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8日《语丝》周刊第69期登出一则没头没脑的广告：“‘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欲知这话怎说，且听下回分解。”第70期上附加说明：“北新掌柜，合什恭敬，再白大众：善男子，善女人，此刻现在，有一老人，曰吴稚晖……”仍叫人摸不着头脑。随后两期广告词又添花样：“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前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17]这种广告真是“岂有此理”！
《语丝》第73期终于揭开“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谜底，原来是“吴稚晖先生的老师《何典》出版预告”。预告中引吴稚晖的话说：
我止读他开头两句……从此便打破了要做阳湖派古文家的迷梦，说话自由自在得多。不曾屈我做那野蛮文学家，乃我生平之幸。他那开头两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用这种精神，才能得言论的真自由，享言论的真幸福。[18]
《何典》整理者指出“这是吴稚晖老先生的亲笔口供”，“我们现在将这书校点重印，至少也给钦仰吴先生的人送到一个好消息罢”。
《何典》重印本在《语丝》上连登七期广告，用说书场中卖关子的手法，吊足读者胃口。将这本名不见经传的小书与在清末民初知识界颇有号召力的老将吴稚晖捆绑销售，不免有拉虎皮做大旗的味道[19]。出版预告中援引的这段话，摘自吴稚晖《乱谈几句》一文。此文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编选者周作人特别说明：
吴稚晖实在是文学革命以前的人物，他在《新世纪》上发表的妙文凡读过的人是谁也不会忘记的。他的这一种特别的说话法与作文法可惜至今竟无传人，真令人有广陵散之感。[20]
《散文一集》破例选了吴稚晖的两篇小文，其一便是《何典》广告援引的《乱谈几句》。周作人声称《新文学大系散文集》收录的人物、文章，除了与郁达夫约定互相编选之外，大都是自己“胡抓瞎扯”的。扯上吴稚晖这位“文学革命以前的人物”，显出编选者的“主观偏见”与历史眼光。
周作人指认《何典》是“吴老爹之道统”[21]。所谓“道统”带反讽之意，其实是以异端为正统。自《新世纪》时代起，吴稚晖发明了一种“特别的说话法与作文法”，其秘诀即《何典》广告中标举的“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周作人感叹吴氏文风“至今竟无传人”，未必确切，至少在他身边便有吴老先生的两位私淑弟子——在文学革命中唱双簧的钱玄同与刘半农。本章从《何典》的校点重印讲起，试着梳理吴稚晖这一路“奇文”与文学革命的内在关联[22]。
将《何典》与吴稚晖做捆绑宣传的策略，应出自《何典》校点者亦是吴氏文风的追捧者刘半农。《语丝》第73期同时刊出刘半农《重印〈何典〉序》，交代《何典》一书的“再出土”过程。最初在厂甸书肆中四处寻觅吴稚晖作文秘笈的并非刘半农，而是他文学革命时期的亲密战友，有“厂甸巡阅使”之称的钱玄同。钱玄同可以算是1920年代吴氏文风最有力的鼓吹者及实践者。可惜他被吴老丈误导，找错了方向，以为“放屁放屁”的作文秘诀出自清代游戏文章集《岂有此理》《更岂有此理》。1926年初刘半农逛厂甸，无意间购得《何典》，他兄弟翻看后大赞此书“一味七支八搭，使用尖刁促揢的挖空心思，颇有吴稚晖风味”[23]。令刘半农喜出望外的是，《何典》第一回开场词中，“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赫然在目，于是得意地宣称他抓住了“吴老丈的老师”。(www.xing528.com)
刘半农将《何典》的刁钻笔法与吴稚晖的文风相比对，以为“驴头恰对马嘴”，一丝不差，归纳出四点相似之处：一是善用俚言土语，不避忌极粗俗的字眼；二是善写三家村风物；三是能将色彩迥异的文辞“焊接”在一起，为滑稽文开新局面；四是把世间一切事物看得“米小米小”。总之，“无一句不是荒荒唐唐乱说鬼，却又无一句不是痛痛切切说的人情世故”[24]。
刘半农为《何典》重印本绘“鬼脸一斑”
被奉为“吴老丈的老师”的《何典》，与其说是滑稽小说，不如说是用小说体裁编纂的俗语辞典[25]。周作人建议刘半农追查《何典》作者张南庄的历史，当时江浙一带或有“以俗语编故事”的风气[26]。1930年代周作人梳理中国滑稽文学的谱系，便将《何典》纳入乾嘉之际盛行的游戏笔墨中，如《岂有此理》《更岂有此理》《常言道》《皆大欢喜》《文章游戏》等。这里边以《文章游戏》最有势力，流通最广，刊行时间近二十年，可代表谐文兴衰的时代[27]。
若将《何典》视为俗语辞典，其文学成绩不光凭小说家的技艺，更得益于吴方言的书面化传统。周作人指出：
《何典》作者为上海张南庄，《常言道》序作于虎阜，《岂有此理》作者周竹君是吴人，《皆大欢喜》序亦称是苏人所作，《文章游戏》的编者则仁和缪莲仙也，我们想起明末清初的冯梦龙、金圣叹、李笠翁诸人，觉得这一路真可以有苏杭文学之称。[28]
明清以来从浙江的风土里滋生出两种潮流：“飘逸”一派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深刻”一派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29]。文章趣味的遗传，渗入血脉里，个人有时是无力反抗的。周氏兄弟的“绍兴师爷气”或可佐证“油滑”的地域性。有趣的是，《何典》重印本的整理者、追捧者及批评者，也多是吴越人。
以《岂有此理》《何典》为代表的游戏笔墨，缺点在于“庄不胜谐，雅不化俗，务快一时之耳目，而无以取信于异日”[30]。换言之，以庄克谐、以雅化俗，方能成就理想的滑稽文学。周作人以为游戏文章的要素，固然少不了滑稽讽刺，更重在“天然凑泊，有行云流水之妙”，如《何典》自序所言：“不过逢场作戏，随口喷蛆；何妨见景生情，凭空捣鬼。”“逢场作戏”“见景生情”是此派谐文的法门。所谓“逢场作戏”并非指官场或戏台上的两面派，周作人解释为“诚实的一种游戏态度”，如小孩的玩耍是快乐的游戏，也是诚实的工作，“其聚精会神处迥乎职业的劳作之上，更何况职业的敷衍乎”[31]。周作人对“逢场作戏”的别解——“诚实的游戏”，可能并非《何典》作者的初衷，而是对中国滑稽文学传统的现代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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