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直读争议及心理学实验研究

横直读之争肇端于文学革命。《新青年》通信栏有关于此问题的讨论，钱玄同是改直读为横读的倡导者，心理学家起初只是配角。“五四”以后，横直读之争的主战场转移到心理学界，留美学者尤热衷讨论此问题。

目前所见最早的横直读心理实验是1918年张耀翔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Effect of Chinese Vertical vs. Horizontal Writings on Speed of Reading”（《比较中文直写与横写对阅读速度的影响》）。[37]随后是1919年高仁山与查良钊在芝加哥大学合作的“An Observation of Eye-movements in Reading Chinese and English”（《阅读中英文时眼球运动的观察》）。[38]据陈汉标统计，1920—1930年代心理学界从事中文横直读实验的有：杜佐周、沈有乾与迈尔士（W. R. Miles）、陈礼江与卡尔（H. A. Carr）、章益、周先庚、艾伟、盛承裕、陈鹤琴等。[39]在此无法对上述实验逐一介绍，只能就在实验方法与阅读材料上有独创性的研究略作说明。

在中文横直读比较上，首度用精密仪器代替肉眼观察的是沈有乾与迈尔士1925 年合作的“Photographic Recording of Eye Movements in the Reading of Chinese i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Axes”（《中文横直读眼动照相记录》）。[40] 1879年法国巴黎大学教授Javal发现阅读时眼球不是持续向前运动，其间有跳跃、有停顿（by jerks and pause）。眼动时不能阅读，停顿时方可阅读。记录眼球运动的方法有三种：反视法（Mirror Method）、窥视法（Peep-Hole Method）、照相法（Photographic Method）。在记录的精确性上，照相法胜过反视法与窥视法。

用照相法记录眼球运动，借此研究阅读心理，始于美国心理学家Raymond Dodge。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均改造Dodge式照相机用于阅读心理实验。沈有乾利用斯坦福大学心理实验室的眼动照相设备，记录中文横直读之眼球跳动。被试者十一人，皆斯坦福大学中国留学生。阅读材料有直排与横排两种，直文选自《留美学生季报》，横文选自《科学杂志》。横直文皆四号铅字，横文排列较直文稀疏，标点之法亦稍有不同。被试者读时须不出声而理解大意，快慢因人而异。读毕回答相关问题，以验证是否理解文意。[41]

斯坦福大学眼动照相设备

沈有乾的实验数据如下：

（据沈有乾《诵读时眼球跳动之观察》，以百分之一秒为单位）

由此表可知，中文直读每次眼停时间（duration of fixation）较横读略长，但每次停顿所读字数较多，两者合计，直读比横读快。

沈有乾的实验结论并不支持他在横直读问题上的主张。他从人眼的生理构造及眼球运动所用肌肉推测横读比直读便利，试验后始知事实与预设正相反。实验过程中有许多干扰因素，如选取横直两种阅读材料，每行长短不同，排字疏密亦异，难度深浅不一，这些客观因素都会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更麻烦的是无法排除被试者原有的阅读习惯与训练。参与实验者均为中国留美学生，自幼养成中文直读习惯，测试时自然直读的速率较高。然而能否单用“习惯”（habit）解释横读与直读的差异？沈有乾认为习惯固然是中文直读快于横读的理由，但非唯一理由，需观察诵读时之眼球运动，搜集不同生理、心理、印刷条件下的影响因子加以分析，为汉字改革寻得科学依据，方能摆脱惯习的统治。[42]

沈有乾认为直读比横读快，不足为“无可疑之定论”，他主张中文改为横行，虽无科学依据，“亦适应时势所不可缓之举”。[43]当理论预设与实验结果矛盾时，心理学家尊重事实，推翻成见；当发现科学与主义的缝隙乃至悖反时，沈有乾承认实验结果的不确定性，既不放弃自己的主义，也没让科学迁就主义。沈氏坦言心理学家对于华文行列问题的意见，未必比他人的看法更有价值，除非持较公正的态度。心理学在此问题上的贡献，一是横读与直读的速率比较，二是横读与直读的生理条件分析。在沈有乾看来，心理学在这两方面的智识都很不充足，还不能帮大众决断横直读之优劣。[44]在横直读之争中，心理学家不够强悍的立场，或许是他们的声音被公众忽视的原因之一。(www.xing528.com)

汉字心理学实验中，长期存在的方法论瓶颈是如何尽可能排除被试者的阅读习惯之干扰，这是中文读法研究的终极难题。各种实验方法、阅读材料的尝试及仪器改良，都是为了克服惯习的干扰。在横读与直读的优劣比较上，心理学家采用了三种实验方法：常态诵读法、速示法、消字法。“常态诵读法”是在接近自然诵读状态下进行眼动观察与速率比较。“速示法”又称速视法，即利用速示器（tachistoscope）在短时间内向读者显示不同排列方式的材料，比较眼停时认知范围的差异。第三种为“消字法”，让受试者在阅读过程中消去无意义的文字、阿拉伯数字或几何图形。[45]

横直读之优劣比较，在不能完全排除习惯干扰以前，艾伟认为宜采用速示法。一般而言，速示法所含的习惯成分比常态阅读要少，无意义材料中的习惯成分比有意义材料要少。因此横直读的心理实验，应重点关注速示法及对无意义材料的利用。[46]在中文横直读实验中率先使用速示法的是杜佐周。1923年杜氏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Iowa）期间，曾研究横直行排列对于阅读效率的影响。他用速示器在固定时间内，向读者展示用横直行排列的中文材料，研究阅读时眼停的认知范围，比较“识别距”（span of recognition）之大小。共有八位被试者，都是中国留美学生。阅读材料一为有意义的中文，一为无意义的中文，均用横直两种格式排列。杜佐周发现，无论用无意义还是有意义的材料，每一轮转所认记的字，直行排列都多于横行排列。换言之，中国留学生阅读中文的识别距，直排大于横排。杜氏以为直读比横读快，或是因为留学生在国内所受教育，全用直排材料，已养成直读习惯，并非因为直排根本上优于横排。[47]

要找到直排与横排的根本差异，须采用非中文材料，最好找没有直读习惯者为实验对象。为尽量排除阅读习惯的干扰，杜佐周用几何图形为材料，并将实验范围扩大到美国大学生及儿童。实验结果与前相反，横排胜于直排。杜佐周的实验特点在于使用无意义的非中文材料，即几何图形，极力避免或减少习惯的影响。陈汉标对用几何图形作实验材料提出质疑：首先，我们对于一串汉字（不论横排或直排，有意义或无意义）的诵读反应，与对几何图形的反应是否一样？眼球跳动有无差别？认识与记忆机制是否相同？其次，要问读者对于几何图形的阅读经验从何而来。对当时的中文读者而言，几何图形在古籍中并不多见，一般人最初接触几何图形是在小学算学课本里，而清末民初的算学课本大半是横排的。根据多数人的阅读经验，几何图形和横行排列的联念，强于和直行排列的联念。既然几何图形本身受到横读习惯的影响，我们看到几何图形时的反应与诵读汉字不太一样，用几何图形为材料判定中文横直读之优劣则未必可靠。陈汉标认为中文直读快于横读，几何图形横排优于直排，都是由于习惯和训练的影响。[48]

使用无意义的非中文材料，除杜佐周的“速示法”外，还有陈礼江与卡尔（H. A. Carr）采用的“消字法”（the cancelation of certain characters）。两人于1925年在芝加哥大学合作，以64位中国留美学生为实验对象，阅读材料中包含无意义的中文字汇、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看被试者在一定时间内能消去多少字，消对多少字，遗漏多少字。以无意义的中文字汇为材料，直读快于横读；以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为材料，则横读快于直读。[49]用“消字法”检测中文横直读之优劣，方法论上的漏洞在于：消字反应只需粗略的字形识别，而诵读汉字则需对字形、字音、字义做细微精确的辨识。[50]

排印方式对阅读效率的影响，不单是横直排的问题，更微观的考察还注意到新旧标点的差别。心理学家中将横直排列与新旧标点同时纳入考察范围的仅有章益一人。他综合行列与标点两方面的要素，生成六种排列式样：直行无标点、直行旧标点、直行新标点，横行无标点、横行旧标点、横行新标点。章益的实验分成人、儿童两组，成人组所用材料选自《梁任公学术演讲集》，儿童组所用材料选自商务新学制《初小国语教科书》，所有材料全用正楷手抄本。[51]

略去繁琐的数据图表，章益得出的结论多印证常识判断，他确认排列和标点的样式会影响阅读速度，无论横排还是直排，读有标点的材料比无标点的要快，新标点略胜于旧标点。大概由于习惯的差异，直行略适于成人，横行略适于儿童。标点有助于阅读是意料中事，章益从阅读心理的角度，引入“停注野”的概念代替“停注点”。“停注野”的范围，最好由标点预先确定，以免读者临时试探。[52]Raymond Dodge已指出“边缘视觉”之于阅读的重要性，读者在视野边缘的模糊地带，瞥见下文即将出现的字词，已足以使阅读顺利推进。功能细化的标点体系可划清认知边界，减少视线的来回试探，从而提高阅读效率。

横直读是汉字心理学的热门话题，诸多学者投入其间，各显身手，唯有周先庚一人泼冷水，说不先解决其他汉字问题，就无法终结横直读之争。他认为易视性（legibility）才是汉字心理学的基本问题。[53]“易视性”对中文读法研究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周先庚对“易视性”的关注，明显受欧美读法研究新趋势的影响。[54]从“易视性”出发研究汉字排印，衍生出许多子问题：文字的个体差异与全形，字号大小，各种字体，字在行列中的位置，字间距与行间距，每行的长度，夹杂阿拉伯数字与外文之影响，标点及特殊符号，索引与检字法之比较，手写体与印刷体，等等。[55]就研究范式与核心概念而言，周先庚的汉字心理学与欧美读法研究的同步性更强，在国际社会的专业认可度更高[56]，中文似乎只是他处理的一种特殊材料。但结合他对汉字特殊性的理论阐释，周先庚的中文读法研究在“异化”（foreignization）与“归化”（domestication）之间采取了更复杂的翻译策略。

周先庚引入“易视性”的概念，意在开拓汉字心理学的领地，他多次提醒横直读之争只是“易视性”问题的一个侧面，心理学家不该在此投入过多精力，而忽略了汉字问题中许多未展开的面向。无论采取何种实验方法，若受试者为成人，中国人直读快，外国人横读快，不外是惯习的结果。周先庚试图证明惯习是造成横直读差异的主要原因，字体位置（the position of characters）比诵读方向更重要。[57]他致力于改进仪器，修正理论预设，提出比诵读方向更重要的影响因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横直读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