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1928年宣布东北“易帜”，促成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但中日矛盾在东北地区的尖锐程度并没有因此而减轻。嗣后，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身份负责东北全部事务，其中也包括外交事务。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尽管后期有一些矛盾，但总体上看，张学良和中央政府在外交上还属密切合作，基本上接受中央政府与蒋介石的指挥。从此，东北地方当局开始将一些对外事务交由中央政府处理。中央政府也有意参与或接揽有关东北的外交事务，以求对外交涉事权集中。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了张学良真心诚意促成国家统一的意愿，也体现了他有意将中央政府作为以后解决东北有关外交问题的靠山，减轻自己所受到的来自日、俄两方面压力的倾向。1930年3月，张学良曾清楚地解释过：“东北四省，对日、对俄，关系复杂，外交上不便与南京政府断绝关系，际此时局，处境较具苦衷，外交问题，今后仍与宁府联络进行。”[1]同年12月，张学良又在中央政治会议上说：“东北之危机，影响于全国者甚大，希望中央各同志时加注意。”[2]这些话表明：在外交事务上，张学良有迫切需要中央政府帮助的倾向。在东北的外交事务中，对日问题最为突出，到1930年12月，据说未解决的交涉案件积压有400余件。当时东北的对日交涉状况，据后来回忆说，日本人就是不肯到南京去办交涉，而张学良则“把对日外交全部交给中央，有问题向中央推”，东北官方也采取不是“推”就是“拖”的态度，以至于日本人找不到交涉对象。这种状况表明：张学良及东北当局在处理对日有关事务时，采取的办法是尽量把问题推给中央政府，自己并不积极主动。东北地方当局与中央政府在外交事务处理上的这种局面，使张学良和东北地方当局一方面容易产生退避以待中央政府处理的状态，另一方面也容易产生对中央政府对外方针的依赖。
张学良表面上对日人虚与委蛇，但对日人扩大在东北利益的行径作了抵制。这主要表现在他通过大力推进铁路、港湾及军队现代化等方面的建设，加强经济和国防力量。日本对张学良依附南京中央政府深为不满，更对其力量逐渐加强感到担忧。
为解决关键性的铁路问题，包括与“满铁”并行铁路的建设、建设吉会路新线等铁路纠纷问题，日本和东北当局之间举行了多次谈判，均无实质性进展。1931年1月，“满铁”理事木村锐市和张学良亲自进行交涉，但因双方要求相距甚远，以至于谈判搁浅。2月底，张学良将谈判之任务交给新任命的东北交通委员高纪毅，自己赴北平办公，而高纪毅亦于3月赴津，谈判遂无结果。当时，东北民间反对对日妥协的呼声甚高，而“满铁”经营状况的不景气使日本关东军和“满铁”均倾向于“不惜以实力行动”来加以解决。尤其是日本关东军，态度更“日趋僵硬化，反张的空气打破了历年的惯例，出现许多诸如事先不通知即进行军事演习，包围奉天城（即沈阳）的演习，拒绝中国军队进入附属地等事件”。[3]日方提出的所谓“木神原农场问题”、“十间房的陆军军用土地问题”等“悬案”，更加剧了东北形势的紧张。
事实上，无论是张学良还是东北当局，对日本在东北的行动都是密切关注的。张学良和东北当局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对日本的种种情况和关东军要以武力解决所谓满蒙问题并不是毫不知情。但是，张学良此时认为“中国没有力量跟日本打”。[4]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更减弱了他对东北国防力量的信心。[5]《伯力议定书》在他头上投下了沉重的阴影，既然他已认识到凭东北军实力不能在与苏联人冲突中冒险成功，那么他在当时又能凭什么与日本人正面交锋呢？张学良的这种心态亦反映在东北军的军事部署上。[6]
1930年9月18日，正值蒋、冯、阎、桂中原大战呈胶着状态时，张学良通电拥蒋，并率10万大军入关，中原大战即以冯、阎宣告下野而结束。然而，张学良此次进兵关内，虽获河北、察哈尔地盘，却使东北边防更趋薄弱。这些均为后来对日不抵抗之原因。
1931年7月初，在长春市郊爆发了万宝山事件，并诱发了令人震惊的朝鲜排华案，中日关系顿趋紧张。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东北当局采取抑制民众、以防事态扩大的方针。7月6日，张学良电令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宜亟力避冲突。”[7]7月1日，吉林省府主席到北平请示万宝山案解决办法。8日，张学良在和其他东北要人磋商后，决定“对日寇‘隐忍自重’，基于和平手段，依据‘公理’，由东北政务委员会及吉林省政府负责解决事件”[8]，并以此电令东北当局。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对“万宝山案”亦持相同态度。7月8日，监察院长于右任通过高纪毅转告东北当局：在外交方面，“应该以平静态度处理抗争”，不应让民众有“越轨行动”，极希望“东北同志也明察此理，勿出轻率举措”。[9]蒋介石亦于7月11日致电张学良，要求东北当局抑制民众运动；12日又密电张：“此非对日作战之时。”[10]
“万宝山案”还未了结，东北又发生了一起更大的涉日案子——中村事件。7月中旬，关东军探知日谍中村震太郎等人被东北屯垦军第3团秘密处死，遂借此大做文章。8月17日，日方公布中村事件，日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就此事与辽省主席臧式毅举行谈判，但由于日本提不出多少有力证据，谈判陷于停顿。然而，日本国内则因中村事件对华强硬论达到极点，形势日趋恶化。9月5日，荣臻应召抵北平，请示处理中村事件办法。据今在中国台湾的知情人回忆，张学良当时指示：“沉着应付，勿使扩大，敌果挑衅，退避为上。”荣臻把张学良的指示油印后发给东北军各部队，使其周知并贯彻执行。[11]9月6日，张学良致电臧式毅、荣臻（即著名的“鱼”电）：“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衅，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12]
另外，事变前，张学良还对下属“坚嘱务要避免其锋，镇静应付，稍一不慎，必出大乱子”。[13]
从上述所引史料来看，张学良对当时的形势及应付方式有如下认识：其一，日本希望扩大中日之间的矛盾，并拟对东北进行武装挑衅；其二，应付办法是尽量避免冲突，免酿事端，避免中日本人的圈套，导致日军占领东北，要以公理进行周旋。张学良的这种判断及应付方式在他后来的回忆中也曾提到。他说：当时“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但我下令，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再捣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当时都是这样的思路”。[14]张学良及东北地方当局的这种判断，显然无视了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军人拟一举解决满蒙问题的新动向；其应付方针明显是退缩式地对待中日之间外交事务的反映。有这种状态的存在，又有东北地方当局与中央政府在处理东北外交事务上的实际关系状况的存在，在中央政府未确定以武力抵抗日本政策的前提下，张学良及其东北当局当然比较容易接受不抵抗。这种方针正是“不抵抗主义”提出的基础。
关外风云骤紧，关内形势亦日趋严峻。张学良坐镇北平，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安定北方之局势，但反对派力量不容忽视。在南方，忙于“剿匪”大计的蒋介石遇到国民党内更为猛烈的挑战，因软禁胡汉民而引起的反蒋运动愈演愈烈。1931年5月28日，粤、桂派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同时，邹鲁等还北上寻求各实力派的支持。7月19日，石友三在广州派支持下公开叛蒋，率部进犯平津。一时间，粤系、桂系、晋军、西北军等各反蒋势力大有联盟成功之势。
7月底，石友三军在东北军、中央军及晋军商震部的夹击下失败。但是，东北军主力部队仍被“钉住”在华北，张学良身陷于动弹不得的境地。蒋介石需要张学良在北方为他“维持安宁秩序”[15]，以便他“剿灭赤匪”，“削平叛乱”。[16]值此之际，蒋介石当然不希望东北当局与日本人冲突而影响“大局”，故他和东北当局在处理对日问题上态度一致。
当时，日本国内“满蒙独立论”、“武力解决满蒙”等各种狂热的喊声喧嚣不已，日军在中国东北满铁附属地一带频繁举行各种军事演习。7月，沈阳的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在兵营内偷偷架起了两架24厘米的榴弹炮，而柳条湖爆炸阴谋则早于6月底就已策划好了。[17]在关东军剑拔弩张的气氛中，东北当局总是小心翼翼，尽量避免与日冲突。面对敌人的挑衅，张学良仍以日军“寻事”视之[18]，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19]，而以不抵抗处之。
注释：
[1]《致阎锡山电（节要）》，载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一）第267页，新华出版社，1992。
[2]张学良：《东北各省最近情形》，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57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3]［日］森岛守人：《阴谋·暗杀·军刀——一个外交官的回忆》，第37—38、6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www.xing528.com)
[4]［日］臼井胜美：《昭和史的最后证言——张学良》，第62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5]顾维钧曾在回忆录中谈到中东路事件时张学良对苏联的错误判断及他在遭受失败后的沮丧心情。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403—407页，中华书局，1983。
[6]根据日本军方调查，东北军在入关前其部署大多集中在从山海关到辽河的北宁路沿线及中东路沿线等地，而作为东北首府的沈阳只有17000人，与朝鲜接壤的国境仅有6000人，可见张学良并未做与日本人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准备。参见土田哲夫撰《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载漠笛编《张学良生涯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
[7]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83—84页，中国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
[8]转引自土田哲夫的前揭文。
[9]转引自土田哲夫的前揭文。
[10]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83—84页。
[11]转引自土田哲夫的前揭文。
[12]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史》，第67页，中华书局，1988。
[13]《王化一日记选辑》，载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辽宁文史资料》第17辑第271页。
[14]访录者唐德刚，著述者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卷，第431页。
[15]转引自土田哲夫的前揭文。
[16]《先总统蒋公言论总集》，第30集，第150—151页，中国台北，1984。
[17]［日］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第205—20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18]参见王铁汉（原东北军第7旅第620团团长）1981年回忆文章，转引李敖著《蒋介石研究》第5册第123页，华文出版社，1988。
[19]［日］臼井胜美：《昭和史的最后证言——张学良》，第62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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