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起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聚光灯外

20世纪上半叶，围绕汉字问题的种种争论，一般置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双重聚光灯下。汉字问题正好是这两条历史脉络的交汇处[13]。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史梳理，多聚焦在汉字革命军的思路与国语运动家的方案，前者以“五四”健将钱玄同为代表，后者不出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之范围[14]。事实上长期关注汉字问题的，不只是文学革命、国语运动的倡导者，或语言文字学家，还有一批心理学出身的留美学者，他们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也是最早用科学方法研究汉字问题的实验者。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张耀翔、刘廷芳（Lew, T. F.）、杜佐周（Tu, H. T. C.）、艾伟（Ai Joseph Wei）、沈有乾（Eugene Shen）、胡毅、蔡乐生（Tsai Loh-Seng）、周先庚（Siegen K. Chou）、王凤喈（Wang Fung-Chiai）等。[15]

这批将现代心理学引入中国的先驱，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有较强的专业意识[16]。他们关于汉字问题的研究，集中在1920至1930年代，主要以实验报告的形式呈现，或是他们的博士论文、硕士论文，或是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上的阶段性成果。这些高度国际化的实验报告，严格遵循实验心理学的专业规范，包括：先行研究回顾、问题预设、理论资源；实验对象、实验材料、仪器构造及改进；实验程序与方法、数据图表、数据分析；实验结果、理论检讨、现实意义、参考文献。[17]这批留美学生归国任教后，有的转入教育学领域，有的继续研究汉字问题，但不限于实验室内，更注重与社会需要相结合，进而参与到乡村建设、平民教育与识字运动中。

心理学家介入汉字问题，一开始只是敲敲边鼓。如《新青年》上钱玄同拉北大心理学教授陈大齐助阵，从眼球运动与筋肉作用论证横读比直读更省力。汉字革命的急先锋亦要仰仗科学的权威，在二人唱和中，科学是为主义站台、帮腔的。陈大齐之后，介入汉字问题的心理学家已独立成军，不甘附庸于文学革命。他们从阅读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Reading）的理论预设出发，让数据说话，承认主义与科学之间不可弥合的缝隙。

汉字问题上，心理学家较文学革命者的长处，不在空洞的科学精神，而在精密的实验手段。“实验”是现代心理学的基本方法，也是心理学迈入现代科学门槛的标志。一门科学的诞生，须先有精确而客观的技术。现代心理学离不开实验室，心理实验室之创设始于德国。1879年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在莱比锡大学设立全世界第一个心理实验室，自此“一切玄学式的心理学家，神学式的心理学家，坐在太师椅里舞文弄墨的心理学家，便一个个寿终正寝”，大家都致力于实验心理学。[18]

威廉·冯特把心理学实验化，意在使其成为一门纯粹科学。[19]现代心理学诞生于与哲学决裂后，其性质是生理的，方法是实验的。[20]从“思辨”转向“实验”的现代心理学，要研究“普通的、正常的、人类的、成人的心”而非玄学的心。实验心理学的基本立场是心理学必须和哲学分手，而与物理学等并肩为科学之一。[21]心理学和哲学愈接近，自身价值愈减，要捍卫其独立地位，便应极力摆脱哲学的羁绊。[22]告别哲学的现代心理学，徘徊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心理学家在自然科学面前每每低头臣服，在社会科学面前却又自鸣得意，以“科学的、实验的”为傲。[23]

20世纪上半叶，处于学步阶段的中国现代心理学，大部分是美国的传统。最高学府的心理学教授十之八九是留美学生，“学子若非受美国式之心理训练，几不能读心理学书”。[24]中国心理学的美国血统，体现在对实验室及实验技术的高度重视上。美国的心理学派发源于德国，德国实验主义自成一种特殊的技术与趋势，冯特注重常人的心理机键与历程之精微的研究。冯特学派在美国甚为风行，成为一种学校式的心理学。[25]从美国高校移植到中国的现代心理学，自然预装了冯特学派的实验装置。

心理学家将汉字问题带入实验室中，首先扩大了汉字问题的范围，不再纠缠于汉字存废，也不限于横直读之争，把汉字问题转换为读法研究（the Psychology of Reading Chinese）。[26]心理学家所谓的“读法”是一种心理活动，“要从印的或写的符号上取得意义”。[27]诵读心理学着眼于生理条件（眼球跳动、停顿、回视）、心理条件（知觉作用、注意力）、排印条件（字体、字号、行距等）。[28]基于心理实验的中文读法研究，待解决的问题有：一、汉字学习，二、横直排之优劣比较，三、白话文与文言文的阅读比较，四、新旧标点对于阅读之影响，五、阅读时眼动之分析，六、一般阅读能力的调查与测验。[29]

心理学家不仅扩充了汉字问题的内涵与外延，还或明或暗地质疑汉字革命的基本前提。汉字比拼音文字难吗？清末民初的文字改革者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判断，然而心理学家试图把汉字存废之争拉回起点，用实验检验革命的前提，重新理解汉字的特殊性。(www.xing528.com)

欧洲各国对读法问题发生兴趣，以德、法两国为前驱。1855年左右，德、法知名大学多从心理方面探究阅读问题，以眼球运动与识别过程为焦点。1879年法国巴黎大学教授Javal发现眼球运动是有停顿的，停顿与前进互间，这一发现对此后的读法研究影响甚大。1885年以后，英、美两国开始关注阅读问题，以实验室内的研究为主。1905年左右，眼球运动的摄影仪器渐趋完备，因仪器进步，研究者对默读与朗读的区别，及阅读中的个体差异有更明确的认识。1910年以后，美国主导的读法研究不再囿于实验室内，与此互相助长的是测验方法的应用。[30]中文读法研究萌蘖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实验室，在研究范式与实验技术上深受欧美读法研究影响，同时又有自身的文化诉求，更关注汉字形体的特殊性，用力于横读与直读、白话与文言、新旧标点等五四文学革命中产生的争端。

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汉字问题，遂诞生了“汉字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Chinese Characters）。心理学家认为汉字之难易，须从实验中探讨，非由主观判决而定。[31]心理学家用实验方法观测初学者之心理，控制其情境，以探知其学习历程。艾伟《汉字问题》一书将汉字心理学拆分为：字形研究、字量问题、识字测量、词汇研究、音义分析、简化研究、排列问题、书法研究。[32]在心理实验室中，汉字问题的焦点不再是文学革命者或国语运动家面对文言与白话、繁体与简体、汉字与拼音文字时所秉持的思想立场与主义之争。实验心理学者所关心的是如何以更有效的方式——如何发明更精密的实验仪器，设计更合理的实验流程——来记录、测量实验对象在面对不同信息呈现方式时的生理反应。

20世纪关于汉字的种种争论，如汉字存废、拼音化、简化字、横直读，都视文字为工具，以效率（efficiency）论高下。一切汉字问题，皆以效率为出发点与归结点。心理学家蔡乐生指出汉字论争中有一些未经检验的成见，如：主张罗马拼音者觉得汉字是视觉文字，个个不同，学起来费时费力，不如听觉文字便利，可用二十几个字母拼出一切声音；主张简体字者以为笔画多的字难学；主张汉字横排者相信眼睛的构造适于横读，手腕的动作适于横写。但在心理学家看来，听觉文字是否比视觉文字便利，笔画多寡是否与学习难易成正比，横读是否顺眼，横写是否顺手，都不可想当然耳，要解决这些问题，非从实验着手不可。汉字改革派若缺乏心理学的实验根据，他们的主张不一定是天经地义的。[33]

对于汉字将来的命运，心理学家仍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如沈有乾所说，汉字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未被淘汰之物似乎没有必要突然废弃。汉字革命的呼声，源于现代中国的文化突变。改革汉字的迫切要求，一是因为与异文化的接触，二是出于普及教育的愿望。但沈有乾建议重新审视汉字革命的基本预设：汉字是否确实不如拼音文字？是否有碍教育普及？各种文字改革方案能否免除汉字的缺点，会不会引起别种困难？[34]对汉字革命前提的质疑，是留美背景的心理学者从事相关实验研究隐含的文化动机。

清末民初的汉字繁难说，以拼音文字的优越性为不证自明的前提。西方人谈文字演化总以拼音文字为最高阶段，称汉字还未脱离“写图”（picture-writing）时期。卢梭《语言起源论》谓，描写物体适合于野蛮民族，使用字句式的符号适合于原始民族，使用字母适合于文明民族。黑格尔宣称：“拼音文字自在自为地最具智慧。”（Alphabetic script is in itself and for itself the most intelligent.）[35]拼音文字优越论，骨子里是文明等级论与人种中心主义。

中国人是否必须接受拼音文字优越论及其背后的西方中心观，现代心理学家先于语言文字学家提出异议。沈有乾主张根据社会情形、文化历史、阅读心理，比较拼音文字与汉字的优劣，考虑拼音文字能否在中国推行，有无流弊，是否易学。心理学家通过实验发现拼音文字未必比汉字便于阅读，既破坏历史延续性，又不易在社会推行，短时间内无法取代汉字的地位。[36]是否有一种保持汉字个性，不破坏历史连续性，而容易被大众接受的标音符号？建国以后文字改革者探索拼音文字的“民族形式”，即延续了心理学家对汉字未来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