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送慕韩往巴黎》同期发表在《少年中国》上的还有康白情的另一首散文诗，写一位温婉的少妇在荷塘边遇到“我们这些欢笑的少年”内心泛起的涟漪。这首诗原题为《社会》，收入《草儿》时，改名为《醉人的荷风》，被梁实秋视作礼拜六派的小说[49]。康白情在诗中营造的氛围与“社会”这个题目，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从当时他与少中同人关于修养问题的往复通信中，或可发见“社会”的题中之意。在这期《少年中国》的会员通讯中，有康白情致魏嗣銮的一封信[50]，谈到自我修养的方法：
我以为我们是人，应该从事于人的生活。人是要作社会的活动的，所以我们要习惯社会的生活。我们要想成一个社会里健全的人去征服社会改进社会，除非先把自己加入社会里去陶冶过。……我的社交，就是这个用意。这就是我的修养——动的修养，活的修养。[51]
“动的修养，活的修养”是回应魏嗣銮的批评，魏认为“少年立身，学问之外，尤贵修养。若既瘁于勤，而又多交际以扰之，是整而无暇也”。康白情承认修养的必要，但他把社会交际也看作一种修养。要成为一个“完人”即“社会里健全的人”，更需要社会化的修养，因“青年无时无地不在战争状况之中”，没有工夫去作静的修养、死的修养。[52]
魏嗣銮在回信中感叹：“吾辈聚则谈，谈则辨，辨辄互诋而无所恤；及解，则又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谚谓‘梁山泊弟兄，不打不亲热’。今少年中国学会之友，何其相似也！”然而兄弟归兄弟，他仍不认同社会化修养。康白情认为“我们若要征服社会，改进社会，除非先到社会里去陶冶过”，而魏嗣銮主张“储精蓄锐，立于不败之地，以待其可胜也”。魏嗣銮推测康氏社交的目的，不外乎“以调查而往，以刺探而往，以陶冶熏渍而往”，其社交之旨：“一则诡与周旋，以察其徵结之所在；彼坐谈立语者，皆吾之研究品。一则随为委蛇，以合其同流之污；彼比肩接踵者，皆吾之助兴品。”前者固可成就大事业、大学问，后者则难保不堕落，康白情若为此而从事社交，未必能“合而不流，涅而不缁”。魏嗣銮申明他并不反对白情式的社交，只是更倾向于以静制动[53]。
回应魏嗣銮的质疑，康白情强调他所谓的“修养”是“于学问上和行为上，惺惺的做工夫，完成自己的人格，以求自我之实现”。白情式的修养旨在成为社会化的“完人”，要实现这个目的，就要不断“变化气质”以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所谓“动的修养”“活的修养”，就是“社会化的修养”。而静的修养只能培养文弱书生，造成“秀才社会”，致使国家大事被官僚政客包办。魏嗣銮所说的“储精蓄锐，立于不败之地”，在他看来是“休养”而不是“修养”。二人志趣不同，对修养的理解自然不同[54]。
在《少年中国》上看到康、魏二人的通信，另一位少中同人余家菊也加入修养问题的讨论中。他写信给康白情指出，用引经据典的方式为“修养”下定义，只会助长坐而论道的风气。新修养的特色不在它的目的而在方法，余家菊把“白情式的修养”落实为“做事”，“从做事内求学，从做事内思想”，不经行事洗礼的见闻想法总是靠不住的。换言之，修养离不开学问，但真学问只能从做事中产生[55]。以“做事”为修养的法门可补足康白情的主张：
我所持的“动的修养，活的修养”，——社会化的——就是要以“行为”为他的手段，而以社会为他的场所。在社会中行为，——活动——我们叫他做“社交”。以社会去达修养的目的，才是我们所要求的“动的……社会化的修养”。……我的修养的内容，所要求的社交，就是你所指的“做事”——广义的或狭义的。[56]
康白情把余家菊强调的“做事”纳入他对修养的解释中，声称自己的社交即于事上磨炼心性，白情式的修养也是依“行为”而定的。
在给余家菊的回信中，康白情提到他谈社交问题的一篇文章，题为《八分钟的闲谈》，试图纠正“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风气。康氏规定若无要事，朋友间的闲谈以八分钟为限。这种不合情理的社交规定，基于康白情对修养的理解：世事日趋繁赜，各人的时间、精力有限，不能不以最经济的手段从事社交[57]。从八分钟的社交时限，可推知康白情当时的生活节奏，及与少中同人的交往方式。(www.xing528.com)
魏嗣銮之所以质疑社会化的修养，并非针对康白情个人，而是对少中同人热衷诗酒交游怀有隐忧。对于不善应酬，又不喜生事的魏嗣銮而言，少中同人的生活或许过分“丰美”。他在去国途中追忆沪上同人交游的情形：
吾辈在上海时，常喜聚谈，每兴高采烈，则相约入酒肆，更或闲游花园，以消永日。常私叹此种举动，近于游惰，颇足养成吾辈骄奢之习，殊非所宜。屡欲向兄等讨论，力革此习，而以去国不远，待商之事既多，同人相聚，为时已短，彼此欢会，亦或所许，故屡兴辄罢。[58]
少中同人交游甚密，让性情疏略的魏嗣銮未免有“人事匆促，疲于酬对”之感，他相信有无感情不在文字酬答间，期待同人做事“皆能洗去市井蹊径”[59]。在少中同人眼里，魏嗣銮“宅心太伉，与世龃龉，殊不合时宜”，而魏氏以为当今之世“不乏才情泛应之材，而少骨格峥嵘之士”，故对同人流露出的少年意气相当警惕：
人当少年，谁不欲奋发有为，有所树立，当其酒后耳热，攘臂奋呼，其视天下事，岂足为哉？及其一入社会，乃萎尔俱化，隳其成形，卒之事业不举，名声破败，如此者，盖比比也。[60]
魏嗣銮这番话不幸言中了康白情这位“才情泛应之材”日后的运命。
康白情五四时期的社交生活，自然渗透到他的新诗写作中。作为社交手段的新诗，套用康氏的说法，是动的诗、活的诗，是社会化的诗。在“醉人的荷风”中“我们这些欢笑的少年”与一位少妇的偶遇，也是康白情当时社交生活的一个侧影。这首诗表面上文不对题，却说明“社会”在康白情诗中的地位，或说新诗在他社交生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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