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字准确率高达90.7%，汉字字形演变成完整和谐的格式道

周先庚在汉字诵读实验中，试图证明横读与直读没有根本区别，直读快是因为习惯。他提出三个理论假设：一、一行中各个字的相对位置比诵读方向（即横直读）更重要；二、习惯与练习是造成横直读差异的主要原因；三、诵读方向之所以影响效率，是因为一行中各个汉字，在诵读过程中有一定的空间先后与时间早迟。[78]绝大多数读法研究只关注横直读对阅读效率的影响，周先庚实验的新颖之处，在诵读方向外，引入另一变量：字体位置（the position of characters），从这两种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考察汉字诵读的心理过程。

基于诵读方向与字体位置的叠加效应，周先庚提出一个理论假说，即从时空连续性上把握中文读法。周先庚的时空顺序（temporal-spatial sequence）理论，跳出横直读之争，在更接近诵读常态的实验条件下考察汉字诵读的特殊性。所谓时空顺序，也就是一行中各个字的相对位置，一个字“跟随着”一个字。“跟随”（follows）的意义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两个字写在纸上，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只是空间上的“跟随”。当有人诵读时，毗邻的文字由空间上的跟随，转化为时间上的跟随。这种时空连续性是在诵读过程中产生的。[79]

周先庚从人眼的生理机制上解释此种时空顺序，当诵读时，眼球跳动有一定的空间的先后与时间的早迟，从一个字的一边滑动到另一字的相邻边。这种时空顺序对于汉字诵读极为重要。当直排占统治地位时，汉字诵读的常态是从一个字的下部，到另一个字的上部，即“bottom-to-top”的顺序。一个字正置与否，对时空顺序影响很大。不单往下念正字比较快，就是往上念倒字，往右念左卧字，往左念右卧字，都比别种混合诵读法要快，因为都合乎习惯的“bottom-to-top”顺序。周先庚认为，就诵读速率而言，心理学家争执不下的横直读问题最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字体位置，诵读方向与字体位置互相影响，在诵读过程中生成的时空顺序，才是决定诵读速率的关键因素。[80]

周先庚利用半字实验（Reading Half-Characters）验证时空顺序理论及字体位置的重要性。他将用作诵读材料的七言诗句从中劈为两半，看被试者能否从这些半字认出整字，以及诵读各种半字所需的时间。实验发现半字的识别，上半比下半易，左半较右半易。就影响因素而言，诵读方向对诵读速率的影响最小，字体位置对速率影响最大。时空顺序在半字实验中对诵读速率的影响，远不如其对默写成绩（由半字写整字）的影响之甚。半字对诵读速率及默写两方面的影响，均大于时空顺序的影响。[81]

周先庚的半字实验

为排除惯习的干扰，周先庚找美国人做汉字心理实验，观察他们如何判断汉字位置，哪些字的准确率较高，会出现何种类型的判断失误。[82]实验发现即便颠倒位置，汉字还有一点“自然性”可以使外国人知道什么字是正置，并且这种“自然性”可以误导他们做出恰恰相反的判断。完全不懂中文的美国人凭什么判断汉字的倒顺？周先庚统计出准确率较高的汉字，如：“禽”“西”“爪”“赛”“十”等。位居榜首的“禽”字，准确率高达90.7%。美国人容易判断左右倒顺的汉字，周先庚认为都具有：对称性、组织性、平衡性、稳定性。准确率最高的“禽”字，正好符合这四种特性。对称性、组织性、平衡性、稳定性都针对一个字的“全形”（configurational structure）而言，周先庚将这些共通性视为汉字的格式道特征（Gestalt-qualit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83]

格式塔心理学是周先庚用以阐释汉字特殊性的重要理论资源。整体不仅是部分的总和，是格式塔心理学的基本立场。正如曲调不存在于个别音符当中，只存在于整体的配合里。你欣赏一支乐曲，总是旋律的形式而非一连串跳跃的音符，是统一的整体而不仅是局部感觉的“镶嵌细工”。经验以这种整体的方式授之于人，表现为有意义的结构形式，即格式塔。[84]德国心理学家Max Wertheimer曾用“似动现象”实验（Phi-phenomenon）揭示格式塔的特性。以看电影为例，银幕上呈现的是一连串快速更替的静片，静片之间由黑暗间隔。当间隔时间恰到好处时，人脑对第一位置的反应通过一种“连绵”的过程，被“并吞”于对第二位置的反应中，[85]类似于柏格森描述的“绵延”的时间。

以格式塔心理学为依据，周先庚认为汉字的好处在它的完整性，各具个性。每个字的构造组织都像一个小小的建筑物，有平衡，有对称，有和谐。因此字与字的辨识有一定的标准，不容易模糊。而西洋文字由多个大同小异的字母组成，又横列成一平线，文字的个性、完整性比汉字要少得多。[86]在周先庚看来，汉字的字形演变正是格式塔心理学的最佳例证，每个字的形体在演化过程中渐趋完整，演变成一个个圆满、和谐的“格式道”。[87]汉字的“格式道”，在完全不识字的外国人眼里尤为显著。

所谓汉字的“格式道”有两个层面，不仅指单个字的“完形”（word-Gestalt），从诵读的时空顺序上，更侧重于汉字排列成行的完整性，即整行的格式道（line-Gestalt）。在周先庚看来，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组织完善的单位，当排列成行时，这串汉字又构成一个更大的整体，即一行的格式道。由字体位置与诵读方向交互影响产生的时空顺序，即是由“字的格式道”跃升为“行的格式道”。善读者均以词或短句为单位，而非黏滞于单字，故周先庚强调的时空连续性应就“行的格式道”而言。[88]

“格式塔”好似一盏魔法灯，照亮了心理学上晦暗不明的角落。格式塔心理学派反对不自然的分析，致力于对整个情境式样的综合反应，找出结构中的“缺口”，即问题所在。这种自上而下、让整体统率部分的探索路径，是对正统实验心理学的纠偏与补充。[89]然而如果滥用格式塔理论，处处求助于这盏魔法灯，则会妨碍实验心理学对现象及其条件的完整分析。周先庚反省说，“格式道”理论的妙用，必须在对心理现象及其条件进行完整分析之后。[90]

周先庚的汉字诵读实验，并非简单套用格式塔心理学，而是从根本上质疑晚清以降的汉字繁难说。汉字革命的理论预设是汉字比拼音文字难学，周先庚认为这一判断未经检验。读法研究早已证明我们诵读文字，并非把一个字拆解为笔画，或把一个词拆成单个字母来读，而是辨认字词的“全形”或“格式道”。19世纪以来欧美读法研究的演进，完全推翻了从字母学起的教学法，让儿童从由字词构成的有意义的句子学起。[91]汉字本就是整个的、完形的“格式道”，恰好切合现代实验心理学发现的认知原理。在未证实汉字的完整性无补于学习效率以前，周先庚呼吁不当废弃汉字。[92]

周先庚提倡“多做思想的工夫，少做实验的妄动”，他是极少数有思想家气质及理论抱负的心理学者。20世纪初期，心理学陷入“无政府”状态，学派间的分歧有不可收拾之势。[93]周先庚认为无论如何意见分歧，现代心理学定有内在线索可寻，应找到一个轮廓的架子，把各种学派、各种实验研究、各种应用的兴趣与社会意义包括在内。[94]他用拍摄电影“比拟”（analogy）心理学派的分歧[95]，心理学各派领袖像是风格迥异的电影导演，面对同一故事脚本，有完全不同的情节编排与取景方式。[96]周先庚设想以他熟悉的斯坦福大学校园为取景地，跟踪拍摄一位女生在庭院内等候男生同去图书馆的故事。不同的心理学派从各自的理论预设出发，会在不同地点设置机位，从特定的角度摄取这个故事的某一片段。基于各家视点的幕景，可凑合成一个连续、完整的故事。周先庚认为心理学家应超越派系之争，站在更高的视点上，把整个故事和盘托出。[97]

用拍摄电影比拟心理学的不同派别与观点

陷入派系纷争的现代心理学，太看重自家乔木，而失去了对心理学整片森林的了解。为躲避“无政府主义”的陷阱，周先庚倡导心理学的格式道主义（a Gestaltism of Psychologies）。仍以拍电影做类比，所谓心理学的格式道，即把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剪辑师、制片人及一般观众合为整体，因生活是整个的，心理学与心理学家共同构成一个格式道的格式道（a Gestalt of Gestalten, a super-Gestalt）。[98]只有站在能俯瞰学科全景的位置上，才能把整个心理学的范围“格式道化”。[99]

从汉字的格式道，到心理学的格式道，周先庚的理论倾向及方法论立场，透露出心理学家的心理。因处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聚光灯外，心理学家与汉字问题的密切关联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仅在学科史的脉络中被提及。[100]除了学科史的意义，心理实验室中的汉字问题，若置于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中，与汉字革命军、国语运动家的方案互为参照，或有更深的思想史内涵。在汉字问题上，革命者须旗帜鲜明、斩钉截铁，运动家擅长合纵连横、借力打力，而科学家的态度，唯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受“技术严格主义”的制约，在密集的数据、公式、图表背后，留美学生对汉字问题的持续关注，不单是迎合国际学术潮流、博取学位而已，还有与国内思想界、教育界对话的意图。就汉字问题而言，既要关注心理学家的技术，更需探究心理学家的心理。

心理实验室中的汉字问题，不是作为学科史的子话题，而是作为一个被遮蔽的思想史命题提出的。需要追问，汉字问题为何会成为中国现代心理学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为何心理学家对汉字问题的深入研究未能进入公众视野，进而改变汉字改革的进程？

从外部环境看，1930年代以后围绕汉字问题的主义之争愈发激烈，逐渐溢出学术讨论的范围，被视为政治问题。就连王力这样的语言学家也认为，汉字改革必须有整个政治思潮作后盾，才有成功的希望；若停留在学术研究领域，永远是不痛不痒的，讨论不出一个最佳方案[101]。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成就，如简化字的推行，也证明唯有借助执政党的强力，并与教育出版体制结合，才能在短时期内扭转一代人的读写习惯。

从内因上说，心理学家在实验中努力剥离受试者的文化背景差异对实验结果的干扰，所以他们会改良仪器，设计不同形式的诵读材料，做各种组别的对照。但一旦他们试图对实验数据、实验结果进行分析阐释，文化传统和阅读习惯就又像幽灵一样，重新回到他们的论述当中，并在某种意义上阻止他们做出某种断然的、清晰的结论。心理实验的理论预设是尽可能逼近抽象、普遍的认知主体，而实验的设计者与参与者都是被特定历史文化传统形塑的、具体的认知主体。对于心理实验室中的汉字问题而言，科学与惯习之间的张力是理解其思想史意义的一条线索。

[1]清末的汉字繁难说，参见程巍：《语言等级与清末民初的“汉字革命”》，四“清末的仓颉们”，《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刘禾主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2]语出卢戆章《新字初阶》序。《新字初阶》为《一目了然初阶》节本，1893年出版。

[3]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第2页。

[4]田廷俊：《数目代字诀》自叙，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86页。

[5]关于清代识字问题的系统研究，参见Evelyn S. Rawski（罗友枝），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统计识字率需区分不同层次的识字能力，不同的社会事务提出不同层次的识字要求，对应于复数的而非单一的识字能力（literacies）。参见刘永华：《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6]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时务报》1897年第16期。

[7]参见程巍：《语言等级与清末民初的“汉字革命”》，《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第376—377页。

[8]1898年林辂存呈请都察院代奏切音字，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第65页。

[9]章绛（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国粹学报》1908年第41期。

[10]钱玄同：《汉字革命》，《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1922年第1卷第7期。

[11]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

[12]鲁迅：《二十四孝图》，《莽原》第1卷第10期，1926年5月25日。

[13]参见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14]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15]参见胡延峰：《留学生与中国心理学》，第二章“留学出身心理学者群体的形成”，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16]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受“专业主义”文化（th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影响，形成与士大夫的业余精神（amateurism）完全不同的专业意识，自此走上技术性路线（technical approach）。参见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周子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5—67页。

[17]实验报告讲究精确，数据最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不准用“你”“我”“他”，必须用“实验者”“被试者”“观察者”，才合乎科学精神。但真正成熟的心理学家都承认观察有误差，承认实验过程中的干扰因素，承认实验结果的不确定性。因而真理只可以逼近，不能抵达。再完美的实验报告，也只能说是“差不多的真理”。（参见沈有乾：《差不多的真理》，《宇宙风》1936年第30期）

[18]章益：《最近二十五年来之心理学》，《国立劳动大学月刊》1929年创刊号。

[19]“实验心理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是就方法而言，凡用实验方法研究出来的心理学，都叫作“实验心理学”；狭义则受研究对象与态度的限制，只研究普通、人类、常态、成年的心理，又叫作“内容心理学”（content psychology）。

[20]参见周先庚：《心理学与“心理建设”》，《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第2卷第2期。

[21]参见黄翼：《现代心理学派别及其意义》，《思想与时代》1944年第32期。

[22]参见郭一岑：《筹备“中央心理学研究所”之建议》，《教育杂志》1929年第21卷第3号。

[23]参见周先庚：《心理学与“心理建设”》。

[24]林传鼎：《五十年来美国心理学趋势》，《辅仁生活》1941年第17期。

[25]参见章益：《最近二十五年来之心理学》。

[26]心理学家将汉字问题转换为读法研究的努力，集中体现在《教育研究》（广州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编辑）1931年2月推出的“读法专号”。专号重点回顾了欧美读法研究的发展历程及中文读法研究的经过，包括理论概要、研究综述、书目推介及术语翻译。

[27]陈礼江：《读法概论》，《教育研究》1931年2月号。

[28]周先庚：《为什么直读快？》，《清华周刊》第31卷第457期，1929年4月20日。

[29]杜佐周：《中文读法研究的总述及其应待解决问题的分析》，《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1月。

[30]参见徐锡龄：《欧美读法研究述要》，《教育研究》读法专号，1931年2月号（第25期）。此篇研究综述根据William S. Gray, “Summary of Reading Investigations”写成。

[31]参见艾伟：《汉字问题》，第一章第一节“汉字心理之意义及其研究之目的”，上海，中华书局，1949年。

[32]艾伟：《汉字问题》。

[33]蔡乐生：《为“汉字的心理研究”答周先庚先生》，《测验》1935年第2卷第2期。

[34]沈有乾：《汉字的将来》，《教育杂志》第27卷第5号，1937年5月。

[35]对拼音文字优越论的批判，参见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德里达把语言学用于形而上学批判，认为支配整个西方哲学的“在场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及其中包涵的一系列二元对立，都源于符号的能所指结构。在表音文字那里，语音的瞬间消逝提示了所指的在场。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即表音文字的形而上学，在场形而上学的根源就是西方语言。于是，哲学终结的任务必然表现为批判以语音为中心的西方语言，提示在非表音文字之中思想的可能。非表音文字及相应思想形态的最合适例子就是汉字与汉语思想。参见丁耘为德里达《论文字学》撰写的书评，《中国学术》第6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36]沈有乾：《汉字的将来》。

[37]张耀翔，“Effect of Chinese Vertical vs. Horizontal Writings on Speed of Reading,” N. Y.: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1918.

[38]P. S. Kao & L. C. Cha（高仁山与查良钊），“An Observation of Eye-movements in Reading Chinese and English,”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19.

[39]陈汉标：《中文横直读研究的总检讨》，《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10号。

[40]W. R. Miles & Eugene Shen（沈有乾），“Photographic Recording of Eye Movements in the Reading of Chinese i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Axes: Method and Preliminary Resul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vol. 8, no. 5 (October 1925), pp. 344-362. 沈有乾1922年以清华毕业生资格赴美留学，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实验心理学、统计学、数理逻辑学，1926年获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41]沈有乾：《诵读时眼球跳动之观察》，《心理》1926年第4卷第1期。

[42]Eugene Shen（沈有乾），“An Analysis of Eye Movement in the Reading of Chinese,” pp. 178-179.(https://www.xing528.com)

[43]沈有乾：《诵读时眼球跳动之观察》，四“附言”。

[44]沈有乾：《心理学对于华文行列问题有什么贡献？》，《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第3卷第2号。

[45]参见陈汉标：《中文横直读研究的总检讨》，四“中文横直读的实验用些什么方法”。

[46]艾伟：《国文横直读之比较研究》，《教育丛刊》（国立中央大学）第1卷第1期，1933年11月。

[47]杜佐周：《横行排列与直行排列之研究》，三“用速示机研究阅读横直行排列的中文时的识别距”，《教育杂志》1926年第18卷第11期。

[48]陈汉标：《中文横直读研究的总检讨》，六“关于实验材料的讨论”。

[49]L. K. Chen（陈礼江）& H. A. Carr, “The Ability of Chinese Students to Read i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re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vol. 9, no. 2 (April 1926), pp. 110-117.

[50]陈汉标：《中文横直读研究的总检讨》，七“关于实验方法的讨论”。

[51]章益：《横直排列及新旧标点对于阅读效率之影响》，《教育学期刊》（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学系）第2卷第2号，1934年7月。

[52]M. A. Tinker, “Use and Limitations of Eye-movement Measures of Read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40, no. 4 (July 1933), p. 382.

[53]Siegen K. Chou, “Reading and Legi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Ⅳ. An Analysis of Judgments of Posi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by American Subjec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vol. 18, no. 3 (June 1935), p342. 参见周先庚：《美人判断汉字位置之分析》，《测验》1934年第2卷第1期。

[54]Mils A. Tinker, “Legibility and Eye Movement in Reading,” Th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24, no. 11 (November 1927), pp. 621-639.

[55]Siegen K. Chou, “Reading and Legi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Ⅰ. Influence of Reading-direction and Character-position upon Speed,”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vol. 12, no. 2 (April 1929), p.158.

[56]Miles A. Tinker, “Experimental Study of Read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31, no2 (February 1934), pp. 105-110. 这篇综述将关于阅读的实验研究分为三类：1. legibility of print（印刷的易视性），2. visual apprehension（视觉理解），3. perception and eye movements in reading（阅读中的感知与眼球运动）。

[57]周先庚：《为什么直读快？》。

[58]参见傅扬：《思想史与近代史研究：英语世界的若干新趋势》，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9期，2018年3月，第86—91页。

[59]参见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科学革命：批判性的综合》，导言，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页。

[60]Steven Shapin, 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Civility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61]Peter Burke,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Practices: An Overview,” Political Concepts and Time: New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 History (Santander: Cantabr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03-128.

[62]E. B. Tichener, “Psychology: Science or Technology?”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1914.

[63]周先庚：《心理学与“心理建设”》。

[64]周先庚：《心理学与心理技术》，《独立评论》第116号，1934年9月2日。

[65]Siegen K. Chou, “An Automatic Card Feeder and Catcher Mechanism,”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3, 1930, pp. 179-182.

[66]参见周先庚：《为什么直读快？》。

[67]参见陈汉标：《中文横直读研究的总检讨》。

[68]Herbert Woodrow, The Measurement of Attention,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17, 1914, no. 76, p. 13. 参见Siegen K. Chou（周先庚），“Reaction-Keys and A New Technique for Reading-Reaction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41, no. 3 (1929), pp. 469-473.

[69]Raymond Dodge,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Visual Fixation,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8, 1907, no. 35, pp. 32-37.

[70]Siegen K. Chou（周先庚），“‘Tachistoscope’ vs. ‘Bradyscop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42, no. 2 (1930), pp. 303-304. 这篇论文曾在1929年9月4日于耶鲁大学举办的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宣读。

[71]Siegen K. Chou（周先庚），“‘Tachistoscope’ vs. ‘Bradyscope’,” pp. 305-306.

[72]参见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科学革命：批判性的综合》，第19页。

[73]周先庚：《心理学与“心理建设”》。

[74]Henri Bergson, Time and Free Will: An Essay on the Immediate Data of Consciousness, trans. by F. L. Pogson, London: G. Allen, 1913. 参见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士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75]沈有乾：《西游记》，《西风》第24期，1938年8月号。

[76]艾伟：《高等统计学》（大学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77]参见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第二章。

[78]Siegen K. Chou, “Reading and Legi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Ⅰ. Influence of Reading-direction and Character-position upon Speed,” p. 160.

[79]Siegen K. Chou, “Gestalt in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37, no. 1 (January 1930), p. 64.

[80]参见周先庚：《为什么直读快？》。

[81]Siegen K. Chou, “Reading and Legi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Ⅱ. Reading Half-Charact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vol. 13, no. 4 (August 1930), pp. 332-351.

[82]美国人在判断汉字位置时容易出现：相对的错误（正倒混淆、左右不分）、类比的错误（正右相混、倒左不分）、交叉的错误（正左相混、倒右不分）。

[83]Siegen K. Chou, “Reading and Legi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Ⅳ. An Analysis of Judgments of Posi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by American Subjec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vol. 18, no. 3 (June 1935), pp. 329-342. 参见周先庚：《美人判断汉字位置之分析》，《测验》1934年第2卷第1期。

[84]波林（E. G. Boring）：《实验心理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729页。

[85]吴伟士（Robert S. Woodworth）：《现代心理学派别》，谢循初译，上海，国立编译馆，1934年，第105—106页。

[86]周先庚：《美人判断汉字位置之分析》。

[87]Siegen K. Chou, “Reading and Legi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Ⅳ. An Analysis of Judgments of Posi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by American Subjec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vol. 18, no. 3 (June 1935), p. 333.

[88]艾伟：《汉字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26页。

[89]吴伟士：《现代心理学派别》，第128—129页。

[90]F. Krueger, The Essence of Feeling Outline of a Systematic Theory，转引自Siegen K. Chou, “Gestalt in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37, no. 1 (January 1930), pp. 69-70。

[91]阅读教法从“字母法”（拼字法）到“单字法”（Word Method）的演变，参见徐锡龄：《欧美读法研究述要》。

[92]Siegen K. Chou, “Reading and Legi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Ⅳ. An Analysis of Judgments of Posi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by American Subjec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vol. 18, no. 3 (June 1935), pp. 331-332.

[93]周先庚：《心理学的回顾》，《清华周刊》1931年第35卷第8、9期合刊。

[94]周先庚：《现代心理学之进化史》（书评），原刊《平明日报》（北平）1946年12月8日；转引自《周先庚文集》卷二，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359页。

[95]周先庚认为“比拟”是抽象思想隐遁之所，高等的思想需要视觉的比拟作背景，正如记忆意象需要时空背景才有熟见的感觉。

[96]Siegen K. Chou, “Cinematography of Psychologies,”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38, no. 3 (May 1931), pp. 254-275.

[97]周先庚：《心理学之观点》，二“活动电影比拟”，陈汉标译，《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3期。

[98]Siegen K. Chou, “Cinematography of Psychologies,” p. 275.

[99]Siegen K. Chou, “Cinematography of Psychologies,” pp. 272-273.

[100]如阎书昌：《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61—164页。

[101]参见王了一：《汉字改革》，长沙，文史丛书编辑部，商务印书馆，1940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