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与少中同人交游的纪录，康白情这类诗中篇幅最长，也最能展现当日盛况的是《卅日踏青会》。此次踏青会是1920年3月底魏嗣銮等人出国前发起的，康白情诗中抄录了这次聚会的“小启”，邀约沪上同人共赏松社的春光。松社是1918年梁启超为纪念蔡锷（字松坡）而设，当时以梁为首的研究系在政治上陷入困境，预感“一两年中国非我辈之国，他人之国也”[61]，转而从事社会活动，准备以松社为讲学之业，转移风气笼络人心。康白情这首诗详细记录了当日开会的情状，甚至保存了他演说的内容：
跟着我从圈儿外，走进圈儿里，向着圈儿说：
“我们今天来是踏青，我们在小启里已经说尽了。
……
踏青是古人底滥调。古人踏青要做诗；我们却只说话，却只做有趣的玩意儿。古人踏青要饮酒；我们却只喝茶，却只吃点心。我们没有古人那么多闲工夫；我们不能再用心；我们不忍尽管我们自己作乐；我们不敢蹈袭古人底滥调！
……我们想借这点工夫，商量三个问题：我们底人生应该怎么样？我们底社会会要怎么样？处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底道儿应该怎么样？……”[62]
名为“踏青”却不要堕入“古人底滥调”，是康氏演说的主旨。他用“说话”与“做诗”、“喝茶”与“饮酒”将今人的踏青和古人的雅集区分开。以即兴演说代吟诗作赋，是近代以来文士交游的新风气。用“说话”代“做诗”，在少中制度化的表现，就是为交换智识而组织的各类学术谈话会、问题讨论会及名人讲演会。作为一门重要的社交技艺，即兴演说成为社团聚会日益风行的表演节目。不同于面向大众的街头宣讲，这种同人内部的演说带有自我训练的性质[63]。据《卅日踏青会》所记，康白情带头演说完毕后，又有六七人起来各做五分钟演说。因魏嗣銮等人即将出国，作为临别余兴，左舜生拉着康白情的手吟诵《送客黄浦》。“诗可以群”的功能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康白情的送别诗，出于游戏的冲动与实用的考虑，与其说是写给某个人看的，不如说是“向着圈儿”的即兴表演。
踏青会后魏嗣銮动身赴德，同行者还有少中的骨干成员王光祈，与康白情一样出身北大、曾任职于全国学联的陈宝锷也前往法国留学，后改赴英国。少年中国的新诗人们纷纷写诗为三人送行，单是收入当年《分类白话诗选》的就有左舜生《送若愚时珍赴柏林剑翛赴巴黎》[64]及黄仲苏《送会友魏时珍王若愚陈剑翛许楚僧赴欧留学》[65]。与魏、王、陈三人亦师亦友的康白情也赋得一首，发表在《少年中国》上。诗中黄浦江岸的风雨沦为布景，康白情召唤的是个人记忆：
还记得么？——
蓬庐里底青灯，一坐就不觉得柝响了，光祈还记得么？
“梁山泊底弟兄，不打不亲热”，是在南京路底一个菜馆子里证明的，时珍还记得么？
雨从船篷上漏下来，流满我们底帽顶了，我们还只谈着，剑翛还记得么？(www.xing528.com)
这些事我都一一地记得。你们给我说的，我都一一地记得。[66]
“梁山泊底弟兄，不打不亲热”，魏嗣銮给康白情写信争辩何谓“修养”时也引了这句话[67]。从描摹风景到一对一地唤起共同记忆，康白情的送别诗似乎找到更贴切的表情方式[68]。
与康白情等人的送别诗相呼应的是王光祈作于出洋途中的《去国辞》，诗序云：
民国九年四月一日光祈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友魏嗣銮陈宝锷同行赴欧留学，又有会友涂开舆前往星加坡从事教育，共乘法船Paullecat由出沪发。四月五日，舟过香港，遥望数点青山，罗列海岸，因念去国日远，特制短辞五章，为舟中同人陶情励志之用。辞中用语，多系本会同人素日用以互相砥砺者。此辞更得湖南姜君为之制谱。每当夕阳西下，海波不兴，同人辄斜倚栏杆，歌此一曲，以度海上寂寞之生涯。[69]
王光祈精通声律，制作的歌辞既可作新诗来读，也可以谱曲演唱。《去国辞》运用重章复沓的手法，插入少中同人熟知的励志语，如“不依过去人物，不用已成势力”等，造成回环跌宕的效果，比康白情的《送客黄浦》更具有表演性。
少年中国学会同人送魏时珍、王光祈、宗白华、张梦九赴德留学纪念合影，出洋留学者坐前排，均穿西服、皮鞋，打领结；后排送行者或穿对襟马褂，或穿长袍。图片来源：《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
距王光祈等人出国不到半年，康白情也被北大选派至美国留学，同行者都是学生运动的中坚人物，如汪敬熙、段锡朋、罗家伦、周炳琳，当时有“新五大臣出洋”之称。临行前北大同学在来今雨轩为五人饯别，与会者都是在五四运动中共患难的。面对同学的盛情，康白情百感丛生，即席演说，“竟至声泪俱下”。饯别会后康氏离京归家，又有二十来人到车站送行，也以北大同学居多。他在车上追念“五四”壮举，夜不能寐，遂追忆来今雨轩的即席演说“使成行子，以泻忧思”[70]。
《卅日踏青会》中演讲还只是诗的一部分，康白情这首《别北京大学同学》完全是分行的演说词，主题一是“所贵乎做同学的应该怎么样”？二是“五四”以后北大学生的成就究竟如何？康氏以为同学之道在于“互劝道德，互砥学问，互助事业”；后一个问题是他作为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经“五四”一役成名后的自省及对将来的期许。康白情这首诗被梁实秋视作《草儿》中“不是诗的诗”的代表。梁氏决不承认分行的演说词也算是诗，他认为这种文体试验滥用了“自由诗”所许可的“自由”，只能归入诗化的演说。在梁实秋看来，冷峻的说理足以破坏诗的抒情氛围，而演说的主要功能不在抒情而在议论说理，“所以诗里之不该发议论，演说之不成为诗，亦就成永不可易的原理了”[71]。
康白情的辞别之作，除了这首演说体的《别北京大学同学》，就是写给“少年中国”的。“少年中国”在康白情诗中一语双关，既指他所在的“少年中国学会”，又指他理想中的“少年中国”。这个理想的“少年中国”被康白情想象成“碧绿和软红相间”，眉宇间横着一股秋气的伊人。整首诗仍以黄浦江为背景，诗人回望“少年中国”，不禁吟出“江南草长，群莺乱飞”“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样的辞句[72]。“少年中国”的新诗人下意识中仍是借古诗文来抒发离愁，难怪会在诗中猜想：黄浦江里是否含有汨罗江的血滴？康白情将古诗文嵌入新诗当中，却不显突兀，因他这里表达的意绪古已有之。胡适认为康白情“受旧诗的影响不多，故中毒也不深”[73]；然而从《河上集》即可看出康氏亦耽于旧诗，且中毒颇深。康白情承认他的诗所以容易成风气，是因为“在艺术上传统的成分最多”[74]。旧诗对康白情的影响，倒不在字句格调上，而在对“诗教”的理解。
康白情《河上集》序称“幼耽诗教，情意所荡，偶宣吟讽，掌运古今，比傅六义，时动境易，自成格调”[75]。温柔敦厚的诗教，是就诗人的修养而言，落实到效用层面，即孔子所谓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76]。康白情用作社交手段的新诗变相继承了诗“可以群”的功能。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注曰“群居相切磋”，是指德行上的相互砥砺[77]。其与诗教的关系，按焦循《毛诗补疏》，“诗之教，温柔敦厚，学之则轻薄嫉忌之习消，故可以群居相切磋”[78]。朱熹将“可以群”解释为“和而不流”，也就是说诗可合群，亦可别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诗可区别君子与小人。诗可以群的功能，起初与春秋时朝聘宴享、动必赋诗的风气有关[79]；待文人集团兴起后，“可以群”的范围转移到文士之间：“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80]“相戒”“相勉”“相慰”“相娱”之诗，不单是一门文学技艺，首先是作为社交工具而存在的。
相对于“专乎我”的新诗，旧诗里还有一支是“牵乎人”的。从《送客黄浦》到《别少年中国》，康白情以“送”“别”为题的新诗接续了“牵乎人”的传统。这类诗出于动的修养、活的修养，固然不算好诗，但扩展了我们对新诗的想象：新诗可以是无用的，也可以是实用性的；可以是一个人的独白，也可以有应和者；可以在离群索居的状态下写成，也可以在众声喧哗、觥筹交错的场合表演。作为社交家的康白情修正了新诗人常见的形象：新诗人不一定是顾影自怜的内倾者，也可以充满行动力；不一定是游离于社会之外的零余者，也可以在多重社会关系中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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