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的文学革命：标点与行款的转变对读写习惯产生的影响

所谓“眼的文学革命”系借用平田昌司教授的说法，但界定有所不同。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建构过程中，平田教授以为《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仅具有印刷语言（print language）的视域，未涉及语音层面的问题，可以说是一场“眼睛（视觉）的文学革命”[87]。而我所谓的“眼的文学革命”，主要就读写习惯的转变而言，以标点符号与行款为表征，偏重于读与写的生理学革命。

文学革命前后，《新青年》同人中对标点符号及行款问题最执着的，并非主将胡适或陈独秀，而是以纯文学门外汉自居的钱玄同。在他和刘半农合演的双簧中，圈点、句读作为文学革命的伴生问题被拎出来讨论。常为人忽视的是，钱玄同捏造的“王敬轩君来信”，标题后附有一行小字“圈点悉依原信”，意在提醒读者王敬轩代表的“老新党”与《新青年》阵营的隔阂，不只是思想观念的龃龉，更直观地表现为文本格式的视觉差异。

王敬轩对文学革命的不满，不止于以白话代文言，还包括“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此等“钩挑”即新式标点，被视为《新青年》同人“工于媚外”、醉心西化之举。在王敬轩眼里，西式标点在形式上“不逮中国圈点之美观”[88]。在圈点句读与标点符号之争中，书写形式“美观”与否，绝非小节，在钱玄同看来与符号的表义功能、读写的便利性同样重要。

刘半农在回信中也抓住钱玄同设置的圈点问题，谓浓圈密点本是科场恶习，王敬轩竟认为“形式美观”，并在来信上大肆圈点，可想见其提笔圈点时摇头晃脑、自鸣得意的神情[89]。刘半农称《新青年》采用西式标点，是因为中国原有的符号不敷用，“乐得把人家已造成的借来用用”。王敬轩不知“钩挑”有辨别句读的功用，将具有语法功能的标点与鉴赏性的圈点混为一谈，知识如此鄙陋，根本没资格与《新青年》同人对话。[90]

王敬轩的人物设定及其来信中的诸多“谬论”，与晚清以降钱玄同从复古到反复古的思想转向不无关系，和他五四时期的言论相对照，好似哈哈镜折射出的反面教材。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刺激下，钱玄同就与“美文”相对的“应用之文”，提出亟需改革的13条纲领[91]。有两条涉及书写形式的变革：第8条废除圈点，代以句读及符号；第12条“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92]

钱玄同曾检讨自己思想的善变，主张前后不一，往往构成极端的反背，如从尊清到排满，从恢复汉官仪到改穿西服，从保存汉字到废除汉字，从复古音、写篆字到用破体小写，从1912年竭力反对汉字改写横行，到1917年以后竭力主张汉字横写[93]。钱玄同对书写形式的执着，与其说来自文学革命的自觉，不如说是早年文字复古、思想复古留下的后遗症。在响应文学革命的号召之前，此人作过八股、策论、试帖诗，默过《圣谕广训》，写过避讳的缺笔字，练过《字学举隅》的字体，熟悉“圣天子”“我皇上”“国朝”“枫宸”等双抬、单抬款式[94]，师从章太炎钻研文字音韵之学。清末民初的复古经验，成为钱玄同改投文学革命阵营后倒戈一击的资本，致使他将句读、行款、字体等书写形式与思想观念等量齐观。[95]

《新青年》从第4卷起改良行款，采用新式标点符号，但未能做到篇篇一律，直到1919年底在第7卷第1号上才正式公布书写格式的统一说明。除了规定13种标点符号的用法，这则启事对行款也有细致的规定：每面分上下两栏，每栏横竖的字数；每段首行必低两格；哪些标点符号要占一格；哪些符号底下必空一格[96]。这则启事虽未署名，但可断定出自钱玄同之手。因《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存有钱玄同致胡适、陈独秀的一封信，谓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已制成，请二人审正[97]。从此信可看出钱玄同对标点符号及行款的考量，不完全基于实用主义，还要斟酌是否好看。这种直观的视觉效果，是由标点在行列中占据的空间、字号大小、符号在铅粒中的位置、符号与文字之间的留白等诸多因素造成的。[98]

钱玄同曾说《新青年》杂志的唯一使命，即“保护眼珠、换回人眼”而已：论孔教、论政治、论节烈、论文学，属于“换回人眼”的工作；译介新思想、新文学则是为了“保护眼珠”[99]。就“看”的生理学本义而言，《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可视为改造眼球的读写革命。

钱玄同在《新青年》通信栏中提出中文书写改用左行横迤的主张，是由翻译问题引起的。当翻译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时，钱氏以为与其采取佶屈聱牙的音译，不如直接写原文[100]。中西文混用在书写、排印时自会造成行款纵横交错的问题。中文直下，西文横迤，若汉字中羼入西文，读写时须将书本横竖移动，未免不便。是迁就中文固有的读写习惯，还是改从西文？钱玄同主张仿效西文写法，改用左行横迤。理由有二：一则根据人眼的生理构造，“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横读比直读省力；另就汉字笔势及书写习惯而言，从左到右相对自然。钱玄同希望从小学教科书起，一律改用横排，不限于算学、理化、唱歌教本。陈独秀虽回信赞同钱氏主张，但《新青年》的行款仍是直排的。

《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
（《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

钱玄同将“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列入应用文改良的纲领，随后又专门写信给陈独秀，敦促《新青年》尽快改版[101]。中文报刊中率先采用横排的是留美学生1915年创办的《科学》杂志，其例言称杂志印法“旁行上左，兼用西文句读点乙，以便插写算术物理化学诸方程公式，非故好新奇”[102]。科学论文常需插入算式、表谱，宜于横排。钱玄同主张不但科学类杂志应采用横排，与科学无关的书刊，如小说、诗歌之类的文学读物，也应改用横排。《新青年》既以除旧布新为宗旨，陈独秀亦承认横排的合理性，就要说到做到。然而钱玄同的激将法并未奏效，陈独秀再次表示他个人十分赞成，“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103]。说明《新青年》迟迟未改为横排，一方面受制于出版发行环节，另一方面在同人内部尚未达成共识。

1917年9月28日胡适致钱玄同信，赞成横写，讨论句号的形式
图片来源：《鲁迅博物馆藏近现代名家手札》（一）

胡适虽是新式标点符号的倡导者，但在行款问题上却相对保守。有读者来信问《新青年》何以不用横行，既可免墨水污袖，又可安放句读符号[104]。胡适答复说这是“小节”，直行亦可安放句读符号，除了科学读物、西洋史地等书不能不用横行，其余中文书报都可用直行[105]。钱玄同在其后加了一段跋语，从学术范式的转换切入，称用西洋方法研究中国学问，自然要嵌入西洋文字，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便夹杂着不少洋文，若中文仍用直行，遇到此处则须将书本横竖移动，未免麻烦。《新青年》迟迟未改用横行，实因胡、陈、钱诸人意见不一。[106]

对于《新青年》在标点符号及行款上不彻底的态度，一向关注文法、修辞的陈望道来信抗议，认为《新青年》同人欠缺“诚恳的精神”：

譬如文字当横行，这已有实验心理学明明白白的诏告我们，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107]；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这不是缺“诚恳”的佐证么？诸子如此，在诸子心中或有“待其时而后行”之一念亦未可知。[108]

钱玄同在回信中仍试图维持《新青年》群体对外的态度同一性，解释说改革者当然希望今日提倡，明日即有人实行，但往往事与愿违。就行款问题，钱氏在《新青年》通信栏中多次发起讨论，尽管得到陈独秀的附和，拟于1919年第6卷第1号起改为横行，“只因为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109]。固然存在印刷困难，但同人态度不一致才是《新青年》圈点与标点混用、难以改用横排的内在原因。

梁启超1922年演讲《学问之趣味》《美术与科学》手稿，圈点与标点并用
图片来源：《梁启超手稿精粹》

在改用横行的提议迟迟无法落实的情况下，钱玄同又拉时任北大哲学系教授的陈大齐助阵，请他从生理学的角度论证横读比直读省力[110]。陈大齐主修心理学，侧重研究精神作用的生理基础，即精神作用和身体机能的关系，或谓之“生理的心理学”（physiology psychology）[111]。就与阅读行为直接相关的生理构造而言，陈大齐指出眼球的各部位视力并不均等，视网膜的正中点看东西最清晰，名曰“中央小窝”（fovea）。要将外物映在中央小窝上，须快速移动眼球。眼球运动则靠筋肉伸缩，当它左右运动时，只需一条筋肉作用；而上下运动时，却要靠上直筋和下斜筋，或下直筋和上斜筋共同作用。只用一条筋肉自然要比两条筋肉的复合作用省力，陈大齐由此得出结论：横读易于直读[112]。基于筋肉牵缩的心理学，将心理学视为行为科学，是当时最新的研究趋势。行为主义心理学（behavioristic psychology）是动物行为研究急速发展的产物，与生理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颇多重合，主张用一种直白的态度去研究人性。[113]

眼的筋肉及其作用

陈大齐从生理学的角度，结合成像原理与眼球运动的筋肉作用来论证横排的合理性，看似科学，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视觉反应所依赖的读写习惯。对于“五四”一代而言，岂会觉得直读比横读困难，就好像写文言反而比写白话容易[114]。陈大齐不得不承认只有在读写习惯尚未养成的前提下，才能得出横读比直读省力的结论。要骤然改变一两代人自幼养成的读写习惯，绝非从学理上详加论证即可推行[115]。在1919年底《新青年》公布的格式说明中，仍未采纳钱玄同改用横排的提议。直到1923年北大发行《国学季刊》，才在“编辑略例”中明确规定，文字不拘文白，但一律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并用横排写印。[116]

1924年胡适致汪原放信，用《国学季刊》横排稿纸。图片来源：《亚东遗珍》

有“历史癖”的胡适深信语言是极守旧的，文字变革绝非一朝一夕之事。在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胡适发现一条通则：“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文人却是顽固党。”由此可推出一条附则：“促进语言文字的革新，须要学者文人明白他们的职务是观察小百姓语言的趋势，选择他们的改革案，给他们正式的承认。”[117]胡适这两条原则与钱玄同的策略不同，钱氏认为学者文人是汉字革命的急先锋，是革命方案的制定者与推行者；而胡适认为应尊重语言文字自身的演变规律，听从小百姓的发明创造，学者文人的主要职责是审查与追认，不该以革新家自居。心理学家在汉字问题上的态度，更接近胡适而非钱玄同的立场。

[1]Roger Chartier, “Texts, Printing, Readings,”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dited by Lynn Hu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2]标点、行款对述学文体的影响，参见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以“引经据典”为中心》，《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

[3]句读论既不属于思想史，也不完全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关注的是文学、思想的“上下四旁”，以及文本中的间隙。这些空白与间隙是让泛滥无形的思想、文学，得以安置、得以定型之物。

[4]胡适：《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科学》1916年第2卷第1期。

[5]《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教育公报》第7年第3期，1920年3月20日。提议人：马裕藻、周作人、朱希祖、刘复、钱玄同、胡适。1919年11月29日胡适修正，收入《胡适文存》卷一。

[6]王风《周氏兄弟早期著译与汉语现代书写语言》一文指出，是否参与写作是句读与新式标点的主要区别。近代报刊多数是句读与新式标点的混合体。在书写格式上，新式标点排入行中，占用与文字相等的地位；而句读则置于文字一侧，并不占用行内空间，仅起到点断的作用。这种二元体制说明当时句读的功能是划分阅读单位，而新式标点参与表达，具有准文字功能，与句读是两套系统。（《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新式标点参与表情达意，最显著的现象是初期白话诗中大量出现的感叹号。心理学家张耀翔从感叹号分析新诗人的情绪，据他统计，初期白话诗平均每四行就有一个感叹号。胡适《尝试集》中有105个感叹号，平均每首有一个半，或每六行有一个。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有918个感叹号，平均每首有3.9个，每1.6行有一个。张耀翔讽刺《女神》中的感叹号，“仰看像一阵春雨，俯看像数亩禾田；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新诗人之情绪》，《心理》1924年第3卷第2期）张耀翔还统计了早期新诗集中常见的感叹词，如“啊”“呀”“哟”“罢”“呢”等。闻一多认为原始的歌就是从感叹字中滋长出来的。作为歌的核心与原动力，感叹字是情绪的发泄，故歌的本质是抒情的。（《歌与诗》，《文艺春秋》第4卷第4期，1947年4月）从这个意义上说，感叹号及感叹词的滥用，可视为早期新诗的“返祖”现象。

[7]废名：《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第七章“莫须有先生教国语”，《文学杂志》1947年第2卷第7期。

[8]参见孙坤：《中国古文标点特征和创制机理：与欧洲标点传统对比》，《中国语文》2015年第6期。

[9]西順蔵：「主語のない言葉：中国語についての試論」，「西順蔵著作集」第一巻，東京，内山書店，1995年，第168—180頁。

[10]叶圣陶：《句读琐谈》，《社员俱乐部》1932年第2期。

[11]“句子/sentence”和“句”的不同，参见申小龙：《论中文句型之句读本体，功能格局，事理铺排——兼论汉语句型研究中西方概念的消解》，《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1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黄延祖重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13]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第160页。

[14]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第177页。

[15]黄侃主张以声韵求训诂之根源，参见《训诂学讲词》（中央大学授课笔记），转引自许嘉璐：《黄侃先生的小学成就及治学精神》，《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和学术》，程千帆、唐文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70页。形、音、义的关系，黄侃认为好比北京的糖葫芦，“形”是外面裹的一层糖浆，“义”就像山里红，“音”则是贯串其中的竹签。

[16]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第160页。

[17]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声律》，第143页。

[18]武酉山：《追悼黄季刚师》，1932年7月13日听黄侃讲训诂学撮要，原载《制言》1935年第7期，转引自《量守庐学记》第108页。

[19]黄焯：《〈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页。《手批白文十三经提要·毛诗》云：“句读分文法及音节两种，异文旧说均加符识。”

[20]《毛诗》符识说明，《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符识说明》，第5页。

[21]《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毛诗》，第11页。

[22]黄侃教人读经先读《诗》疏，既可得名物训诂，又可通文法，“较读近人《马氏文通》高百倍矣”。见黄席群、闵孝吉记：《量守庐讲学二记》，《量守庐学记续编：黄侃的生平和学术》，张晖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0页。

[23]参见黄焯：《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量守庐学记》，第32页。

[24]参见章璠：《黄先生论学别记》，《制言》1935年第7期。

[25]金毓黻《成均摭言》所记黄侃语，转引自武酉山：《关于黄季刚先生》，《量守庐学记续编》，第60页。

[26]刘赜：《师门忆语》，《量守庐学记》，第115页。读书圈点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南宋诗人危稹《借诗话于应祥弟，有不许点抹之约，作诗戏之》云：“我有读书癖，每喜以笔界。抹黄饰句眼，施朱表事派。此手定权衡，众理析畎浍。历历粲可观，开卷如画绘……”圈点的符号意义与评点形式的源流，参见吴承学：《评点之兴——文学评点的形成和南宋的诗文评点》，《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

[27]黄焯：《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量守庐学记》，第31页；此事并参见刘赜《师门忆语》。

[28]戊辰五月三日（1928年6月20日），阅严辑全文日记卷二，《黄侃日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4页。

[29]杨树达《古书之句读》（北平，文化学社，1929年）谓“句读人多视为浅近，故清儒刻书恒不施句读，唯高邮王氏自刻之书，如《广雅疏证》《经传释词》等，皆自加句读”。

[30]李匡乂：《资暇集》，卷上“字辨”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

[31]章太炎：《菿汉闲话》，《制言》1936年第13期。

[32]圈点作为读书的标识，兼有语法作用和鉴赏性。清人唐彪《读书作文谱》（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云：“凡书文有圈点，则读者易于领会而句读无讹。不然，遇古奥之句，不免上字下读而下字上读矣。又，文有奇思妙论，非用密圈，则美境不能显；有界限段落，非画断，则章法与命意之妙，不易知；有年号、国号、地名、官名，非加标记，则披阅者苦于检点，不能一目了然矣。”

[33]程端礼编：《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34]于鬯：《香草校书》，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35]参见任远：《句读学论稿》，二“韵文句读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页。

[36]于鬯：《香草校书》序。

[37]游寿：《敬业记学》，原载《金陵大学校刊专号》1935年11月4日，转引自《量守庐学记》，第111页。

[38]黄焯：《黄先生语录》，《量守庐学记续编》，第2页。黄侃以为学术有“始变”，有“独殊”。“始变者”开风气之先，“独殊者”不以时代风气为转移。但“独殊者”若无真知，“不过剿袭腐旧，而无从善服义之心”。

[39]堵述初：《黄季刚先生教学轶事》，《量守庐学记续编》，第26—27页。但未点明黄侃针对的是胡适《词选》（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传统的词集、词选，词的排列方式是以阕（片）为一整体，阕（片）与阕（片）之间空两格，不分行另起，且一阕（片）之中不分行、不分段。胡适《词选》用新式标点、分行等视觉标记将唐宋诗在形式上“新诗化”，造成意境的割裂与意象的凸显。参见刘兴晖：《从胡适〈词选〉看民初词体革新的新诗化倾向》，《中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40]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通变》，第128页。

[41]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通变》，第127页。

[42]黄侃：《文学记微·标观篇》，《晨报副刊》1925年4月13日。

[43]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第160页。

[44]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第161页。

[45]《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篇云：“远西自罗马以降，则有葛拉玛之书，其国土殊别，言语离者，无不有是物焉。近世有人取其术以驭中国之文，而或者以为不师古；不悟七音之理，字母之法，壹皆得之异域，学者言之而不讳，祖之以成书，然则文法之书，虽前世所无，自君作故可也。”（第153页）

[46]张汝舟：《怀念季刚先生》，《量守庐学记》，第155页。

[47]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第174页。

[48]参见武酉山：《追悼黄季刚师》。(www.xing528.com)

[49]语出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序目》，转引自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第174页。

[50]胡适：《论句读及文字符号》，《科学》1916年第2卷第1期。

[51]何容：《读〈马氏文通〉》（1936年），《〈马氏文通〉研究资料》，张万起编，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4页。何容毕业于北大英文系，曾于北大中文系讲授中国文法。

[52]马建忠：《〈马氏文通〉后序》，《〈马氏文通〉读本》，吕叔湘、王海棻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53]参见何容：《中国文法论》，七“《马氏文通》的句读论”，上海，独立出版社，1944年。

[54]吕叔湘、王海棻编：《〈马氏文通〉读本》。

[55]王海棻：《〈马氏文通〉句读论述评》，《语言研究》1985年第2期。

[56]参见王汎森：《如果把概念想象成一个结构：晚清以来的“复合性思维”》，《思想史》第6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6年6月。

[57]舒芜：《标点符号忆旧》，《毋忘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6页。

[58]吴组缃：《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代序——漫谈亚东本、传抄本、续书》，《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期。

[59]清末民初石印本小说的繁荣，参见杨丽莹：《清末民初的石印术与石印本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60]参见魏绍昌：《谈亚东本》，《红楼梦版本小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7页。

[61]吴组缃：《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代序——漫谈亚东本、传抄本、续书》。

[62]吴组缃：《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代序——漫谈亚东本、传抄本、续书》。

[63]参见秦燕春：《世乱问学洁净身——〈草堂之灵〉与“学问之道”》，《书屋》2012年第2期。

[64]杨钧：《草堂之灵》，“论新文化”，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24—326页。

[65]顾颉刚：《标点》，《史学杂志》创刊号，1945年12月。

[66]《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教育丛刊》1920年第2期。参见高元：《新标点之用法》，《法政学报》第8期，1919年1月。

[67]据陈望道在浙江一师文典科的讲稿，他将新式标点分为两类：点清词句关系的，叫作点类；标记词句作用的，叫作标类。（《新式标点用法》，《教育潮》第1卷第5期，1919年11月）

[68]D. F. McKenzie, Bibliography and the Sociology of Tex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麦肯锡的“文本社会学”把目录学改造成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主要研究文本的物质形态及其传播过程。（参见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76—78页）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评价说：“不同于文本的抽象性，它揭示出一部著作的状况和阐释取决于物质因素；不同于‘作者之死’，除了图书销售商、印刷者之外，它强调作者在作品形式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于读者的缺位，它使我们想起一部文本的意义总是在历史情境中产生的，并依赖于赋予其意义的许多不同的阅读行为。”（转引自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书史导论》，何朝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9页）

[69]据汪原放回忆，原来《水浒》版权页上“句读者”写“亚东图书馆”，胡适提议改署“汪原放”之名。（《回忆亚东图书馆》第六章）

[70]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1926年5月25日作，《语丝》第82期，1926年6月7日。

[71]胡适：《〈水浒传〉考证》，1920年作，《胡适文存》卷三，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胡适此文对金圣叹研究的影响，详见陆林：《胡适〈《水浒传》考证〉与金圣叹研究》，《文学遗产》2011年第5期。

[72]苏雷曼（Susan R. Suleiman）基于热奈特（Gerard Genette）的受述者理论，提出“嵌入式读者”的概念。参见The Reader in the Text Essays on Audience and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Susan R. Suleiman and Inge Crosm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73]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全集》修订版（叁），陆林辑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36页。此处所谓“文法”即“章法”。刘半农曾辨析“文法”的新旧两种含义：新文学家所说的“文法”，是在通与不通上着想的“句法”；古人所说的“文法”，是在文辞结构上着想的“章法”。（“复王敬轩书”，《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

[74]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金圣叹全集》修订版（贰），第854页。

[75]刘半农寻访金圣叹七十一回本《水浒传》的经历，及傅斯年与其抢书的趣闻，见刘半农《影印贯华堂原本〈水浒传〉叙》。刘半农暗中和胡适唱反调，他认为金圣叹对于《水浒》之功，第一在于删改，第二在于圈点和批语。初学者能从金圣叹的圈点和批语中明白文章的好处。

[76]《影印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第五回“九纹龙剪径赤松林，鲁智深火烧瓦官寺”，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

[77]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全集》修订版（叁），第34页。

[78]胡适：《〈水浒传〉考证》。

[7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下）”，《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46页。在1920年代初期《小说史大略》油印本讲义中，鲁迅已怀疑“圣叹所叹赏之佳处，殆即圣叹所改定”。参见《鲁迅小说史大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0—74页。鲁迅《谈金圣叹》（《文学》创刊号，1933年7月）称“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感谢张丽华对此条材料的提醒。

[80]胡适《〈水浒传〉考证》引钱玄同的话说，“金圣叹实在喜欢乱改古书”，拿《西厢》原本和金批本一对，竟变成两部书，“以此例彼，则《水浒》经老金批校，实在有点难信了”。但胡适认为：“以圣叹的才气，改窜一两个字，改换一两句，何须假托什么古本？”对胡适观点的反驳，参见俞平伯：《论水浒传七十回古本之有无》，《小说月报》第19卷第4号，1928年4月。

[81]孙楷第：《跋金圣叹本水浒传》，1935年稿，1961年改订，《沧州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82]转引自隋树森：《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国闻周报》1932年第9卷第24期。

[83]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日常生活实践》，第十二章“阅读：一种偷猎”，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参见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阅读史研究理论与方法》，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75页。

[84]参见隋树森：《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引言。

[85]钱穆：《中国文化与文艺天地——略评施耐庵〈水浒传〉及金圣叹批注》，《中国文学论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钱穆早年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从追逐新思潮到“重温旧书”的转变，参见瞿骏：《觅路的小镇青年——钱穆与五四运动再探》，《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2期。

[86]李长之认为明白与清楚是五四时代的文化姿态，以胡适为象征人物，白话文运动不妨看作明白清楚的启蒙精神的流露。“五四”崇尚清浅的理智主义，少光少热，少深度和远景，够不上胡适标榜的文艺复兴。（《五四运动之文化的意义及其评价》，1942年5月3日《大公报》）

[87]平田昌司：《眼睛的文学革命·耳朵的文学革命》，《文化制度和汉语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2页。

[88]《文学革命之反响》，“王敬轩君来信”，《新青年》第4卷第3号通信栏，1918年3月15日。

[89]梅光迪曾批评胡适“每喜于注重之语加以圈点”（《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1页），可见行文时自加圈点是受新式教育的留学生亦难革除的书写习惯。

[90]《文学革命之反响》，记者刘半农回信。

[91]钱玄同：《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新青年》第3卷第5号通信栏，1917年7月1日。

[92]还有两条涉及印刷形式：第9条“印刷用楷体，书写用草体”；第13条“印刷之体，宜分数种，以便印刷须特别注意之名词”。

[93]1922年12月30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杨天石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90—491页。

[94]枫宸，宫殿。宸，北辰所居，指帝王的殿庭。汉代宫廷多植枫树，故有此称。

[95]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新青年》第5卷第6号通信栏，1918年12月15日。

[96]《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97]钱玄同致胡适、陈独秀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459页。

[98]参见秦素银：《钱玄同致胡适信、片四十七通》，《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12期。

[99]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

[100]不仅是人名、地名一类的专有名词，连介词、连词也认为可以采用西文。如送书给别人，可写作“to……（英文）”或“a……（法文）”；又如用Mr. 与Miss代替先生、女士等称呼。参见1922年10月16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463页。

[101]钱玄同致陈独秀信，《新青年》第3卷第6号通信栏，1917年8月1日。

[102]《例言》，《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1月。

[103]陈独秀复钱玄同信，《新青年》第3卷第6号通信栏，1917年8月1日。

[104]朱我农：《革新文学及改良文字》，《新青年》第5卷第2号通信栏，1918年8月15日。

[105]胡适答朱我农信，《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106]朱我农：《革命文学及改良文字》，钱玄同跋语，《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107]陈望道此信作于东京，他当时了解的实验心理学，应是松本亦太郎、松尾长造的相关研究。松本亦太郎（1865—1943）是日本近代心理学的创建者之一，曾留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1913年任东京帝国大学心理学教授。松本亦太郎、楢崎浅太郎合著《教育心理学》（东京，日本学术普及会，1915年）第五篇“精神作业”已论及读书时的眼球运动、读书之心理、成人读书与儿童读书之差异。松尾长造著《读书心理研究》（松本亦太郎编，东京，心理学研究会出版部，1919年）第十章“关于读书迟速及读书时间增减的诸问题”，进而用心理实验比较横读与纵读之优劣。

[108]陈望道：《横行与标点》，1918年作于东京，《新青年》第6卷第1号通信栏，1919年1月15日。

[109]钱玄同答陈望道信，《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8年11月26日钱玄同致《新青年》同人信，称“见群益来信，说，‘这么一改，印刷工资的加多几及一倍’”。（《钱玄同文集》第六卷，第127页）可见印刷成本是阻碍《新青年》改用横行的客观因素。

[110]钱玄同、陈大齐：《中文改用横行的讨论》，《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陈大齐，字百年，清末赴日留学，1909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哲学门，受日本心理学家元良勇次郎影响，选心理学为主科。参见陈大齐：《八十二岁自述》，《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浙江近代学术名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111]参见陈大齐：《心理学大纲》（北京大学丛书之二），第一章“心理学之意义及研究方法”及第二章“精神作用之生理的基础”，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此书系讲义修订而成，主要介绍当时的心理学知识，兼采德国冯特（Wilhelm Wundt）及美国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学说。

[112]除了眼球运动的筋肉作用，陈大齐又拿常见的视觉误差做辅证，若在纸上画一个精确的正方形，常人看过去总觉得左右两边长，上下两边短，更像是长方形，正因为横看比纵看省力。

[113]参见华德生（John B. Watson）：《行为主义的心理学》（Psycholog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Behaviorist），臧玉洤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

[114]例如1921年9月16日钱玄同致信胡适，讨论标点符号问题，信末称“匆匆不及写白话，因写此半文半白之言，请勿笑”。（《钱玄同文集》第六卷，第102页）

[115]就我们自身的阅读经验来说，在横排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出版环境下，即便日日接触竖排繁体书的专业读者，也难免有看窜行的时候。由此反推文学革命前后，对于从小习惯右行直写、看竖排书的人而言，最初接触横排读物，总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一般读书人如何克服这种不适感，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这方面的阅读史材料还有待搜集。

[116]《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编辑略例》第4条，《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胡适任编辑委员会主任，钱玄同亦在编委会中。

[117]胡适：《卷头言》，《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1922年第1卷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