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起的新文化运动》心理实验与汉字命运

在回顾20世纪围绕汉字问题的种种争议与解决方案之前，首先需要回到原点：汉字何以成为问题。文字作为一国文化之根柢，亦是国民思想情感的寄托，本不该成为问题。当近代中国遭遇从古未有之大变局时，中国文字亦面临从古未有之变数。

汉字问题发端于清末民初的汉字繁难说。汉字难学、难写、难记，亟需变革，几乎成了晚清维新派的口头禅。[1]“中国字天下第一难”的断语，出自卢戆章之口，他是中国拼音文字的首创者。[2]在清末第一种切音字方案《一目了然初阶》序中，卢戆章称“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3]翻检清末各类拼音化方案序可知，“文字之繁难，中国冠天下矣”，[4]这一未经验证的判断并非个别人之偏见，乃晚清新学家众口一词之公论。

清末的汉字繁难说，往往以识字率高下为凭。[5]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称西人每百人中识字者自八十人至九十七八人，而中国不逮三十人。识字率悬殊，缘于文字特性不同：“西人之文，以声为主，故字虽多而识字易；中国之文，以形为主，字虽少而识字难。”[6]已有研究者指出，识字率须辅以各国人口总数，方能说明问题。[7]中国为当时世界各国人口之最，拥有如此众多的识字人口，反倒说明汉字未必是“天下第一难”。并且识字率高低与“合四海为一心，联万方为一气”的国家整合意识有关，[8]不完全取决于文字本身的难易程度。如章太炎所言，识字率之高下“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9]

以汉字繁难说为由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止清末切音字、民初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这一脉。在拼音化的思路外，还有倡导简化字、混合文字、基本字的温和派，与主张“汉字革命”的激进派。激进派将汉字问题的争议性推到极端，聚焦于汉字存废。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上打出“汉字革命”的旗号，誓与“骸骨迷恋者”拼个你死我活，并用六书与汉字变迁史论证改用拼音文字的可能性。[10]在“汉字革命”宣言书中，钱玄同将傅斯年作于1919年的《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追认为“汉字革命军”的第一篇檄文。傅斯年此文彻底打破了“汉字神圣”观，他认为文字仅是器具，只求个方便，决不承认文字里有不可侵犯的质素：(www.xing528.com)

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崇拜他以为神圣似的，是天下第一糊涂人。[11]

鲁迅曾说要上下四方寻求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12]傅斯年这段话，可算是对中国文字、对汉字崇拜者最恶毒的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