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折》过于露骨地表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野心。它的出乎意外地被披露，使日本军国主义当权人物大为恐慌，纷纷跳出来辩解，一口咬定“未曾见到过这样的文书”。[1]直到最近几年，还有人罔顾事实，或一如既往，矢口否认；或抓住抄录和翻译当中某些不可避免的技术性错误，大做文章，进行狡辩，坚持说什么《田中奏折》“是一份虚构的东西”。[2]穆耳指出：《田中奏折》是否认不了的，一切狡辩都是徒劳的。对此，他作了严密的考证和探究。
《田中奏折》作为行动纲领，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其为“教科书”进行了一系列侵略行动。例如：1928年出于分裂中国、阻止蒋介石北伐之目的，再次出兵山东，制造屠杀中国军民数千人的济南惨案，并直言不讳地扬言“以此向中外显扬皇军威信，并为在整个中国发展国运奠定基础”[3]；为吞并东北，制造皇姑屯事件，杀害了张作霖；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1937年发动卢沟桥事变和淞沪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又发动太平洋战争，把战火燃遍了亚太地区。用《田中义一传记》编者的话说，这一切都与“这份文件（指《田中奏折》）的内容合拍”。请问：难道这能是偶然的巧合吗？
另一个事实，那就是《田中奏折》本身的披露。这一点，中国有人证物证。有两个当事人：一个是抄送者蔡智堪；一个是接受、翻译和印发《田中奏折》的王家桢。蔡智堪祖籍为中国台湾，出生于日本，加入日籍，在日本拥有巨额财产，并与上层人物交往甚密。但是，他不忘祖国，热爱祖国，渴望中日和平。他利用经常到东北经商之便，“多年以来，经常把所知日本内幕政情”通过王家桢“纯义务地供给张学良将军”。蔡智堪回忆：东方会议后，田中密奏即有所风闻。1928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蔡在私寓宴请中野正刚等人，“下女送上沈阳寄来小包邮件，打开一看，乃系大饼（点心）一枚”。“席散后剖饼视之，得王家桢手书……云：‘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蔡于是决计“运用国民外交技术，利用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取得这一文件。前内务大臣、民政党顾问床次竹二郎表示：可以协助蔡“利用这个机会以谋取田中奏章”。[4]同时，日本维护天皇万世一系皇权的元老派及其同盟者也反对田中“武力外交”[5]，“认为田中吞并满蒙政策终将激起军人革命，危及天皇万世一系，正急于破坏田中政策”，于是与民政党合作，共同倒阁。经过数次联络，蔡智堪终于得到反对田中政策的内大臣、宫中辅弼天皇的首席政治顾问牧野伸显的支持。蔡还回忆说：“民国十七年六月某日的一个夜间十一点五十分，我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大小型三四十张，绿色锈〔绣〕线数团，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个补册工人……”经“红叶山下御门入门后，距皇室书库约走五六分钟。我进入书库的时间是零点五十分”。“田中奏章系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共六七十张，奏签‘田中首相奏章’。我将碳酸纸装铺原件上，用铅笔以描出。所用的碳酸纸系民政党总裁专用的薄质原纸。”“费时两夜”抄完。[6]
王家桢当时任张学良“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秘书主任，襄助张“办理对日外交事宜”，着力收集日本政情资料。王家桢回忆：“这年年尾前后，我们的驻东京办事人（蔡智堪——引者）……分批给我寄来一些文件。”这“就是由政友会新选出来的总裁田中义一大将在大连（系‘东京’之误——引者）召开东方会议的一部分会议秘密记录，经整理后以奏折形式奏呈日本天皇的，我就给它起名为《田中奏折》”。1929年春译出后“面呈张学良”，“因为是极密文件，特在官银钱号印刷所印刷，用上等宣纸六开大本装订，共印二百本，发给在东北范围内简任级有实职的人员每人一本，送给南京国民政府四本”。[7]王后来又说：中译本共发出120本，其余80本和原抄件在九一八事变前是在他手中保存的。[8]1929年12月，中国的《时事月报》始把《田中奏折》译文披露于世。
蔡、王回忆中的基本情节，就连某些否认《田中奏折》的日本官方人士也含糊地供认过。高仓彻一在其所编《田中义一传记》中供认：那份“奇怪文件”，是“眼中只有政权的反对党谋士作为倒阁工具秘密送给中国的”。其实，那份“奇怪文件”就是《田中奏折》。原陆军大将铃木贞一也说：“前述文件”是由宪政会的“某位有权势的人物”作为倒阁工具猎取，“把它送到了蒋介石手中”。[9]
日本军国主义的职业外交家、甲级战犯重光葵（此人从1928年济南惨案后出任日本上海总领事，九一八事变之年任驻华公使，东条内阁时任外相，日本无条件投降时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可说是经历了《田中奏折》的出笼、实施和破产的全过程）在辩解时，一面声称“日本不存在这种公文”，因此“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恶意的宣传而不屑一顾”；另一面又说“其后东亚所发生的事态，以及根据此种事态日本所采取的行动，似乎正好就是以田中备忘录（即《田中奏折》——引者）为教科书的”。[10]
《田中义一传记》的编者也有同样不打自招的辩词。尽管他说“就编者所知”，“可以说它（《田中奏折》——引者）是一份虚构的东西”，但是又说“日后日本所采取的政策与这个文件的内容合拍”。[11]
这就令人不解：难道日本军国主义十几年的侵华和世界性战争，如此“伟大”的行动真的没有自己的行动纲领，而靠什么“恶意宣传”的或“虚构的东西”为指导吗？什么“合拍”？什么“似乎”？其实不揭自穿：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对外扩张，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难道不正是以《田中奏折》为行动纲领的吗？
日本还有人企图抓住《田中奏折》在仓促抄录和翻译上一些不可避免的技术错误大做否定文章。例如，否认《田中奏折》的原陆军大将铃木贞一说：“当时在野党的宪政会……对田中内阁抱有强烈的反感，属于该会的某位有权势的人物（名字特别保密）经常说他知道存在前述文件（即《田中奏折》——引者），决心利用它作即席倒阁的工具；相互研究后，结果选择了下述手段，即先把它送给蒋介石，让蒋介石向日本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宪政会则与抗议相呼应，把它作为政治问题提出来，从内外两方面进行夹攻，以打倒田中内阁。这样，这位人物经过四处活动，得到所需要猎取的文件，随即便通过可靠的联络网把它送到了蒋介石手中。但这份文件在南北抗争极为纷扰的中国内地转来转去，在这过程中，文件被误交给了中共方面……他们进而把它改造，以使其有利于自己，然后先在中国的报纸上发表，继而作为材料提供给外国报导机构。日本反过来进口这份文件也是当然的。现在流传的这份文件的行文中，有些地方很幼稚笨拙，我们怀疑，正是通过这种途径由汉语译成日本语的结果。”[12]
我们说，铃木本欲利用文件抄录和翻译上的错误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却无意中证明了它存在的不虚。如果根本没有《田中奏折》，那么反对党怎会拿它作倒阁工具？又怎会把它猎取来转送给蒋介石？如果没有《田中奏折》，又怎会出现抄录和翻译上的一些技术问题呢？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把戏吗？其实，关于这些错误，当事人王家桢早就指出过。他说：“这个文件，大概是分十余次寄来的……稿件抄得非常潦草，错字错句很多，念起来也不顺口，不易阅读。”因此，只好“将意义不明了或是脱字脱句的地方逐一经过研究，加以添补……经过翻译整理，订成为一个完整的文件”。[13]因此，企图抓住抄录和翻译上的技术性错误来否定《田中奏折》本身，同样也是徒劳的。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田中奏折》是确定存在的，日本军国主义狂热之徒正是以它制定的“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的战略图谋，一步步走上侵略战争的不归之路的。这一战争不但害了中国及亚洲人民，同时也害了日本人民自身！诚所谓：“害人如害己。”
注释：
[1]［日］松冈洋右1932年11月23日在国际联盟行政院会议上的演讲，全文原载南京政府外交部情报司编《民国二十一年外交大事记》附录第21—22页。(www.xing528.com)
[2]［日］高仓彻一：《田中义一传记》，下卷，原书序，1958。
[3]［日］参谋本部：《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第99页。
[4]蔡智堪：《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载香港《自由人》1953年8月29日。
[5]泰特斯：《战前日本的宫廷与政治》（日译为《日本天皇政治》），第146页，哥伦比亚大学版，1974。
[6]蔡智堪：《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载香港《自由人》1953年8月29日。
[7]王家桢：《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79。
[8]王家桢：《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79。
[9]［日］高仓彻一：《田中义一传记》，（下）。
[10]［日］重光葵：《重光葵著作集》，（1），（《昭和的动乱》），第15页。
[11]［日］高仓彻一：《田中义一传记》，（下）。
[12]［日］高仓彻一：《田中义一传记》，（下）。
[13]王家桢：《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载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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