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耳进一步用大量史实研究和论证了《田中奏折》出自田中之手，令人信服。
对于《田中奏折》出自何人之手，日本某些人士狡辩说：“所谓田中奏折者，决非在日本所制造……决非真品。”[1]“此项奏折的起源，据称系居住在北京的某国人（故意隐其国籍）所伪造。”但是，其又自相矛盾地说：“这个奏折大概是某日本人所作。”[2]有的人甚至反诬说中国歪曲了东方会议的性质，诡称《田中奏折》是中国“捏造的排日文书”，一口咬定“田中的对华政策同‘上奏文’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3]这真是奇谈怪论！
既然《田中奏折》是“某国人”或“中国人”或“某日人”“伪造”的，那么田中的“上奏文”又叫什么？如果田中的“上奏文”即《田中奏折》，那么它同田中的对华政策又怎会“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东西”呢？
文如其人。政策一定符合制订者的思想。对照一下田中对华政策和其奏折的内容就不难发现，《田中奏折》只能出自田中之手。
田中以“强硬外交”自诩，并一贯主张“对华积极政策”。他上台后发布的“施政方针”及其侵华政策的实施、召开东方会议的目的和闭幕时之“训示”词，都无可置疑地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他给宫内大臣一木喜德的《请代奏明对满蒙积极政策函》说得更加明显。他说：“欧战而后，我大日本帝国之政治及经济，皆受莫大不安。推其原因，无不因我对满蒙之特权，及确得之实利，不能发挥所致……然臣拜受大命之时，特赐对中国及满蒙之行动须坚保我国权利，以谋进展之机会。”“然臣自在野时主张对满蒙积极政策，极力欲使其实现，故为东方打开新局面，造就我国新大陆，而期颁布昭和新政。计自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共十一日间招集满蒙关系之文武百官开东方会议，对于满蒙积极政策已经议定。”[4]在这里，田中不仅表明了对华扩张的野心，而且自供了《田中奏折》的基本内容是和自己的对华政策完全一致的。
《田中奏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提出了以满蒙为扩张基地的新大陆政策的战略总纲和实施这一纲领的具体步骤：“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中国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之危险。”“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中国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中国之利源。以中国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第一期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期灭亡朝鲜，“现皆实现”。[5]“尚未完成”的是：分割满蒙，进而灭亡中国，征服世界。
第二，为实施“满蒙积极政策”歪曲历史，捏造“满蒙非中国领土”论。田中认为：捏造历史为扩张之必需，然亦非易事。因为“不幸者，日俄战争之时，我国宣战布告明认满蒙为中国领土。又华盛顿会议时，《九国公约》亦认满蒙为中国领土，因之外交上不得不认为中国主权。因此二种之失算，致祸我帝国对满蒙之权益”，所以“我国此后有机会时”，必须向世界阐明“满蒙者，依历史非中国之领土”，实施“满蒙积极政策”须“以二十一条为基础，勇往迈进”，全面攫取一切特权，并“保持我永久实享之”，“待有机会时，以得寸进尺方法而进入内外蒙古，以成新大陆”。[6]
第三，估计了实施“满蒙积极政策”的障碍。“最可恐怕者，则中国人民日就觉醒”以及“将来中国统一”。还有美苏干涉。日本“欲以铁血主义而保东三省，则第三国之亚美利加，必受中国以夷制夷煽动而制我。斯时也，我之对美角逐，势不容辞”。“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又，“最近将来在北满地方必与赤俄冲突”。为此，日本以美、苏为假想敌国，要加强对满蒙的掠夺，加速“以军事为目的”的战略准备。[7]
由此看来，这个文件虽然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政策的必然延续和发展，是在新历史条件下拟制的新大陆政策，然而在当时的日本却只能出自田中之手，他人难以制造，别国人更捏造不出来。(www.xing528.com)
注释：
[1]［日］松冈洋右1932年11月23日在国际联盟行政院会议上的演讲，全文原载南京政府外交部情报司编《民国二十一年外交大事记》附录第21—22页。
[2]［日］松冈洋右：《活跃的满蒙》，第35页，1931。
[3]［日］稻生典太郎：《环绕（田小奏折）的三个问题》，载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诸问题》（1964年7月）。
[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田中奏折探隐集》，北京出版社，1993。
[5]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田中奏折探隐集》，北京出版社，1993。
[6]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田中奏折探隐集》，北京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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