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送别诗难以出色表现

康白情的写情诗多表达某种类型化的情感，不纯粹是个人情绪的抒发。如《草儿》里的寄怀赠别之作，肯定不算正宗的抒情诗。梁实秋对这类诗的看法是：

送别诗本难做得好。敷衍应酬的作品，不消说是不值一顾的；即是确实感到惜别的情绪，必欲一吐为快的时候，还得要经过几番心里的酝酿，艺术的推敲，才能写得有声有色。因为送别的情绪本来是浅薄一类的情感；中国式的诗人特别的喜欢作这种诗，早把调子作滥了。浅薄的情绪当然不会生出多么浓厚的诗味，但若再把戕贼情感的理性的文字和道德的议论夹杂进去，那就如同在薄酒里羼凉水一般了，还有半点诗味么？[27]

梁实秋不仅否定了送别诗的社交功能，还贬低其传达的情感类型，他用“诗味”这样含混的批评术语，无非是想把说理、议论蒸发干净后，以维护抒情诗的醇粹性。

康白情的送别诗，历来不受重视，除《送客黄浦》以外，几乎不见于各类新诗选本，在评论家眼里，或该“一概删汰”才是。《草儿》收录的53首新诗中以“送”“别”为题的共9首，慰问吊唁性质的有3首，还有一首长篇集会诗，这些诗的写作、发表、入集情况如下：

①许德珩，字楚僧。对读罗家伦《往前门车站送楚僧赴法》（《新潮》第2卷第3期）、《在上海再送楚僧》，收入《分类白话诗选》。

②对读王光祈《去国辞》（1920年4月7日从海防寄上海，《少年中国》第1卷第11期）；左舜生《送若愚时珍赴柏林剑翛赴巴黎》（1920年4月11日《时事新报》“学灯”栏），黄仲苏《送会友魏时珍王若愚陈剑翛许楚僧赴欧留学》，收入《分类白话诗选》。

③对读康白情《悼翟蕴玉》：“过去游踪时在目；案头遗照转相亲。萍花鱼子成诗谶，哭尔汪洋不返人！”（1922年9月7日，收入《河上集》）

④对读孟寿椿《狱中杂诗》（《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

①对读康白情《扫叶楼雅集》（七绝，1919年12月12日，南京扫叶楼）、《鸡鸣寺雅集》（七绝，1920年6月12日，南京鸡鸣寺）。

康白情这些寄怀赠别之作，若放在诗集中读，脱离了当时的具体情境，在局外人看来，未免有些无聊。要让应酬交际之作生动起来，只有把它们放回送别的场景中，而要获得依依惜别的现场感，不得不从这类诗发表的原刊中找寻线索。试想传统送别诗一般是在小圈子内以抄本形式传阅，随后收入诗集刊行于世。报刊媒介兴起后，送别诗可以在同人杂志上公开发表，不一定非得投递到离别者手里。

康白情这类诗大都是写给少年中国学会同人的，原载《少年中国》月刊，因此可利用同期发布的“学会消息”拼贴出这些送别诗的人事背景。“学会消息”这个栏目包括两部分，一是“会务纪闻”，报告同人行踪、学会组织的种种活动及内部人事变动；二是“会员通讯”，同人间的书信往来，或交流生活近况，或探讨社会问题。此外，康白情送别诗的前后，可能还有其他少中同人的同题之作，或被送者的辞别诗。因此，康白情的送别诗在《少年中国》杂志中并非孤立的文本，在这些诗的上下四旁，可以找到应和之作及不同类型的注脚。

康白情送别诗的传播范围，主要是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这个群体是怎样聚合起来的？康白情认为：“一种杂志，他的著者只是以知识为单位结合拢来的，而其中没有盛情和意志的作用，无论怎么样，他也是一个半身不遂的。”[28]在他看来，《少年中国》可免除“半身不遂”的毛病，因少中不只是知识的结合，更是“盛情和意志”的粘合。在“盛情和意志”的背后，还有地缘与学统。少中正式成立时，国内外会员共42人，其中川籍27人，占一半以上，并且7位发起人中除李大钊外，均是四川人[29]。康白情加入少中，既有同乡之谊，又有北大背景。北京既是少中总会所在，北大的活跃分子康白情当然是少中极力罗致的对象。

少年中国学会部分成员摄影，前排左一为康白情

川籍、北大的双重出身，使康白情轻松地迈过了少中的门槛，事实上，要成为少中的一员，并不是这么轻易的事情。少中征求成员时，条件相当苛刻，明文规定要会员五人介绍，经评议部认可，方能入会[30]。少中对介绍者的人数要求高于其他社团，无形中制约了它的发展。但这种自我限制，多少是有意为之。其征求会员的标准有三：“纯洁”“奋斗”“对于本会表示充分同情”[31]。以“纯洁”为先决条件，最能体现少中同人的自我期许。

少中要求的不仅是道德上的纯洁，更是政治上的纯洁[32]。“五四”前后能在政治上保持纯洁的新势力唯有学生群体。学生身份的纯洁，是相对于民初丧失社会信用的武人、政客而言的。凡与政党政治打交道者都是不纯洁的，这是当时知识阶层的一般看法。少中在政治方面对成员有严格限制，会约第十四条规定，会员如“与各政党有接近嫌疑，因而妨害本学会名誉”，由评议部提出警告，劝其从速悔改；第十五条进而规定成员入会后又加入其他党系，经评议部调查核实，召集临时大会表决，由学会宣告除名[33]。少中对政党政治的排斥，早期还能唤起多数成员的认同，等五四新文化落潮后，重整旗鼓的政党政治开始大规模吸纳新生势力，少中成员作为学生群体的菁英，难以在政治立场上保持一致。少中的政治洁癖，反倒给自己埋下了精神分裂的隐患。

素有政治抱负的康白情，对少中的政治洁癖，一直心怀不满[34]。他在学会中实际承担的事务有限，不能算是少中的“忠臣”。《少年中国》创刊时，康白情被推举为编辑部副主任，协助主任李大钊的工作[35]。事实上，当时康白情正穿梭于北京、上海、南京、杭州之间，为全国学联的事务奔忙，无暇顾及月刊的编辑，具体事务由执行部主任王光祈代理。1920年4月，王光祈赴美留学，临行前重组编辑部，决议由李大钊、康白情、张崧年、孟寿椿、黄日葵共同负责[36]，月刊上也登出启事，谓“凡有关编辑事务请与北京嵩祝寺八号康白情君接洽”[37]。然而康氏坦言，从接手《少年中国》到出国这半年，他还是奔走四方，对编辑事务始终未能尽力，主持者实为张、孟、黄三人。

康白情与少中同人的连带感，不是在共事中形成的，而是用新诗来传达。他的送别之作，始于《送客黄浦》，终于《别少年中国》，充分发挥了“诗可以群”的功能。《送客黄浦》是康白情诸多送别诗中唯一被经典化的，不仅收入《分类白话诗选》，也被朱自清选进《中国新文学大系》。梁实秋虽看不起《草儿》集里的送别诗，却称“《送客黄浦》一首，可推绝唱。意境既超，文情并茂”[38]。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盛赞康白情这首《送客黄浦》“写离别的情绪不亚于王维的《渭城》送别诗”[39]。为何选家、评论家、文学史家在康白情的送别诗中独独青睐这一首？《送客黄浦》写于1919年7月18日，最初发表在8月15日出刊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上。同期登载的康白情致王光祈、曾琦信中，交代作诗缘起：

（七月）十七日在梦九处会着白华、寿昌和家钺。寿昌和家钺是新从日本回来的。黄介民君因为他们当晚又要回湖南，约我们在李[半]淞园给他们饯行；日葵、枚荪、梦九都在座。席后我们送他们到码头。那船不能按期开了，我们直谈到十二点钟才分手——是很亲热、很留恋的。第二天我做了一首《送客黄浦》的诗，就是纪这件事；特寄来作第二期《少年中国月刊》的补白。[40](www.xing528.com)

饯别之地半淞园位于黄浦江畔，临近码头，1918年由邑绅姚伯鸿拓建为营业性的私园。园主仿效《芥子园画谱》的山水格局，将黄浦江水引入园中，用杜甫“剪取吴淞半江水”句意命名[41]。园内山水相依、楼阁错落、树密花繁，是沪上文人结社聚会的理想场所，与北京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类似，少中同人也喜在此处活动。此次送别的是少中的两位东京会员：田汉（寿昌）、易家钺（君左），当晚在座的张尚龄（梦九）、宗之櫆（白华）、黄日葵（一葵）、周炳琳（枚荪）也都是少中核心成员。

康白情称他作诗的目的是记“送客”之事，但“送客”只是这首诗的外在框架，镶嵌在内的还是“黄浦”的风景：

我们都攀着缆——风吹着我们的衣裳——
站在没遮栏的船楼边上。
黑沉沉的夜色，
迷离了山光水晕，就星火也难辨白。
谁放浮灯？——仿佛是一叶轻舟。
却怎么不闻桡响？
……
这中间充满了别意，
但我们只是初次相见。

这一节的首尾两行反复出现，的确在记“送客”这件事。康白情先用寥寥几笔勾勒出“我们”的剪影，接着在“没遮栏的船楼边上”铺开一幅迷离的黄浦夜色。诗人顺手调用他最擅长的写景手法，在“黑沉沉”的底色上，捕捉微弱的光影变化，由此引出一串联想，或说声色的幻觉。这跟他在《日观峰看浴日》中对日出前的夜色的描摹，如出一辙。康白情这首诗，名为“送客”，实写“黄浦”，是在写景诗而非送别诗的系统内被接受的。

梁实秋把《送客黄浦》誉为“绝唱”，他唯独厌烦这几句议论：

我们都谈着——
谈到日本二十年来的戏剧，
也谈到“日本的光，的花，的爱”的须磨子。

“我手写我口”是初期白话诗文创作的理想。康白情这里只是象征性地撮录了“我们”谈话的内容，在他不太用力经营的诗作如《答别王德熙》中，会大段引述临行赠言，后者方才贯彻了作诗如作文、作文如说话的原则。

紧接下来的数行，突然出现一个不和谐的镜头：

我们都互相的看着，
只是寿昌有所思，
他不曾看着我，
也不曾看着别的一个。

所谓“别意”是在主客间的交谈、对视中酝酿而成的，而田汉似乎脱离了“送客”的情境，堕入游离的状态（“有所思”），拒绝与同伴的眼神交流。康白情以诗人的敏感觉察到田汉的游离，并把交流遭遇的阻隔诚实地记录下来，这是格套化的送别诗不可能容纳的内容。同是诗人，田汉疏离的姿态，更符合我们对新诗及新诗人的想象：诗人总是独在的，他的视线不会投向身边的某一个，所以新诗不是写给某个人的，而是写给自己或所有人的诗。

《送客黄浦》可看作嵌套在送别诗里的写景诗，在康白情后来的送别诗中，风景的描摹被压缩成形容词，黄浦的风波退为背景，送客的戏份大大上升，送别之客也由浮雕式的群像具化为面目清晰的个体。康白情在《少年中国》上发表的第二首送别诗是赠予少中发起人曾琦（慕韩）的。同期的“会务纪闻”刊出评议部主任曾琦辞职，由上海赴法留学的消息[42]。按少中惯例，“在沪会员宗之櫆、魏嗣銮、张尚龄、康白情、黄日葵、陈宝锷、周炳琳、沈君怡等开饯别会欢送曾君并摄影纪念”[43]。康白情于饯别当日作成《送慕韩往巴黎》，开头是：

慕韩，我来送你来了！
这细雨粘尘
正是送客的天气。
这样的风波——
我很舍不得你去；
……

“这样的”风波究竟如何，诗人并未展开描写，而用破折号带出离情别绪。诗中一再出现第二人称“你”以及“慕韩，……”这样的呼语，造成书信体似的亲密感。在这种对话关系中，即便要插入风景描写，也得靠“你看”这类词引导[44]。与《送慕韩往巴黎》同日写就的《慰孟寿椿》也采用书信体的口吻，还截取了一段书信为序。这段信拆开来就是诗的一部分，而诗本身就是信的延伸，不妨看作分行的慰问信[45]。在康白情这里，新诗可代替书信的功能，成为与友人沟通的工具。

《送慕韩往巴黎》又见于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栏。郭沫若对白话诗的最初印象即来自康白情的这首诗[46]：

那诗真真正正是“白话”，是分行写出的“白话”，其中有“我们喊了出来，我们做得出去”那样的辞句，我看了也委实是吃了一惊。那样就是“白话诗”吗？我在心那里怀疑着，但这怀疑却唤起了我的胆量。[47]

康白情凭个人才情为白话诗勾勒出一个基本轮廓。真正的白话诗，就是“分行写出的白话”，就是喊出自己的心声。这种将信将疑的震惊体验，让郭沫若开始了他目空一切的大胆尝试。遗憾的是，《草儿》修正三版时，康白情删去这首诗[48]，不仅抹掉了他与郭沫若的这段因缘，也遮蔽了早期白话诗的雏形。白话诗当然不止于“分行写出的白话”，但白话诗无限的可能性正包含在这条最原始的边界线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