7557页，中国台北，1964。

[5]1931年9月25日《京津泰晤士报》。

[6]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编（一），第262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https://www.xing528.com)

[7]《生活周刊》，第6卷第1期，1931年10月3日。

[8]［日］森岛守人：《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第53页，1980。

[9]1931年9月20日《京津日日新闻》。

[10]《革命文献》，第34辑，总第7706页，中国台北，1964。

[11]1931年9月22日《北平晨报》。

[12]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第484—485、496页，新华出版社，1992。

[13]1946年8月24日《东北日报》。

[14]《张学良将军与东北军（1901—1936）》，第21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15]《革命文献》，第36辑，附《日本侵华大事年表》（一）。

[16]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78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17]《革命文献》，第34辑，总第7563页，中国台北，1964。

[18]［日］臼井胜美：《昭和史的最后证言——张学良》，第72—73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19]辽宁省档案馆：《奉系军阁密电》，第4册，第184页，中华书局，1985。

[20]《革命文献》，第35辑，总第7856页，中国台北，1964。

[2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80—281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22]《革命文献》，第35辑，总第7865页，中国台北，1964。

[2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79、287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24]刘维开：《重要文献》，第4页。

[25]见《铁血论坛》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