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回忆早年在家塾里读惯了木刻的四书五经、石印的《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第一次看到上海亚东图书馆加新式标点且分段的《水浒》《三侠五义》之类，顿觉爽心悦目，被这种全新的阅读界面所吸引[57]。亚东图书馆借“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势，又配合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先后推出古典小说标点本十余种，囊括了《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醒世姻缘传》《镜花缘》《水浒续集》《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海上花》《官场现形记》《宋人话本》等，大都屡屡重印。此类“闲书”比新文学受众更广，在“五四”以后无形中改变了新青年的阅读习惯与审美趣味。习惯了铅字、标点、分行的眼睛，自然看不进囫囵一片的木刻本或密密麻麻的石印本。
亚东版古典小说可以说开创了一种新的接受视域。据小说家吴组缃回忆，1922年他考入芜湖省立第五中学，在“五四”感召下，时常去代售新文化书刊的科学图书社巡视。在橱窗陈列的各式出版物中，亚东本的几种大部头白话小说分外打眼。当时新文学尚未普及，所谓白话文学在一般读者心目中，不是指鲁迅《狂人日记》之类，而是因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而声价陡增的明清章回小说。[58]
“五四”以前坊间刊印的旧小说，大都是布函线装、油光纸的石印本[59]，密密麻麻，直书到底，只有圈点，概不分段。而亚东版古典小说系白报纸32开本，分精装、平装两种。平装本一律厚纸封面，上印一把火炬，连同书名题签，显得朴实大方。小说正文每面12行，每行36字，加入新式标点及分段后，版面宽疏，给人面目一新之感。[60]
在购入亚东版之前，吴组缃已是小说迷，他借阅的小说书多是残破的土纸木刻本；高小毕业时，借过石印本《金玉缘》，“推墙挤壁的行款，密密麻麻的字迹”，看得头昏眼胀，似懂非懂。亚东版较之他此前接触的小说书，从里到外都是截然不同的崭新样式：白报纸本，开本适中，每回分出段落，加入标点符号，行款疏朗，字体清晰，拿在手里翻阅，悦目娱心。吴组缃由此得到一个鲜明印象：这就是“新文化”！[61]
1928年亚东版《水浒》第九版重排封面及目次
这些被“五四”召唤出来的新青年，不只被旧小说的情节所吸引，而且从小说中学习如何写白话：学它的词句语气，学它如何分段、空行、低格，如何打标点、用符号。吴组缃学作白话文，最初用作古文的老法子，找范文来反复念诵，揣摩它的句法、腔调。自从拜亚东版白话小说为师后，才摆脱记诵、临摹的积习，把白话文与口头语挂上钩来，在日常生活中体察周边人说话的语气、神态，进而走上小说创作之路。[62]
在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杨钧看来，所谓“新文化”不过剿袭《水浒》及英文标点而已，二者之外，未见别有创制，不如名之曰“旧俗话”或“西文杂钞”。杨钧乃杨度之弟，受业于王闿运，曾赴日本留学，擅长书画、金石、诗文。[63]胡适等人提倡《水浒》，在杨钧看来，“其害正大，诲盗之罪，实不可辞”。他学过日文、英文，认为标点非中文所需：“日文之法，略似中文，语句之间，意致完足，不必另加标点；英文无‘焉’‘哉’‘乎’‘也’等字，故无标点，其意不周。今若于义无不备之中文，更加以不相干之赘物，实不免于佛头着粪，画蛇添足之讥。”[64]
顾颉刚认为“标点”一词似为胡适所创，五四运动后，汪原放点校诸旧小说，每每邀胡适作序，广告上颜之曰“新式标点”，“标点”一词遂通行于世[65]。事实上，胡适在文学革命以前多用“句读”及“文字符号”，而非“标点符号”。据胡适执笔的《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标点”一词是采用高元的说法[66]。“标”即标记词句的性质种类，“点”即点断文句以表明各部分在文法上的位置和交互关系[67]。顾颉刚之所以认为“标点”一词为胡适所创，不完全是从词源学上考订，就社会效果而言，“五四”前后关于句读、标点的种种界说，都不及加入新式标点的旧小说有影响力。
亚东图书馆推出的这一系列古典小说标点本，从文本社会学的角度看，是“五四”新文化人与出版机构的协同作业。若将书籍本身视为一种表达方式，亚东版古典小说的文本形态凝聚了策划人、经营者、赞助人、句读者、校对者、印刷商、发行者的集体智慧[68]。让亚东版从诸多良莠不齐的坊间读本中脱颖而出的决定性因素，除了胡适、陈独秀两位文学革命的首倡者在戏台内喝彩外，“句读者”汪原放的工作不容小觑[69]。据鲁迅观察，1920年代出版界似已形成一种惯例：标点只能让汪原放，作序首推胡适之，出版交由亚东图书馆[70]。鲁迅之言虽暗含微讽，却道出亚东版在旧小说出版市场中的半垄断地位。
就阅读界面的重启（reset）而言，1920年亚东版《水浒》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书附有胡适的考证长文，开篇称汪原放点校的亚东版《水浒》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可视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胡适预言亚东版《水浒》在推行新式标点上发挥的作用比教育部颁行的法案还要大得多。不出所料，此书1920年初版即印行5000册，1928年重排9版，1931年13版，1948年印至15版，畅销不衰。
亚东版《水浒》以金圣叹七十回本为底本，却删去了金圣叹的眉批夹注。胡适称亚东版的好处就在“把文法的结构与章法的分段来代替八股选家的机械的批评”。他以为金圣叹用明末八股选家的眼光来逐句评点《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71]。然而分段及新式标点符号未尝不是将小说文本“凌迟碎砍”，嵌入一种“内置”的文法家的眼光？只是汪原放作为句读者的权限低于明清的八股选家及小说评点家，更不敌金圣叹点窜原文、据为己有的胆识。作为嵌入式读者（inscribed reader）[72]，汪原放用标点、分段代替金圣叹的眉批夹注，为旧小说创造出一种新的可读性。
金圣叹评《水浒》，着眼于字法、句法、章法，意在阐发作者运思用笔之妙，指示弟子读书作文之法。如其所言，旧时读《水浒传》，“便晓得许多闲事”；经其批点，读者胸中添了若干“文法”[73]。金圣叹逐句评释，指引读者体察文心，看“是何文字，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如何直行，如何打曲；如何放开，如何捏聚；何处公行，何处偷过；何处慢摇，何处飞渡”[74]。胡适仗着新文化之权势，想用“八股选家”的帽子压倒金批，代之以“文法的结构与章法的分段”。他举小说第五回“鲁智深火烧瓦官寺”中的一段，论证新式标点的好处。按刘半农藏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75]，此段格式如下：(www.xing528.com)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惊（写突如其来，只用二笔，两边声势都有）跳起身来、便道请师兄坐、同吃一盏、智深提着禅杖道（禅杖七）你这两个、如何把寺来废了、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其语未毕）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四字气忿如见）说在先敝寺（“说”字与上“听小僧”，本是接着成句。智深自气忿在一边，夹着“你说你说”耳。章法奇绝，从古未有）……[76]
这段文字穿插之妙，被金圣叹视作“夹叙法”的范例，谓急切里两个人一齐说话，须不是一个说完了，又一个说，必要一笔夹写出来[77]。如“听小僧说”本是一句，硬被鲁智深的“你说你说”打断，活写出人物的性急与气忿。亚东版删去金圣叹批语，代以新式标点：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惊，跳起身来便道：“请师兄坐，同吃一盏。”智深提着禅杖道：“你这两个如何把寺来废了！”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说：在先敝寺……”
在胡适看来，这样点读“便成一片整段的文章，我们不用加什么恭维施耐庵的评语，读者自然懂得一切忿怒的声口和插入的气话；自然觉得这是狠能摹神的叙事；并且觉得这是叙事应有的句法，并不是施耐庵有意要作‘章法奇绝，从古未有’的文章”[78]。亚东版加入新式标点，用两个省略号、两个破折号来表示金圣叹所谓的“夹叙法”，并非“一片整段的文章”，而是被标点符号“凌迟砍碎”的文章；读者也未必能“自然懂得”“自然觉得”，而是在标点符号的提示下，领会作者的叙事技巧。
亚东版《水浒》第五回及所用句读符号说明
胡适征引的瓦官寺一节到底有没有“章法奇绝”之处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论及七十回本《水浒传》，以鲁智深诘责瓦官寺僧一节为例，说明金批本字句上“亦小有佳处”。对于“听小僧说”之断句，鲁迅通过与百回本、百十五回本的比对，得出的结论是：“圣叹于‘听小僧……’下注云‘其语未毕’，于‘……说’下又多所申释，而终以‘章法奇绝从古未有’誉之，疑此等‘奇绝’，正圣叹所为，其批改《西厢记》亦如此。”[79]鲁迅认为所谓“章法奇绝”乃出自金圣叹之改窜，这一看法暗含与胡适的对话。《小说史略》随后引胡适之说，解释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的原由。而胡适《〈水浒传〉考证》则认为金圣叹没有必要假托古本、窜改原本。[80]
通俗小说研究者孙楷第亦通过版本对勘对所谓“章法奇绝”提出异议。从《水浒传》的版本系统上看，孙楷第认为金圣叹的七十回本出自袁无涯刊百二十回本，若将金圣叹本与袁无涯本及百回本对勘，其文字上的出入，孙氏判定皆金圣叹窜改，金批中所斥之“俗本”实乃旧本[81]。以瓦官寺这一段为例，袁本、百回本均作：“那和尚便道：‘师兄请坐，听小僧说。’智深睁着眼道：‘你说！你说！’那和尚道：‘在先敝寺十分好个去处。’”“听小僧说”四字连成一句，在孙楷第看来，“叙事明白平妥，并无所谓章法奇绝者”，金圣叹“专在字面上弄狡狯”，故意将“听小僧”与“说”字断开，才造成“章法奇绝”的叙事效果。
金圣叹称《水浒》这一回“突然撰出不完句法乃从古未有之奇事”，不止“听小僧说”一例，又如鲁智深再回香积厨，见“这几个老僧方才吃些粥，正在那里”。“正在那里”如何，却未写下去，因鲁智深来势汹汹，遂在“正在那里”四字下忽然收住。金圣叹由此发挥道：“‘正在那里’下，还有如何若何，许多光景，却被鲁达忿忿出来，都吓住了。用笔至此，岂但文中有画，竟谓此四字虚歇处，突然有鲁达跳出可也。”这五十余字的批点，在亚东版中仅用一省略号代替，以示语意未尽，至于读者能否脑补出“正在那里”以下的“许多光景”，能否从这六个点中窥见鲁智深的气势，端赖个人的想象力。
掌故家徐凌霄将金圣叹的批点比作西洋镜，原书好比一张画片，书里的景物本是立体的，画却是平面的，用镜子一照，使凸者凹者、远者近者、动者静者，一齐把真像送入观者的双目。《水浒》若卸掉金批这面镜子，读者未必能把书中的好处看得那样透彻完备，徐凌霄以为金圣叹的批点给新式标点诸多提示，但自诩体系完备的新式标点未必能穷尽金批之妙处[82]。例如《水浒》第四十四回“石秀智杀裴如海”，写裴氏做贼心虚，打探石秀来历，石秀道：“我么（句）姓石（句）名秀（句）金陵人氏（句）。”仅十个字，金圣叹断为四句，以彰显“拼命三郎”咄咄骇人的势头。亚东版的断句，或受到金批本的提示，石秀道：“我么？姓石，名秀！金陵人氏！”汪原放用一个问号、两个叹号来摹拟石秀咄咄逼人的语气，但这一别致的断句法显然承袭了金批本。
传统的读者接受理论，总把读者想象成被动的偷窥者，而德·塞托（de Certeau）将读者比作擅闯他人领地、顺手牵羊的窃贼[83]。像金圣叹这样“心怀不轨”、技艺高超的读者，打着“古本”的幌子，大张旗鼓地腰斩文本，并闯入（poaching）字里行间，暗动手脚，将他人文字“窃为己有”。因此读金批《水浒》，是圣叹文字，非《水浒》文字。亚东版删去金批，胡适斥之为八股选家的眼光，却不小心跌入金圣叹布下的文字陷阱。
亚东版《水浒》借白话文运动之势一炮打响，市面上已难寻金批本[84]。钱穆晚年借评施耐庵《水浒》及金圣叹批注，为五四新文学纠偏[85]。钱穆作此文，处处以胡适为靶子。首先反对活文学与死文学之分，以为文学当论好坏，不计死活；好文学自有标准，不专在通俗易晓，因习俗善变，俗外有俗，通于此，未必通于彼。其次主张“文成于难”，通俗易懂的未必是好文章[86]。钱穆自称由金批《水浒》窥见古文辞之堂奥，遂开于书无所不窥之势。钱穆为金圣叹打抱不平，意在隔山震虎，质疑文学革命的理论预设。亚东版《水浒》被胡适树为“白话文范”，金圣叹批注本的没落，在钱穆看来不仅是《水浒》迷的损失，也遮蔽了由金批上窥古文辞之妙的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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