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五四”文学革命不仅催生了一种新的语言工具、书写形式，与此同时，以分段、标点为视觉标记，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读性，亦即一种新的接受视域[1]。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句读论与书写实践之间的不同步性。文学革命引发的接受视域的转换，是一场漫长的读写革命，不应只聚焦在“五四”这一时间节点上。
“五四”文学革命不仅催生了一种新的语言工具、书写形式，与此同时，以分段、标点为视觉标记，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读性（a new readability），亦即一种新的接受视域（a new horizon of reception）[1]。从右行直下到左行横迤，从囫囵一片的木版书、密不透风的石印本，到疏朗的行款、宽裕的天头地脚、分明的段落、全套的标点，书写习惯与阅读界面的改变，跟从文言到白话的语体变革一样影响深远且不可逆。这种接受视域的变化不限于文学文本，还涉及现代述学文体、应用文体的形式变迁，甚至以整理国故之名，改变了整个古典学的面貌，可视作一场广义的“文本革命”[2]。因而有必要回顾文学革命前后的句读论，从文法、教育、印刷、阅读生理学等多重视角，考察这种新的接受视域是如何形成，并反向作用于书写实践[3]。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句读论与书写实践之间的不同步性。从书写规范的意义上，以1916年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胡适《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为起点[4]，迄于1920年教育部批准的新式标点符号修正案[5]，代表了从圈点句读到西式标点符号嬗变的趋势。然而落实到具体的书写实践中，受制于思想观念或印刷条件，即便在新文学的策源地《青年》杂志上，亦呈现出纵横并置的接受视域，及圈点与标点混用的过渡形态[6]。文学革命引发的接受视域的转换，是一场漫长的读写革命，不应只聚焦在“五四”这一时间节点上。(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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