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白情与海外会党的组党计划遭挫，另起新文化运动！

康白情由旧金山上岸抵达美国，进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他没能融入美国社会，反而对当地华侨生活有较深入的体察。跟少中同人的通信中，康白情谈到旧金山唐人街“堂斗”的风气：“堂号和堂号偶因细故龃龉，便彼此宣战，于一定期间内，大家以手枪相周旋，甚至于全美国所有的堂号都相通的，即能由此埠影响到彼埠。”[81]他认为这里的“堂斗”就是清末盛行于西南各省的械斗，不过国内外的堂号不尽相同。康白情从“堂斗”中看出华人根深蒂固的乡土意识和家国观念，以及背后蕴藏的社会能量。他还注意到北洋政府的反对党都在此地设置机关报，宣传各自的主义，试图左右这股海外的政治力量[82]。

如何借助当地华侨的势力来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是康白情初抵美国就开始考虑的问题。他与加拿大华人工党联络时，指出海外工党想要扩张势力，只能引导华人逐渐脱离堂号、家族、会党，将其吸纳到自己的事业中来[83]。康白情发表在《少年中国》上的《团结论》，透露出他这一时期的政治构想，表面上号召劳动阶级的总团结，实则讨论组党问题。他认为组织政党须具备四个条件：一定的党纲，健全而严密的组织，党员绝对奉行党内决议，以及党员间的谅解和同情[84]。

康白情强调党纲的陈义不能过高，得富于弹性，因其想要团结的对象是有充足的政治本能但缺乏相应政治素养的华侨，而与他争抢这一势力的都是门槛很低、手腕灵活，为达目的不惜以种种现实利益为诱饵的团体，这迫使他去揣摩华人何以愿意加入这样的团体，而自己又能给他们怎样的允诺。此外，康白情认为团体的组织是否有效，全看首领能否驾驭这个团体，所以“不可不慎选首领，尤不可不服从首领”。他如此看重首领的作用，与“五四”时期社团宣告领袖破产，实行代表制的趋势，完全背道而驰。为论证首领在危急关头不容置疑的权威，他援引的例子竟是哥老会开山时操生杀大权的“龙头大爷”[85]。康氏断言领袖在中国必不可少，甚至暗示中国只能实行独裁统治，不可能容许多头并存。这不能简单地看成个人的领袖欲作祟，或是基于他长年的帮会经验。

康白情很快将他的“团结论”付诸实行，联合留美学生在伯克利成立“美洲中国文化同盟”[86]。康白情发起的这个同盟，不完全是学生社团的联合，背后有海外会党的经济支持，主要会务是协助改良旧金山致公总堂的机关报《大同报》。康白情凭早年哥老会的背景，加入同属洪门的致公堂，与其高层往来密切，逐渐掌控了总堂的舆论中枢《领袖机关报》，鼓动堂友干预政治。到1923年下半年，康氏估计时机成熟，与致公堂首领商量召集五洲洪门恳亲大会，筹划组党问题。因反对以“致公党”的名义组党，康白情及同人相率退出大会，另立旗号，名为“新中国党”[87]。

为扩充声势，康白情邀约少中同人加入“新中国党”。曾琦日记记录了少中巴黎分会同人得知康白情组党后的反应[88]。1923年8月6日曾琦收到康氏所寄《新中国党发起旨趣》，“觉其命意尚佳，而党纲则殊欠斟酌，方法亦未具备，故尚不愿加入，拟覆函谢绝之”。随后曾琦赴巴黎访友，与李璜、周炳琳、许德珩、何鲁之等少中同人谈及康白情组党一事，众人对康氏此举皆抱怀疑态度，曾琦则称：

组织政党，本为今日时势之需要，惟欲以和平手段，取得政权，实为万不可能之事，必须以革命方法出之，而欲革命，则又非先有能共患难之死党不可，未知白情有此决心与此同志否？如其有之，亦未始不可成功也。[89]

曾琦以为组织政党须有明了的性质、独到的主张、光明的态度、精确的计划，而康氏之“新中国党”不具备这些条件，故不敢苟同[90]。可见康白情的组党计划并未得到少中同人的积极响应。

曾琦承认组党的必要性，却不肯加入“新中国党”，多少有不甘人后的心理，另一方面也与康白情制定的党纲过于含混有关。与康氏交情甚笃的另一位少中成员应修人也收到入党邀请，他的日记保存了“新中国党”的纲领：“以新中国主义的方法，创造新中国。”康白情的“新中国主义”，笼统地说，就是“咸宏中国魂而掇其菁华，汲用泰西制度文物而准乎实用”，不过是沿袭晚清以来盛行的中体西用论。不仅主义大而无当，该党的治国方略也乏善可陈——“政治：国权统一，国民自治，四权并立（行政、立法、司法、考工）；经济：差别生产，中庸分配，惠侨保商；社会：文化奖励，劳工保护、男女平权。”[91]其党徽以“指南针，工矢，耒”为图案，象征知识阶级引导下的工农联合[92]。但在批驳“新中国党”设计拙劣的同时需要考虑到受众的差别，康白情的组党方略本为鱼龙混杂的致公堂订制，要团结政治素养参差不齐的洪门会众，党纲不可能陈义过高。与致公堂分裂以后，康氏仍沿用以往的组党策略，对曾琦这样以政治为志业的少中同人来说，殊乏新意。

康白情从致公堂抽身出来，又得不到少中同人的支持，只好转向国内自谋出路。1924年初，他派身边的两位干将康纪鸿、张闻天回国，在沪、宁两地筹建“新中国党”的支部[93]。康、张二人登报宣称党员已有三千余人，京津宁沪各埠也有不少追随者。从“新中国党”标举的口号，如信教自由、种族平等、门户开放等，可看出康白情等人对当时国内的语境相当隔阂[94]。“新中国党”在上海老靶子路133号设立办事处，登出征求党员的消息，带有投石探路的性质[95]。然而这个驻沪办事处似乎只举办过两三次谈话会，很快就销声匿迹了[96]。

1924年8、9月间，康白情在政治上屡不遂愿，经济来源又突然中断，只能放弃学业提前回国。他寻访少中故人，讲述其在美之活动及归国之旨趣，意在“利用旧势力以图建设”，遭曾琦、左舜生反驳，“恍然如有所失”[97]。由于与海外会党的瓜葛，康白情被北大拒之门外，后又被南京国民政府缺席判决为政治犯[98]。从少年中国的新诗人到国民政府的政治犯，康白情把自己抛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轨道，从抛出到坠地，中间有无数的瞬间，每一瞬间都有停留，每一瞬间都在陨落，停留中有坚持，陨落中有克服[99]。历史抹去了这段弧线，记取的只是它的顶点。

[1]“洪章”的“洪”，暗指与他关系匪浅的洪门。康氏生于川东地区，洪门势力强盛，他九岁就入哥老会充“矮举”（预备会员），到二十五岁即1921年已晋级为“科甲班子”。1922年5月，康白情联合留美学生成立美洲中国文化同盟会，以办报为名与旧金山的洪门致公堂搭上关系，企图联合国内外的洪门势力，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同年康氏曾作四言诗，题为《洪盟》，“落机苍苍，密河泱泱，洪盟皇皇，于世有光”云云，留下他凭早年哥老会的关系加入洪门致公堂的侧影。

[2]七律《寄家内》，后改题《寄家》，作于1919年12月29日。序曰：“‘五四运动’既起，予鞅掌国事，疏作家信者逾半年。”前四句云：“半年莫怪无消息，南北奔驰为国忙。爱得国来国亦弃，更从何处认他乡？”有人追忆“五四运动”这个词是康白情造的。当时康白情任学生会文书科主任，重要稿件都出自他之手。“有一天他拟了一件快邮代电稿子，说他已给这回运动定下一个历史名词了；又用英文说，一个historical term。这就是‘五四运动’；现在我们用惯了，在笔下，在嘴上，但很少人知到这个名字的来历。这个名字显然是仿‘五一节’造的。”回忆者也是北大学生，曾与康白情在学生会文书科共事。参见知微：《五四琐记》，1935年5月5日《大公报·文艺副刊》。

[3]1921年2月2日康白情致少年中国学会同志信，《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会员通讯”。

[4]1921年2月2日康白情致少年中国学会同志信，《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会员通讯”。

[5]《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1920年10月至1921年11月），转引自《五四时期的社团》（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428页。康白情的志业选择，与少中摒弃政治运动，倡导教育、实业有关。对比少中其他成员的选择，如同是新诗人的黄仲苏，虽然也打算从事教育及其他社会事业，但学术志向还是在文学、文学批评及文学史。又如热衷于谈诗论艺的田汉，不仅将艺术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其赖以生活的技能也是“Play Write, Poetry-Expression, Painting”。

[6]康白情：《〈草儿〉自序》，1921年10月5日作于加里福尼亚大学，《草儿》，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3月初版。

[7]康洪章：《〈草儿在前集〉序》，《草儿在前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7月修正三版。

[8]康洪章：《〈草儿在前集〉三版修正序》，1923年7月15日序于旧金山，《晨报副刊》1924年6月20日。

[9]康白情：《四版重校书后》，1929年1月26日识于上海，《草儿在前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4月修正四版。

[10]俞平伯：《〈草儿〉序》，作于1919年12月15日。《草儿在前集》删去俞平伯序。

[11]康白情：《新诗短论》，《草儿》附录，1920年3月25日，初稿于上海；1921年4月5日，订正于美国。原题为《新诗底我见》，发表于《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诗学研究号”。

[12]康白情：《〈草儿〉自序》。

[13]胡适：《评新诗集》，一《康白情的〈草儿〉》，作于1922年8月30日，原载1922年9月3日《读书杂志》第1期，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卷四。引自《胡适文集》3，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参见1922年3月10日胡适日记对《草儿》的评议。

[14]胡适：《康白情的〈草儿〉》。

[15]寂寞与创作的关系，参见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冯至译，《冯至译文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16]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1920年10月作，《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5册，林志钧编，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17]废名认为康白情的诗“表面上看是图画，其实是音乐”，是以《儒林外史》《老残游记》写景的笔墨来写白话诗。废名从《草儿》里选了四首：《窗外》《江南》《和平的春里》《自得》，展现康白情新诗中“颜色的交响”，具体说明他如何用旧小说的笔法作写景诗。（冯文炳：《谈新诗》，北京，新民印书馆，1944年）

[18]胡适：《康白情的〈草儿〉》。

[19]闻一多：《冬夜评论》，《冬夜草儿评论》，北京，清华文学社，1922年，第47页。

[20]梁实秋：《〈草儿〉评论》，《冬夜草儿评论》，第3页。

[21]《新诗集（第一编）》，上海，新诗社编辑部，1920年1月初版；1920年9月再版。

[22]许德邻编：《分类白话诗选》，上海，崇文书局，1920年8月。

[23]北社编：《新诗年选（一九一九年）》，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

[24]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参见姜涛：《“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第六章第三节“选本中的新诗想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5]梁启超：《〈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

[26]康白情：《暮登泰山西望》，作于1919年9月25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5期，1919年11月；《日观峰看浴日》，作于1919年9月26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5期、《新潮》第2卷第2期及《时事新报》“学灯”栏，1919年10月31日。

[27]《冬夜草儿评论》。

[28]1919年8月3日康白情致若愚（王光祈）、慕韩（曾琦）信，《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15日。

[29]参见秦贤次：《“少年中国学会”始末记》，台湾《传记文学》第35卷第1期，1979年7

[30]《月少1年日中。国学会规约》，第二章“会员”第四条，《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年。后来有一变通的方法，即通信联系，酝酿介绍。如已有两个介绍人，便再介绍三人与他通信，经过一定时候，再由这三人根据他们的印象提出是否愿意介绍他入会的意见，所以通信成为会员间重要的活动项目。

[31]《本会征求会员之标准》，《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第40页。

[32]少中“选择会员必须先看他是否纯洁，纯洁了，才看他是否奋斗、实践、坚忍、俭朴。是真纯洁的，在奋斗等项上差些，还是吸收的对象；虽然像是能奋斗，但纯洁的条件不够，则决不考虑”。（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五四时期的社团》一）曾琦提议“宣布本会为纯粹的学术团体，只许个人本其所学专长，为社会的活动，不许个人为政治活动。若有怀抱政治野心者，应请其尊重团体宗旨和他个人人格，早自出会”；“对于四大信条（引者注：奋斗、实践、坚忍、俭朴），宜加详明的解释，尤注重‘纯洁’二字”。（《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会员通讯”，1920年9月15日）案：“纯洁”不是学会信条，而是征求会员的标准。

[33]《少年中国学会规约》第二章“会员”，《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1920年。

[34]康白情抵美后致信少中同人，吐露他对政党政治的看法：“她（引者注：少中）固然不是政党，同时也不能不承认一切政党正当的发展。人之为善，谁不如我？他们对于社会，也自有其正大的抱负。我们不入政党自然自待得很高尚，却不可随便蔑视异我者底人格。不然，政治这个东西，事实上存在自若，兰生空谷，不为无人而不香，世间不能尽然，我们蔑视他们，他们不自己灰心，率性往坏处走么？”（《少年中国》第3卷第2期，1921年9月）

[35]《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少年中国学会消息·会务纪闻”，“选举职员”，1919年8月15日。康白情还担任编译部编译员，负责审查丛书。

[36]《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会务纪闻”，1920年2月15日。

[37]《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本月刊紧要启事”。

[38]梁实秋：《〈草儿〉评论》。

[39]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景山书社，1933年。

[40]1919年8月3日康白情致若愚（王光祈）、慕韩（曾琦）信，《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

[41]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

[42]“评议部主任曾琦辞职”，《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会务纪闻”。

[43]“上海会员饯别会”，《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会务纪闻”。

[44]康白情《送慕韩往巴黎》：“你看更险恶的太平洋，/其实再平静的没有！/朦胧的日色照散了漫江的烟雾。/但我觉得这世界还是黑沉沉地。”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45]康白情有首诗题为《一封没写完的信》，以女性第三人称的口吻，转述一封饱含“系念与爱怨”的家书。（《时事新报》“学灯”栏1920年9月28日）这首诗被朱自清选入《新文学大系》。梁实秋认为这首诗的标题与体裁近乎短篇小说，诗意极薄弱。（《〈草儿〉评论》）而痖弦则以为是一首很动人的作品，“为我国旧时妇女对出外夫君的盼望，采用戏剧式的朗诵体，在喃喃的语调中道出深沉的系念与爱怨”。（《芙蓉癖的怪客》，收入《康白情新诗全编》附录）(www.xing528.com)

[46]郭沫若将诗题误记为《送许德珩赴欧洲》，但从发表情况（“民八的九月在《时事新报》的‘学灯’栏上”）来看，与康白情写给许德珩的送别诗明显不符，《送许德珩杨树浦》写于1920年2月15日，刊于1920年3月《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郭氏转引的诗句“我们喊了出来，我们做得出去”，出自康白情《送慕韩往巴黎》，原文为“我们叫了出来，我们就要做去”。《送慕韩往巴黎》转载于《时事新报》“学灯”栏1919年8月29日，与郭所见的时间基本相符。

[47]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质文》第2卷第2期，1936年11月。

[48]1923年康白情《草儿》三版修订，改名为《草儿在前集》，诗作“去留的标准，什七八依著者临时的好恶，什二三依读者非我而当的批评”。

[49]康白情：《社会》，《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

[50]魏嗣銮（1895—1992），字时珍，四川蓬安县人，1920年赴德求学，在哥廷根大学主修数学，是相对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

[51]1919年8月30日康白情在上海致魏时珍（嗣銮）信，《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52]1919年8月30日康白情在上海致魏时珍（嗣銮）信。

[53]1919年9月2日魏嗣銮致康白情信，《少年中国》第1卷第5期。

[54]1919年10月21日康白情致魏嗣銮信，《少年中国》第1卷第5期。

[55]1919年11月18日余家菊致康白情信，《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1919年12月15日。

[56]1919年11月28日康白情致余家菊信，《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

[57]康白情：《一个社交问题——八分钟的闲谈》，作于1919年11月24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6期。

[58]1920年4月11日魏嗣銮自西贡致张梦九、宗白华、左舜生、沈君怡信，《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

[59]1920年4月14日魏嗣銮自新加坡致张梦九、宗白华、左舜生、沈君怡信，《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

[60]1920年4月11日魏嗣銮致张梦九、宗白华、左舜生、沈君怡信。

[61]1918年5月5日梁启超致籍亮侪书，《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62页。

[62]康白情：《卅日踏青会》，《草儿》，第76—78页。此诗收入《草儿在前集》，文字略有修订，“却只做有趣的玩意儿”改为“却只作玩”，“我们底道儿应该怎么样”改为“我们的途径应该怎么样”。

[63]参见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64]左舜生：《送若愚时珍赴柏林剑翛赴巴黎》，《时事新报》“学灯”栏1920年4月11日。

[65]黄仲苏：《送会友魏时珍王若愚陈剑翛许楚僧赴欧留学》，《少年中国》第1卷第9期。

[66]康白情：《送王光祈魏嗣銮往德意志陈宝锷往法兰西》，1920年4月1日作于上海，《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收入《草儿》，第82页。

[67]1919年9月2日魏嗣銮致康白情信。

[68]这种写法可能是从胡适《送叔永回四川》（《新青年》1919年第5号，收入《尝试集》初版）一诗的第二节脱化而来：“你还记得：/我们暂别又相逢，正是赫贞春好？/记得江楼同远眺，云影渡江来，惊起江头鸥鸟？/记得江边石上，同坐看潮回，浪声遮断人笑？/记得那回同访友，日冷风横，林里陪他听松啸？”胡适的句式明显带有词调，“记得”类似于长调中的领字。

[69]王光祈：《去国辞》，作于1920年4月7日，从海防寄回上海，《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

[70]康白情：《〈别北京大学同学〉序》，《草儿》，第144—145页。

[71]梁实秋：《〈草儿〉评论》。

[72]康白情：《别少年中国》，《草儿》，第282—283页。

[73]胡适：《康白情的〈草儿〉》。

[74]北社编《新诗年选》愚庵（即康白情）自评。

[75]康洪章：《〈河上集〉序》，《河上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

[76]《论语·阳货》。

[77]《论语·学而》，子贡引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尔雅·释训》曰：“如切如磋，道学也。如琢如磨，自修也。”

[78]引自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79]参见杨树达：《论语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80]白居易：《与元九书》，《旧唐书·白居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81]1921年3月23日康白情致梁绍文信，《少年中国》第3卷第4期，1921年11月。

[82]1921年3月23日康白情致梁绍文信，《少年中国》第3卷第4期，1921年11月。

[83]1921年康白情致加拿大华人工党同志啸盦信，转引自康白情：《团结论》，作于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少年中国》第3卷第9期，1922年4月。

[84]康白情：《团结论》。

[85]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谈及清末川西的农民作乱、红灯教徒与哥老社会，称：“成都西南山区各县的哥老帮会，则俨然社会中坚！川西南隅的民性本较强悍，而此辈袍哥头子尤为狡黠。袍哥中之大首领，号为‘龙头大爷’者，平日号召流氓特众，其势力动及数县；一向包庇娼、赌，卖私烟（鸦片烟），恶索富户，甚至打劫行商。”参见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86]康白情：《致恽震崇植东美诸兄信》，《少年中国》第3卷第12期，1922年7月。

[87]丘立才、陈杰君：《矛盾而复杂的五四诗人康白情》，《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2期。

[88]《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沈云龙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

[89]1923年8月12日曾琦日记，《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沈云龙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59页。

[90]1923年8月13日曾琦日记，《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沈云龙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60页。

[91]1923年8月13日应修人日记，《应修人日记》，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1923年8月15日应修人决定加入新中国党，“康洪章从旧金山来信，说已辍学，为国组党，为政治活动作预备工夫，集合多方面人才以表现民众之潜势力。上海方面，要我们努力征集同志，将来再通告组织地方机关”。同年8月16日复康洪章信，附去入党愿书，填“修人”姓名，“文学，近在工读”职业。同年8月22日致信冯雪峰说入党事，要他携手同行，“以为文学事迟，时不我俟”，“一手放不下笔，一手要去捏把雪亮的刀，非同时分一分力以杀贼不可”。同年9月18日致信康洪章“说我本在愁和国家太不接近，何幸你兴此大愿，我得追随其间”，“但惜我于政治素少研究，近的处境又百凡限制我，恐难为党□；但又不甘挂名，要他量我才力派我些事做”。康洪章的“新中国党”，对涉世未深的应修人有一定的吸引力，是他想要走出文学的小圈子，接近国家、介入政治的途径。

[92]1923年9月29日应修人日记。该日应修人接到美国新中国党筹备处来信，给他临时入党证书，委派他为驻上海代表，要他收集上海党员特捐存入银行备用。

[93]《新中国党党员到沪·将在宁沪组织支部》，《申报》1924年1月23日。

[94]《新中国党党员到沪·将在宁沪组织支部》，《申报》1924年1月23日。

[95]《新中国党代表康纪鸿张闻天启事》，《申报》1924年1月31日；《新中国党设定办事处·将进行征求党员》，《申报》1924年1月31日。

[96]《新中国党将开会·商议进行》，《申报》1924年2月15日；《新中国党举行征集委员会·征求会分为四组》，《申报》1924年2月18日；《新中国党欢迎回国同志》，《申报》1924年3月29日。

[97]据1924年9月22日曾琦日记，《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

[98]丘立才、陈杰君：《矛盾而复杂的五四诗人康白情》。

[99]抛物线的比喻，参见冯至：《〈伍子胥〉后记》，《伍子胥》，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