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字体到文体：另起的新文化运动

钱玄同对吴氏文风的共鸣，不限于文体解放的层面，不容忽视二人在国语运动及文字改革中所持的激进立场。早在清末吴稚晖就依《康熙字典》的等韵，制作过一套“豆芽字母”[60]；后又在《新世纪》周刊上主张废除汉字，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以改良种性：

自今以后，如欲扩大文学之范围，先当废除代表单纯旧种性之文字，而后自由杂习他种文字之文学。以世界各种之良种性，配合于我旧种性之良者，共成世界之新文学，以造世界之新种性。[61]

吴稚晖对“文学”的理解是狭义的美术之文，“独指词章等而言”，至于“笺经注史”属于学术文的范围。唯有从废除汉字、全盘西化进而世界大同的思想轨迹上，才能进一步理解1920年代钱玄同对吴氏文体的高度推崇。

钱玄同对吴稚晖的态度，随他思想立场的转移而改变。从钱玄同对《新世纪》的看法，可窥见他与吴稚晖在语言文字观及思想立场上的大分大合。1907至1908年间，受无政府主义、国粹主义思潮的影响，钱玄同以为《新世纪》倡言“破坏一切，颇具卓识，惟终以学识太浅，而东方之学尤所未悉，故总有不衷于事实之处”，远不及刘师培主持的《天义报》[62]。“中文太浅，历史不知，每有不轨于理之言”[63]，是《新世纪》创刊之初钱玄同对吴稚晖诸人的看法。

在章太炎与吴稚晖关于万国新语的论争中，钱玄同无疑站在捍卫其师的立场上[64]。其谓《新世纪》“愈出愈奇”，“前拟用万国新语代汉语，已觉想入非非，今复有创中国新语者”，“此等可笑之事，太炎谓其发疯，诚然”[65]。钱玄同此言系针对《新世纪》第40号上的《编造中国新语凡例》及吴稚晖的评注。这一时期钱玄同的思想立场，介乎章太炎与刘师培之间[66]：他肯定《新世纪》“破坏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但在语言文字问题上，此时极端复古的钱玄同绝不可能认同吴稚晖诸人以万国新语取代汉字的主张。

章太炎录《荀子·劝学篇》语赠钱玄同。图片来源：《疑古玄同——钱玄同文物图录》

清末钱玄同的复古思想，集中体现在文字复古上，即主张恢复“正字”，废楷书用篆书。钱氏以“正字”为“正名”之始，声称汉字必以篆书为正体，以后可用的字体只有篆书、隶古、隶书、章草四种，且不论用何种字体，都不应写《说文》以外的字[67]。钱玄同的“废楷用篆说”比其师章太炎的“正名”观更极端[68]，他对“正字”的执着，隐含着晚清亡国灭种的忧惧：

十稔已还，东西留学生、上海僮仆、学堂洋奴，相继辈起，首倡废国文、废旧书之论，而退率遂大勮。……愚谓立国之本要在教育，果使学术修明，必赖文字正确。士生今日，诚能潜心正名之事，实为扼要之所在也。文字一灭，国必致亡。借观印度、波兰，可为殷鉴。若云文字纵亡，语言犹在，未易废也，此亦不然。今之语言渐不典则，犹赖有文字以匡之，若弃文存语，是无皮之毛，无往不可附也。故今日急务，实在复保氏之教为最要。[69](www.xing528.com)

由此可知钱玄同“正名”观的历史语境及两个基本点：一是“文字正确”关系国族存亡，二是文字之于语言的优先性。

直至民国初年，钱玄同日记中提及吴稚晖仍是鄙夷的口吻，如谓中国人的劣根性在不顽固、不自大，庚子以降国人无不“尊欧美过先祖，贱己国过儓隶”，“如吴朓（引者注：吴稚晖本名）辈，世方相矜宠，吾民曾不知死亡之何日矣”[70]。又称由吴稚晖等人操办统一国语之事，“文字语言乌得不亡”！[71]

钱玄同对吴稚晖的态度陡转，始于1916年袁世凯称帝复辟后。他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上重新肯定《新世纪》的前驱地位，坦言“八九年前初读《新世纪》，恶其文章鄙俗，颇不要看，后又以其报主张用世界语及吴、章嫌隙之事，尤深恶之。由今思之，此实中国创始Anar主义之印刷物也”[72]。与此同时，钱玄同宣告放弃“废楷用篆说”，因“经典之精义全不系乎文字，纵令今日中国之书焚毁净尽，但令有精译本之西文五经，则经典即可谓之不亡，况篆书变楷书乎”？[73]1917年初钱玄同托北大校长蔡元培代购《新世纪》，自称对吴稚晖及《新世纪》的态度转变，是“受洪宪天子之教训”：

前此因章师疑吴君为苏报案之告密者，遂乃薄其为人。又因其时保存国粹之心理颇炽，而《新世纪》则输入欧化，排斥国粹，坐是又不以其报为然。由今观之，告密之事，早经多人证明其无，则吴君之行自无可议。至国粹、欧化之争，吾自受洪宪天子之教训以来，弃保存国粹之心理已有大半年矣。今日思之，《新世纪》之报，即为吾国言Anarchism之元祖，且其主张新真理，针砭旧恶俗，实为一极有价值之报，故拟托蔡君代觅也。[74]

同年9月钱玄同重阅《新世纪》，感叹“九年前阅此，觉其议论过激，颇不谓然。现在重读，乃觉其甚为和平。社会不进步欤？抑我之知识进步欤？”[75]

钱玄同对吴稚晖及《新世纪》的态度变化，基于他自身从复古到反复古的思想转变。受《新青年》同人影响[76]，钱玄同在语言文字问题上立场也颠倒过来，从维护汉字的神圣性，极力排斥世界语，到力主废汉字，提倡世界语。在过渡时期，钱玄同主张用“杂种”文字：“对于自己的历史、旧有的学术及普通之常语仍用汉文，但改文言为白话；至于新事、新物、新理，老实用西人名字，西字以Esperanto为标准。”[77]这种中西混杂的文字观，本质上是一种文字工具论。仅仅作为工具或记号的文字，为了方便使用，则“不妨杂（而且应该杂）”[78]。

1923年钱玄同拜会回国不久的吴稚晖，邀他为《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助阵。受上海一帮遗老遗少的刺激，吴稚晖宣称“国学当缓讲，国文可不学”，其“仇视汉字之心益切”，觉得文字愈庞杂愈好，世界文字以日文为最好[79]。日本式的混合文字，在钱玄同看来，最适宜于过渡时代：“暂时尚不能不写汉字的，则写汉字；可以不写、无汉字可写和汉字不足以表示音义的，则写注音字母。”[80]钱玄同主张无限制地输入外来语，最好写原文；外来语之输入不限于新名词，甚至介词、连词之类也可用外来语，如“送给”一词可用英文之to、法文之a或世界语之al代替[81]。这种中西混杂的文体，单从视觉效果上，就比文白、雅俗层面的杂糅更有冲击力。“杂种文字”观既与疑古玄同式的“不伦”的国语精神相通，也是他与吴氏文体发生共鸣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