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最适合写射他耳式文章的作家

《何典》出版预告中援引吴稚晖不做“野蛮文学家”的自供状，本是对《现代评论》派的回应，《乱谈几句》开篇云：

有人问，“《现代评论》上载了一封罗志希先生从美国寄回的信，他极说你有能做文学家的材料，不做可惜。并且西滢先生还加上一个跋尾，可惜你不曾写些过去的革命人物。你可有什么答复呢？”[82]

罗家伦的“劝进”书，题为《吴稚晖与王尔德》，是1925年发表在《现代评论》上的通信[83]。信中称赞吴稚晖有一种“射他耳家”（Satirist）的天才，其特别的本领在于：“一、铸造新词，凡是老生常谈、村妇嚼蛆的话，经他一用，便别有风趣。二、透彻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凡是所谓‘上中下三等’的生活，他不但有经验，而且能抓住最小而最特著的地方，以表现全个。”[84]吴稚晖这两种文学特长，使其最宜写“射他耳”式的文章。

“射他耳”系Satire的音译，罗家伦发明“射他耳家”的封号，拉陈西滢联名“劝进”，非贸然之举，因为不以文学家自居的吴稚晖已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怎么办呢？》《苦矣！》等时事评论。而且《现代评论》派的批评风格，与吴氏文风有相近的趣味。在前一期的通信中，罗家伦便指出《现代评论》的批评“有一种‘射他耳’（Satire译音，意译暂作‘嘲讽’）的文体倾向”[85]。这种犀利的“射他耳”文体，罗氏以为是当时中国最需要的醒脑剂，因为正色厉声的申斥对一般民众已失去效力。罗家伦对“射他耳”的召唤，基于一种错位的时代类比，他觉得1920年代的中国社会与欧洲启蒙时代情况类似，吴稚晖文章里的嘲讽与幽默像欧洲18世纪的出品，有时不免“琐碎”（trivial），使人看了扑哧一笑后失却正文[86]。罗家伦希望《现代评论》派“能开一种文学的风气，养出一种文学的体裁，造成一班‘射他耳家’”[87]。

对于“射他耳家”的封号，吴稚晖并不领情，调侃道：“人家偶爱打诨，他们就有什么‘射他耳’‘幽默’一类好听的名词，勾引他入港”，好比村姑把小脚放成天足，便有密司（miss）劝她穿高跟鞋，做交际花。没料到“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嚼蛆”也能编进文学家的生意经，吴稚晖反问：“文学家买几文一斤呢？‘射他耳’及‘幽默’，比到‘朴茂’‘渊雅’，差别何在呢？”[88]对于《现代评论》派的劝进，吴稚晖态度坚决，再度宣称他“不愿做什么乌烟瘴气的文学家”。

陈西滢在罗家伦的“劝进”书后加跋语，谓吴稚晖“是中国希有的文学天才”，却“始终不承认而且极端看不起文学天才”[89]。他期待吴稚晖能写晚清以来的革命人物，为民国存掌故。在《现代评论》上极力表彰吴稚晖思想与文章的，首推陈西滢。“西滢闲话”推举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思想方面即以吴稚晖在科玄论战中的大作《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与人生观》为代表，理由是“那大胆的精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气概，滑稽而又庄严的态度，都是他个人独有的”[90]。陈西滢坦言吴稚晖是他二十年来最钦佩的一个人，吴氏著作中最有趣的是散见于报刊上的杂文，其次是他的书函[91]。就其思想底色而言，陈西滢认为吴稚晖外表极新，内心极旧，“意识是西洋的物质主义者，下意识却是纯粹中国的儒者”[92]。

陈西滢的判断明显受章士钊影响。此时正在与吴稚晖打笔仗的章士钊以为，“放屁放屁”不过是故意骇人听闻之言，吴稚晖实则是“言行不相顾”之人：对外扬言“经生文人，举不足为”，而其危机时刻的决断，“乃真经生、真文人之受用处”[93]。在章士钊眼里，吴稚晖乃一“极旧式之新学家”。作为“新学家”，吴稚晖往往口不择言，“与诸少年角逐，有宏奖而无督责，意在姑为破坏，徐图建设”。其文章放荡，但持身谨严，“行己应物，仍一切不脱儒家规律”。吴稚晖能得到知识阶层的信仰，章士钊断言“所得于旧者八，所得于新者仅二”[94]。

吴稚晖自信其作文秉持“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之精神，又发誓投线装书于茅厕，从此不看中国书，“到如今，几乎成了没字碑，然身上不带鸟气，不敢误认我为文人，这是狠自负的”[95]。章士钊反驳道：

愈自晦曰“没字碑”，其字愈显；愈自异曰“不带鸟气”，其鸟尤数飞无已。故凡读吴稚晖之文，轻轻放过，不审其所号投于毛厕之旧书，曾一一刻画在脑筋里，可隐可见，虽百洗而不可磨者，直无目者也。[96]

吴稚晖标榜“放屁”精神，用讲话体为文，在章士钊看来，“其貌与黄口小儿所作若同，而其神则非读破几百卷书者，不能道得只字”。同理，钱玄同以“原经”起头的“废话”，岂是没摸过《十三经注疏》的时髦少年能信口雌黄的？

吴氏文风的流弊在于，若缺乏道德自律与学术功底，只会扮小丑、说俏皮话，模仿半文半白的文体，刻意制造一种诙谐趣味。1927年创造社的理论家成仿吾指出，文学革命已堕入趣味的绝路，在创作和批评的领域都充斥着趣味的氛围：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换言之，必有一种有特别嗜好的作者，以及有同类嗜好的出版者与读者，共同造成趣味的“迷魂阵”[97]。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发源于北京，那儿有周作人的小圈子，有北新书局，还有大学培养的新文艺的广大读者及潜在作者。成仿吾用漫画的笔触，描绘出他心目中趣味文艺的始作俑者、传播者、消费者：

这时候我们的周作人先生带了他的Cycle悠然而来，扬着十目所视的手儿高叫道：“做小诗罢！俳句罢！使心灵去冒险罢！读《古事记》罢！《徒然草》罢！……”这时候刘半农博士不知道几时跑了回来，扬着鞭儿，敲着他的瓦釜，大叫了一声：“读《何典》罢！”在这时候，我们的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而我们的西滢先生却在说他那闲话。北新书局呢，老板不消说是在忙着编纂，排印工人不消说是在黑黝黝的铅字房里钻动。大学堂里念书的呢，他们是在耽读着，著述着，时时仍在仰着头等待什么人再给他们一点天启。[98]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换，在批评话语的建构上，是以“趣味家的态度”为靶子，通过对趣味文艺“生产线”的清算实现的。然而成仿吾的批评本身不也沾染了趣味文艺的臭味？

1930年代初，沈从文检讨文学革命以来的小说创作，对文坛上弥漫的讽刺气息不以为然，特别批评《语丝》派的杂感与小品文，养成一种“尖巧深刻”的不良趣味，导致讽刺的滥用，使新文学由“严肃”滑向“游戏”[99]。1920年代中期诙谐趣味的养成，不能完全归咎于语丝体，沈从文同时指出：胡适对《儒林外史》的重新估价、周氏兄弟及陈西滢的杂感、丁西林的对白剧、张资平的小说以及对莫泊桑、契诃夫作品的翻译，都该为诙谐趣味的不良影响负责。《语丝》与《现代评论》这两大敌对阵营对吴稚晖文风的一致追捧，刘半农校点重印《何典》，都需放置在趣味文艺的生产场域中去理解。

钱玄同的《何典》序虽未兑现，幸而有鲁迅应刘半农之邀作的题记。鲁迅调侃说旧小说的整理有被人包办之嫌：“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刘半农，李小峰，我，皆非其选也。”[100]促使鲁迅为《何典》作序的，是陈西滢对刘半农的批评：“说《何典》广告怎样不高尚，不料大学教授而竟堕落至于斯。”鲁迅从大学教授的“堕落”中体会到谋生的困苦，他借陶成章教人催眠术糊口之事为刘半农辩护[101]。但鲁迅在题记中也直言对《何典》重印本的不满，“以为校勘有时稍迂，空格令人气闷，半农的士大夫气似乎还太多”。[102]

“校勘有时稍迂”，用刘大白的话说，“有不必疑而疑，并不赘而以为赘，并非不可解而以为不解的”[103]。一年后唐传奇《游仙窟》付印时，鲁迅主张或排印或影印，全依旧式，可附札记，“至于书头上附印无聊之校勘如《何典》者，太‘小家子’相，万不可学者也”[104]。

从《何典》重印本的空格中，鲁迅嗅出刘半农的“士大夫气”。就这些“令人气闷”的空格，刘半农诉苦道：

因为在《何典》里画了方方方，我真被诸位老爹骂得够了。当面痛骂者有其人，写信痛骂者尤大有其人。若把收到的信编起来，也竟可以请李老板出一部《谤书一束》了。[105]

可见感觉“气闷”的并非鲁迅一人。刘半农自称《何典》里的方方方是看校样看到第四回才临时画上的。据刘大白统计，《何典》第四回有109个方框，加上第五回中的一个，共有110个空格[106]。被刘半农删去的这百余字，正是钱玄同建构“不伦”的国语所依赖的秽亵字样，如“卵”字、“屄”字之类。与“放屁放屁”的口诀相比，与性相关的秽亵字样才是检验“吴老爹之道统”的试金石。鲁迅所谓的“士大夫气”，实暗讽刘半农身上的“道学家气”。

《何典》重印本（北新书局，1926年6月初版）第四回里的方方方，再版时恢复原文，去掉空格

夹杂着秽亵字样的《何典》，属于周作人所谓“受戒者的文学”（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只有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读者，才能领会《何典》的村野恶俗之趣[107]。《何典》中的荒唐言，不是对一般人说法，更不适合那些“心思已入了牛角弯”，“用记限仪显微镜来测看艺术”的道学家[108]。对于《何典》中的秽亵字样，与其用方框空格代替，不如用周作人提倡的“净观”，对抗假道学的空气。所谓“净观”，是用心的洁净来祓除词与物的污秽，正如斯温朋（Swinburne）所说：“世上唯一不洁的物，便只是那相信不洁的念头。”[109]“披着猥亵之衣，出入于礼法之阵”，笑闹着，最终毫发无损，才是文学革命者的风度[110]。《何典》重印本里的方方方，若视为新文学家自我阉割的症候，不正是“流氓鬼”与“绅士鬼”格斗后隐遁之所？

[1]我对此问题的关注，始于周作人沦陷时期写作的“苦茶庵打油诗”。他再三强调自家的“打油诗”并非游戏笔墨，而是正经的“述怀”之作。参见袁一丹：《动机的修辞：周作人“落水”前夕的打油诗》，《鲁迅研究月刊》2013年第1期。被排除在新文学殿堂之外的打油诗，却在文学革命发生史上扮演着催生婆的角色。参见胡适：《新大陆之笔墨官司》，《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第2号，1917年6月。

[2]周作人：《两个鬼》，《语丝》第91期，1926年8月9日，收入《谈虎集》。“两个鬼”的说法，用周作人熟悉的古希腊文化解释，近似于酒神与日神的区别。“绅士鬼”是日神精神的化身，追求适度及为了做到适度的自知之明；“流氓鬼”则是酒神冲动的流露，即与适度相对的放逸、偏执，或说“肆心”（Hybris）。周作人向往日神式的美与秩序——“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厌恶甚至惧怕酒神式的精神失控。然而在现实的刺激下，周作人亦会突破安稳的秩序，不顾内外的戒律，坠入“忘我”（Ecstasy）的状态，或戴上面具嬉戏。参见王媛：《“希腊的余光”：周作人对古希腊文化的接受研究》第三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

[3]《文学研究会宣言》，《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姜涛用韦伯“志业”的概念解释宣言中表明的工作态度。（《五四新文化运动“修正”中的“志业”态度：对文学研究会“前史”的再考察》，《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

[4]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

[5]郑振铎：《中国文人（？）对于文学的根本误解》，《文学旬刊》第10号，1921年8月10日。

[6]王国维：《文学小言》，《教育世界》1906年第139号。

[7]厨川白村：《游戏论》，鲁迅译《出了象牙之塔》，北京，未名社，1925年，第150—151页。

[8]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第十五封信，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76页。

[9]伽达默尔：《诠释学：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50页。

[10]参见郑振铎：《新文学观的建设》，《文学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

[11]朱自清：《论严肃》，《中国作家》第1卷第1期，1947年10月1日。按周作人的说法，“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

[12]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Obsession with China：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爱情·社会·小说》，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第79—83页。

[13]刘绍铭：《涕泪交零的现代中国文学》，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第1—8页。

[14]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3—18页。

[15]参见Christoper Rea, The Age of Irreverence: A New History of Laughter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中译本参见雷勤风：《大不敬的年代：近代中国新笑史》，许晖林译，台北，麦田出版，2018年。黄克武：《言不亵不笑：近代中国男性世界中的谐谑、情欲与身体》，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6年。

[16]1878年12月14日《申报》头条刊出本馆告白《新印何典出售》：“‘出于何典’是人口头语也，而今竟有其书曰《何典》，系上海张南庄先生所著，向无刊本。先生于乾嘉时为上邑十布衣中之一。是书凡十回，装成两册，说鬼话而颇有鬼趣。其辞句则吴下谚语居多，闻之实堪喷饭。本馆现已装订齐全，准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即礼拜二出售，每部价洋一角五分，其出售处仍照曩例。”申报馆仿聚珍板印《何典》，过路人编定，缠夹二先生评。太平客人序云：“今过路人务以街谈巷语，记其道听途说，名之曰《何典》。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实则不离乎开鬼心、扮鬼脸、怀鬼胎、钓鬼火、抢鬼饭、钉鬼门、做鬼戏、搭鬼棚、上鬼党、登鬼录，真可称一步一个鬼矣。此不典而典者也。吾只恐读是编者疑心生鬼，或入于鬼窠路云。”

[17]参见王锦泉：《论〈华盖集〉及其“续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6—98页。

[18]吴稚晖：《乱谈几句》，《猛进》第10期，1925年5月8日。

[19]吴稚晖在民初知识界的影响力，以1925年《京报副刊》发起的“青年必读书”与“青年爱读书”征求活动为例。关于“青年必读书十部”的78份答卷中，有10人提及吴稚晖，包括李晓峰、马幼渔、邵云仲、汪精卫、常燕生、刘奇、周杰人、黎性波、赵雪阳、汪震。关于“青年爱读书十部”的306份应征书目，有11份投给吴稚晖的《上下古今谈》。详见王世家编：《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20]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21]1926年6月6日周作人致刘半农信，转引自刘半农：《关于〈何典〉里的方方方及其它》，《语丝》第85期，1926年6月27日。

[22]文学革命发生伊始，《新青年》的普通读者中已不乏吴氏文风的追随者。《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刊出一篇读者来稿，题为《改良文学之第一步》，作者易明认为改良文学，当先普行俗语，而吴稚晖之论说文正是最佳样本，“以其能广引俗语笑话，润以滑稽之笔，参以精透之理”。参见张全之：《吴稚晖与〈新青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6期。

[23]促揢，刁钻刻薄，又作“促狭”“促掐”。例如《醒世姻缘传》第二十回：“儿啊！你一些好事不做，专一干那促揢短命的营生，我久知你不得好死。”

[24]刘半农：《重印〈何典〉序》，《语丝》第73期，1926年4月5日。

[25]参见刘大白：《读〈何典〉》，《黎明》第33期，1926年6月26日。

[26]1926年6月6日周作人致刘半农信，转引自刘半农《关于〈何典〉里的方方方及其它》。关于张南庄其人其文，申报馆印《何典》附有“海上餐霞客”跋：“《何典》一书，上邑张南庄先生作也”，“当乾隆时，邑中有十布衣，皆高才不遇者，而先生为之冠。先生书法欧阳，诗宗范、陆。尤劬书，岁入千金，尽以购善本，藏书甲于时。著作等身，而身后不名一钱，无力付手民”。

[27]知堂（周作人）：《中国的滑稽文学》，《宇宙风》第23期，1936年8月16日；收入《瓜豆集》，改题为《常言道》，上海，宇宙风社，1937年。抗战前夕周作人对谐文传统的改造，参见袁一丹：《从小品文到“新俳文”：一场流产的文学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7期。

[28]周作人：《中国的滑稽文学》。

[29]周作人：《地方与文艺》，1923年3月22日作，《谈龙集》，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

[30]周竹君：《岂有此理》跋，转引自周作人《中国的滑稽文学》。

[31]周作人：《中国的滑稽文学》。

[32]刘半农：《双凤凰专斋小品文》，二十二“无题”，《人间世》1935年第13期。

[33]《何典》共十回。

[34]1926年2月24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中册，杨天石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73页。

[35]疑古玄同：《废话（废话的废话）》，《语丝》第40期，1925年8月17日。

[36]吴稚晖是江苏常州人，常州在清代产出三种特殊人才：一是法理名家，和绍兴师爷齐名；二是理财专家，为现代中国银行界的重镇；三是阳湖古文家，陶熔经史的古文异军。曹聚仁以为，吴稚晖乃阳湖派之异军，兼有刑名家之长，而气势过之。（参见曹聚仁：《一个刘老老的话》，《文坛五十年》，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54年，第13页）

[37]阳湖派为恽敬、张惠言等人开创，源自桐城派，但对桐城文的清规戒律有所不满；作文取法儒家经典，而又参以诸子百家之书，故文风较恣肆。

[38]疑古玄同：《废话（废话的废话）》。周云青称吴稚晖文章有“一种横厉无前之气”，“其取材之丰富，上自天球宗彝，下至圊中石、乾矢橛，无不佐其笔阵之纵横。而其字法句法，往往戛戛独造，脱尽恒蹊，目无桐城派阳湖派之余子”。（《吴稚晖先生文存》，周云青编，上海，医学书局，1926年）

[39]疑古玄同：《废话（废话的废话）》。

[40]周作人的学生朱肇洛以为，吴稚晖“放屁文学论”产生的“瞎三话四”的文体，打破一切固定的文学程式（即钱玄同所谓的“体式鬼”），自辟新境。这种破坏式的建设，对新文学前途影响很大。（参见《由吴稚晖的文体说起》，《杂志》1945年第15卷第1期）

[41]疑古玄同：《废话（废话的废话）》。

[42]“黄绢幼妇”系“绝妙”二字的隐语，典出《世说新语·捷悟》。《何典》这类清代小说中描写的低俗甚至污秽的内容，可理解为一种“降格”或谓“突降法”的修辞手段。参见张治：《清代小说关于“怪诞”风格的修辞试验》，《文学的异与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

[43]曹聚仁：《一个刘老老的话》，《文坛五十年》，第14页。1928年广州受匡出版社推出横排标点版《何典》，黄天石序云，文学的好处在能描写人间的一切“真”，可自从前辈先生发明一个“雅”字之后，遂演成几千年雅不可耐的贵族文学。中国所以不能产生好文学，“雅”实为祸首。《何典》是对“雅”的革命，一种返璞归真的文学革命。

[44]“曰若稽古”语出《尚书·尧典》。《钱玄同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9页）将此句误作“日落稽古臭瘪三”。

[45]参见刘铮：《闲话“那话儿”》，《情色夭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1年。(www.xing528.com)

[46]应为“猜谜赌胜”，语出任鸿隽《泛湖即事》诗。

[47]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4—15页。

[48]从印刷形态、版面设置、文学场域等角度对“语丝”体的深入辨析，参见夏寅：《〈语丝〉的形态构造与“文体”生成（1924—1927）》，201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49]岂明（周作人）：《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第54期，1925年11月23日。

[50]周作人：《滑稽似不多——通信二》，《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参见冯仰操：《滑稽论争背后的话语权》，《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23期。

[51]《北京的一种古怪周刊〈语丝〉的广告》，原载1926年1月21日《京报副刊》，收入《周作人集外文》。

[52]疑古玄同（钱玄同）：《废话》，一“原经”，1925年11月14日作，《语丝》第54期，1925年11月23日。

[53]《尚书》被钱玄同视作“文件粘存册”，《仪礼》不过是礼节单子，《论语》《孟子》只是古代哲学史料。

[54]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现代评论》第5卷第119期，1927年3月19日。

[55]梁冰弦编：《吴稚晖学术论著》，上海，出版合作社，1925年11月初版。

[56]1925年12月31日钱玄同致周作人信，《钱玄同文集》第六卷，第72页。

[57]1925年12月31日钱玄同致周作人信，《钱玄同文集》第六卷，第72页。

[58]浩徐：《主客答问》，《现代评论》第4卷第106期，1926年12月18日。

[59]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现代评论》第5卷第119期，1927年3月19日。

[60]吴稚晖的“豆芽字母”草成于1895年，据说他和太太通信便用这套“豆芽字母”。字母采独体篆文，或亦自创简笔，形似豆芽菜。参见吴敬恒《三十五年来之音符运动》（庄俞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卷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卷一及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

[61]燃（吴稚晖）：《书苏格兰君〈废除汉文议〉后》，《新世纪》第71号，1908年10月31日。另参见吴稚晖《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新语问题之杂答》及批评章太炎的《书“驳万国新语说”后》诸文。

[62]1907年10月3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106页。

[63]1907年9月18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105页。

[64]参见1908年4月22日钱玄同日记：“午后至太炎处。太炎出一篇曰《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将《新世纪》《万国新语之进步》一篇驳尽，且中多精义。”（《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128页）章太炎反驳“万国新语”的主张及依据，参见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1911）》，《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65]1908年4月29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130页。

[66]刘师培此时更偏向《新世纪》的立场，据1908年7月1日钱玄同日记云：“与申叔讲时事，伊总主张进步说，因甚以《新世纪》为是，又谓世界语言必可统一云云。果哉其难化也！然不斥旧学，贤于吴朓诸人究远矣。”（《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134页）

[67]参见1910年1月10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205—207页。

[68]参见1909年1月29日钱玄同日记：“晚间在炎师处谈天，余主张废楷用篆说，炎师不甚许可，意其难行也。”（《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145页）

[69]1909年11月2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187页。

[70]1912年12月3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244页。

[71]1912年12月30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250页。

[72]1916年9月19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291页。

[73]1916年9月29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292页。

[74]1917年1月11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300页。

[75]1917年9月24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318页。

[76]如1918年1月2日钱玄同日记：“独秀、叔雅二人皆谓中国文化已成僵死之物，诚欲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不可。此说与豫才（鲁迅）所主张相同，吾亦甚然之。”（《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326页）又同年1月26日：“日前（刘）叔雅倡不译书之论，今日（沈）尹默并谓非废汉字不足以救亡，与豫才持论全同，此皆极正当的议论。”（《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331页）

[77]1918年1月2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326页。

[78]1922年6月8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册，第416页。

[79]1923年1月16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中册，第498—499页。

[80]1923年1月17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中册，第499页。

[81]1923年1月17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中册，第499—500页。

[82]吴稚晖：《乱谈几句》，《猛进》第10期，1925年5月8日。

[83]罗家伦：《吴稚晖与王尔德》，1925年3月1日作于柏林，《现代评论》第1卷第20期，1925年4月25日。

[84]罗家伦以为鲁迅也有这两种特长，但“铸造新词”的本领不常用。

[85]罗家伦：《批评与文学批评》，1925年2月28日作于柏林，《现代评论》第1卷第19期，1925年4月18日。

[86]罗家伦：《吴稚晖与王尔德》。

[87]罗家伦随即指出“做‘射他耳家’的危险，就怕流成‘心里刻家’（Cynic的译音，日本译作‘犬儒’，意译暂作‘冷笑家’）。‘射他耳家’做的文字，背后还有充分的同情，有种悲天悯人的感觉，有一种相当的标准断事。至于‘心里刻家’遇着东西，先把鼻子去嗅了；嗅过以后，‘哼’的一声，鼻子底下的两道冷光一出，天下的是非都没有了！”（《批评与文学批评》）鹤见祐辅认为幽默源于理性的倒错感，和冷嘲（cynic）只隔一张纸，同情使幽默不堕于冷嘲。（《说幽默》，《思想·山水·人物》，鲁迅译，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

[88]吴稚晖：《乱谈几句》。

[89]陈西滢：《吴稚晖与王尔德》跋语。

[90]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3卷第71期，1926年4月17日；收入《西滢闲话》，题为《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第336—337页。

[91]陈源：《吴稚晖先生的著作》，《西滢闲话》，第54—55页。

[92]西滢：《闲话》，《现代评论》第3卷第59期，1926年1月23日；收入《西滢闲话》，题为《吴稚晖先生》。

[93]孤桐（章士钊）：《再答稚晖先生》，《甲寅周刊》第1卷第27号，1926年1月16日。章士钊此文系回应吴稚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1月1日）上的《我们所请愿于章先生者》。

[94]孤桐（章士钊）：《再答稚晖先生》，《甲寅周刊》第1卷第27号，1926年1月16日。章士钊此文系回应吴稚晖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1月1日）上的《我们所请愿于章先生者》。

[95]吴稚晖：《我们所请愿于章先生者》，《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1926年1月1日。

[96]章士钊：《再答稚晖先生》。

[97]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洪水》第3卷第25期，1927年1月16日。

[98]成仿吾：《实现我们的文学革命》。

[99]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原载《文艺月刊》第2卷第5—6号，1931年6月30日；转引自《沈从文全集》第16卷文论，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218页。

[100]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1926年5月25日作，《语丝》第82期，1926年6月7日；收入《华盖集续编》。

[101]鲁迅：《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102]鲁迅：《何典·题记》，1926年5月25日作，《何典》，北京，北新书局，1926年6月。

[103]刘大白：《读〈何典〉》，《黎明》第33期，1926年6月26日。

[104]1927年7月28日鲁迅致章廷谦信，《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63页。参见川岛（章廷谦）：《记重印游仙窟》，《人民文学》1957年第8期。

[105]刘半农：《关于〈何典〉里的方方方及其它》，《语丝》第85期，1926年6月27日。

[106]参见刘大白：《两个圈儿和一百一十个框儿》，《黎明》第39期，1926年8月8日。

[107]仲密（周作人）：《自己的园地·九〈沉沦〉》，《晨报副刊》1922年3月26日。

[108]周作人：《绿洲·九〈镜花缘〉》，《晨报副刊》1923年3月31日。

[109]周作人：《英国诗人勃来克的思想》，《少年中国》1920年第1卷第8期。

[110]子荣（周作人）：《“净观”》，《语丝》第15期，1925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