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登出一则更名启事，称“洪章原名‘白情’，仅用五年，未便乡里。已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立案，正式更名洪章，并无别号”。发布这则启事的康洪章，即“五四”前后风云一时的新诗人康白情。康氏废弃1918年进入北大以来使用的“白情”一名，改称“洪章”，与他早年的帮会背景及留美期间的政治活动有关[1]。从康白情到康洪章，更名这一象征性的行为意味着他告别新诗及“五四”的荣光，正式投身政治运动。然而机缘弄人，以政治为志业的康洪章，最后完全被他此前新诗人的形象掩盖，历史记取的还是康白情。
其实，康白情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也不是“新诗人”所能笼括的。作为新潮社干事，其活动范围不限于北大。随着五四运动中心的转移，康白情南下上海，任职于全国学联，并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核心成员。这位风头正健的“新诗人”，兼有多重身份，“南北奔驰为国忙”[2]，称得上是社会活动家。所以他的新诗既刊于《新潮》《少年中国》，又见于《时事新报》“学灯”栏。这些诗作多半是康白情南来北往交游频繁之际写就的。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写景诗、记游诗，是他四处串联途中的山水速写，而诗酒交游的痕迹，则保存在大量的送别诗及长篇集会诗中。
新诗对康白情而言，不单是自我发抒，时或用作别致的社交手段。在他那里，新诗不完全是无所为而为的创作，而具有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功能。这种社会功能，不妨用“诗可以群”来概括。诗作用的群体有大小之别，大群即社会，小群指团体，康白情的这类诗大都在小圈子内传播。作为社交工具的新诗，既不是为人生的文学，也不是为文学而文学，不符合新文学的评价体系。
如果把新文化运动中的康白情看作带着新诗人的光环、活跃于京沪两地的“社交家”，进一步要追问新诗在他五四时期的自我规划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康氏留美不久，写信给少年中国学会（以下简称“少中”）的同人，声称他放弃成学问家的可能，预备做一个“少年中国底新诗人”[3]。其预定的终身事业，是归国后在北京开一个公众食堂，自任堂倌，学招呼应酬，同时以余力从事教育[4]。据1920—1921年少中对会员终身志业的调查，康白情“终身欲研究之学术”为社会制度，“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是农工或教育，“事业着手之时日”约在1925年，地点于四川安岳县即他的故乡或其他，“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仍是教员或农工[5]。可见在1920年代初以新诗崭露头角的康白情的自我规划中，文学让位于教育及社会改造。(www.xing528.com)
康白情出国后将五四时期写作的新诗结集为《草儿》，交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在他看来，这册新诗集只是“新文化运动里随着群众的呼声，是时代的产物”，再加之“半年来思想激变，深不以付印为然”[6]。脱离新文化运动的情境，新诗也就逐渐淡出康白情的视野，但这并不妨碍《草儿》的风行。1924年修正三版改署康洪章，更名为《草儿在前集》[7]。并将《草儿》附录的旧诗集《味蔗草》，抽出来扩编成《河上集》[8]。1929年《草儿在前集》四版印行，封面仍署康洪章，版权页又改署康白情。康氏在“四版重校书后”中解释更名的缘由：“草字白情，从前考大学的时候偶然一用，遂不得不以字行。后来试经改易，颇觉约定俗成，亲友终沿故习。从这点小事上，也可见社会力之大，改革不易；只得从俗仍用现名。”[9]此时远离新文学、亦对政治断念的康洪章已意识到，能被社会承认的依然是与北京大学、五四新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新诗人康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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