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正确认识抗日战争

我们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端。不应把九一八事变看作是只有局部意义的中日两国的地区性的一般军事冲突，而应把它看作日本企图建立军事独裁法西斯专政、实现其独占中国的“大陆政策”的第一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人民首先以武装斗争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武装侵略，从而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大规模侵华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由此抗击日本侵华的开端。从九一八到日本投降，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日这两个过程中间一直就没有停止过。

日本一些历史学家也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满洲’（九一八事变）为导火线而开始升起的”。苏联检察官克伦斯基在远东军事法庭上曾说：“如果我们可以指出一定的日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段血腥时期的开端的话，1931年9月18日恐怕是最有根据的。”^[1]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虽然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个时期（即1931年9月—1937年7月近6年）还只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4省地区进行，但却从未停止过，这不仅为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救亡斗争起了重要的准备作用，而且给日本侵略军以严重打击。仅就日本官方大为缩小的统计数字，14年里，日本关东军被我东北抗日联军等部毙伤俘者有近万人。毫无疑问，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东北人民及广大爱国官兵反对日本侵略军的各种形式的武装斗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以，毛泽东于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2]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藤原彰在其编著的《日本近代史》第3卷（论述了1931—1960年的日本历史）的序章中也公允地指出：“本书是以日本开始发动了历时14年侵略战争的1931年为起点，概括地叙述从那以后的日本近代史。”^[3]可见，日本历史学家不仅把1931年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开始，同时还把这一年划作日本近代史现代部分的一个“起点”。由此说明，日本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这在世界上都是公认的。那么，我们自己为什么把中国武装抗日斗争的开始时间硬要从1931年9月推后到1937年7月呢？我们说，割断历史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中国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具有反对法西斯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性质。以中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开始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的起点，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考察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处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其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5]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发生了显著变化。

1.由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企图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从而加深了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由此而来的中国军阀割据和军阀内战的潜在矛盾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赞助中国的割据和内战，以便利其独占中国；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其在华的权益，则暂时地赞助中国的统一与和平。

2.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国内阶级矛盾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由此变动了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中国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它们的代表人物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九一八事变后，不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爱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积极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而且连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也发生了变化，国民党的营垒也出现了破裂，其中一部分爱国志士投入了抗日斗争，如马占山、蔡廷锴、冯玉祥、张自忠、张学良、杨虎城等名重一时的抗日风云人物。

总之，“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6]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所不断发生的变化，一直持续到1945年9月日本战败投降，中日民族斗争这个主要矛盾才得以解决。此后，中国社会又恢复到九一八事变前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形态，其主要矛盾又变成了一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由此看来，九一八事变后与七七事变后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是一样的，七七事变的爆发则是对中日民族斗争这个主要矛盾的加深与扩大，而没有使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性质有所变化。因此，把1931年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既符合中国抗日战争史的客观实际，又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历史时期标准的科学理论。

就抗日战争的性质而言，它是中国在20世纪30—40年代进行的由不同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及各族人民参加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此，我们在界定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时，就不能以国民党政府是否主张、参加抗战作为标准来评判。历史的事实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是一个不断扩大、不断升级、由局部侵华演变成全面侵华的过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1932年制造一·二八事变，进犯上海；1933年1月进攻热河；1934—1935年制造张北、察东和河北事件，进而蚕食华北、分离内蒙，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和伪“蒙古军政府”……最后制订1937年度侵华作战计划，扩大增设在平津地区的驻屯军，准备随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同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是一个从小到大、由局部地区抗战逐渐发展到全国性抗战的历史过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违反张学良东北当局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抗日。例如：马占山部在黑龙江的江桥抗战；黄显声等指挥军警阻击日军侵略锦州；李杜、丁超等部在哈尔滨外围地区袭击日军……他们的抗日行动促进了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及抗日斗争，也为中国共产党组建抗日武装创造了有利的群众基础。到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规抗日武装由原来的8个小游击队发展到11个抗日联军，共计有4.5万余人，从而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体骨干力量。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蒋光鼐、蔡廷锴和张治中等率国民党第19路军和第5军奋起抵抗。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察哈尔，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佟麟阁等率部组成抗日同盟军，给日军以严重打击。前后3次违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的抗战行动，都被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手破坏和扼杀了，而《上海停战协定》、《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出卖国家主权的妥协投降条约则是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手支持下签订的。

中国抗日战争史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史。但是，有人偏偏提出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没有参加抗战，所以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战的起点，进而认为：“怎么可以把屈辱的‘九一八’当作神圣的中华民族抗战的开端？”然而，我们认为：要说屈辱，真正屈辱的是蒋介石国民党及其执行“绝对不抵抗”政策的溃逃官兵（从九一八事变前到西安事变，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一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国策），而不是部分爱国官兵、广大人民群众，更不是九一八事变后立即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侵略者以打击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保证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创立义勇军3个条件下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但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拒绝。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郑重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抗日救国。同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提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7]1936年9月，中共调整自己的政策，改变了过去“抗日反蒋”的口号，确定了“逼蒋抗日”的政策。西安事变后，中共又确定了“联蒋抗日”的方针。总之，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不断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决定并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线，以团结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因此，如果我们不以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那么就等于自己抹杀6年来东北民众、部分爱国官兵、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19路军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从事的抵抗日军侵略的英勇斗争。我们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高度来看待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

由上可见，如果以有的人所谓“中国政府”（即国民党政府）是否参加抗战为“标准”来界定抗日战争的起点，九一八事变就难以“达标”；但是，如果以东北三省的广大民众、爱国官兵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作“标准”来界定抗日战争的起点，九一八事变无疑是抗日战争的起点和“路标”。

退而论之，假如按照以国民党政府是否参加抗战作标准来界定起点问题，七七事变也不能作为抗战的起点。这是因为：蒋介石在1937年7月17日的谈话中虽然表示“准备应战”，但又坚持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变）的解决。”此时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仍处于游移、动摇、妥协、退让的徘徊之中。直到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日军的炮火直接威胁到四大家族的经济中心时，8月14日，国民党政府才真正转向抗日。照此推理，岂不把“八一三”或“八一四”作为中国抗战的起点更好吗？可以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抗日，是日本、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逼出来的。以不愿意抗日、被动抗日和消极抗日的一方作“标准”界定起点，势必使人产生疑虑：其立场、公允、客观都到哪去了？(www.xing528.com)

所谓抗日战争的起点，简言之，就是抗日战争的重大事件的开始时间问题。可是，有的人则把抗战的规模、范围、甚至性质等混为一谈或完全重合了，说什么九一八事变后虽有抗日战争，“但多半是局部的、自发的，不连续的”。我们说，任何事情的起点总是由小到大产生和发展的，这是事物运动的辩证规律。区别抗日战争的“起点”与“规模”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意义。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历史来看，九一八事变是局部抗日战争的起点，七七事变则是中国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扩大为全国性抗战的转折点。简言之，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起点，七七事变是全国性抗战的起点。局部抗战也是抗战。这是实事求是地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得出的科学结论。如果不承认中国的抗战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是14年，就会给人一种日本从七七事变才开始侵略中国的印象，有意无意地淡化日本侵华的罪行；就会给人一种中国是从七七事变才开始抗战的印象，认为在七七事变以前的6年中国并没有抗战，这对于宣传中国的抗战是很不利的。

值得欣慰的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和时限，现在国家已经明确从九一八事变算起，中国的抗战是14年，而不是8年。这是非常正确的。

注释：

[1]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4卷，第150页，商务印书馆，1962。

[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34页，人民出版社，1991。

[3]［日］藤原彰：《日本近代史》，第3卷，第2页，商务印书馆，1992。

[4]《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4页，人民出版社，1963。

[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43页，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6页，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1页，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