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国集：新文化运动新视角

1920年底，胡适先后请任鸿隽、陈衡哲夫妇，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及俞平伯删选《尝试集》。经数人审定后，《尝试集》第四版中《去国集》删去八首，添入一首，共存十五首[80]。

1921年1月15日鲁迅致胡适信，关于《尝试集》删改意见

周氏兄弟对《去国集》的态度不同。鲁迅向胡适转达周作人的看法：“《去国集》是旧式的诗，也可以不要了。”接着话锋一转：“但我细看，以为内中确有许多好的，所以附着也好。”[81]鲁迅作旧体诗，随写随弃，从未结集出版，他主张保留《去国集》，是从诗的好坏着眼。周作人随后致信胡适，从编辑体例上补充说明他“当初以为这册诗集既纯是白话诗，《去国集》似可不必附在一起；然而豫才的意思，则以为《去国集》也很可留存，可不必删去”[82]。

周氏兄弟的意见分歧，似未参透胡适编订《去国集》，附于《尝试集》后的用意。《去国集》自序云：

胡适既已自誓将致力于其所谓“活文学”者，乃删定其六年以来所为文言之诗词，写而存之，遂成此集。名之曰“去国”，断自庚戌也。昔者谭嗣同自名其诗文集曰“三十以前旧学第几种”[83]。今余此集，亦可谓之六年以来所作“死文学”之一种耳。[84]

自序作于1916年7月，胡适用“活文学”与“死文学”为自己留美时期的诗词创作划了一条分界线。若将《尝试集》初版本及增订本中收录的《去国集》篇目，与《留美学生年报》及《季报》上公开发表的胡适诗词相对照，再参校胡适留学日记中保存的诗词底稿，不难发现删削、改编的痕迹。

谭嗣同出现在《去国集》自序中，饶有意味。谭自称“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故旧学之刻，亦三界中一大收束也”[85]。胡适援引谭嗣同之例，意在以“今日之我”作别“昔日之我”。其删定《去国集》后，宣称自1916年7月起“不再作文言诗，偶有所作，皆以白话为之，意欲以实地试验，定白话之可否为韵文之利器”。[86] 《去国集》的编排严格按时间顺序，每首诗词都注明写作年月，意在“稍存文字进退及思想变迁之迹”。此种编纂方式暗含历史进化的线索，将《去国集》与《尝试集》切割开来，作为文学革命前史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去国集》纯然是“死文学”吗？其中是否包含着早期新诗未充分展开的形式可能性？

《去国集》只有自序，别无他序。在胡适留美时期的朋友圈中，最有资格为《去国集》作序的，无疑是诗友兼论敌的任鸿隽。然而任却婉拒了胡适作序的请求：“大作《去国集》极愿拜读，但作序与否未敢遽诺。其理由仍如足下所云‘有话说则作之，无话说不敢作应酬语’。好在足下此时尚不‘刻板’，序不序固无妨也。”[87]此时任鸿隽正就《泛湖即事》诗与胡适往复辩论，任在作序上采取拖延战术，与其说是对《去国集》有何不满，不如说不认同胡适“死文学”与“活文学”的二分法。

《泛湖即事》诗引发的争论，被胡适视作“发生《尝试集》的近因”[88]。1916年7月8日暑假期间，任鸿隽偕陈衡哲、梅光迪、杨铨、唐钺、廖慰慈诸友于绮色佳郊游荡舟。任鸿隽此次得与陈衡哲初会，“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后乃订终身之约焉”[89]。7月11日任鸿隽致信胡适谓：

前星期六偕陈女士梅觐庄等泛湖，傍岸舟覆，又后遇雨，虽非所以待客之道，然所历情景，亦不可忘。归作四言诗纪其事，录呈吟正。隽自不作四言诗，此诗亦自试耳。不妥处自知甚多，乞为我改削之。[90]

此时胡适与陈衡哲虽“订交而未晤面”，三个人的关系尚处于暧昧状态，任鸿隽此信以赋诗呈正为名，似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暗示。二人后续围绕《泛湖即事》的往复讨论，表面上就诗论诗，但题目中“偕陈衡哲女士”这一刺眼字样，或许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任鸿隽用四言诗体记叙泛湖、覆舟、遇雨的波折，颇有挑战性。四言诗在表现功能上更宜于场面铺叙或抒发情感，而不适于跌宕起伏的叙事。[91]

1917年4月7日胡适与任鸿隽同访陈衡哲，二人初次见面时留影。《胡适留学日记》出版时删去了这张合影。图片来源：《亚东遗珍》

若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保存的任鸿隽来信，与《藏晖室札记》中以“答觐庄白话诗之起因”为题摘录的来往书信相对照，即发现胡适《逼上梁山》将论辩焦点放在“死文字”与“活文字”之争上，而任鸿隽《泛湖即事》真正用力经营的桥段却在“覆舟”：

行行忘远，息棹崖根。忽逢波怒，鼍掣鲸奔。
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叶，冯夷所吞。[92]

7月12日胡适寄书任鸿隽，质疑中间写覆舟一段，“未免小题大做”：“读者方疑为巨洋大海，否则亦当是鄱阳洞庭，乃忽紧接‘水则可揭’一句，岂不令人失望乎？”此节中，胡适以为“岸逼流回，石斜浪翻”才算好句，可惜为几句“大话”所误[93]。7月14日任鸿隽回信解释覆舟一段“小题大做”的缘由，系因布局之初“实欲用力写此一段，以为全诗中坚”，或许用力过猛，遂流于“大话”[94]。覆舟这一戏剧性的瞬间，是传统四言诗难以容纳的新经验。此节虽是任鸿隽得意之笔，但他还是听从了胡适的建议，把“鼍掣鲸奔”改为“万螭齐奔”，“冯夷”改为“惊涛”[95]，以避海洋之意。[96]

对于任鸿隽的这番妥协，胡适仍不买账，7月16日回信说《泛湖即事》诗中写翻船一段所用字句“皆前人用以写江海大风浪之套语”，任鸿隽“避自己铸词之难，而趋借用陈言套语之易，故全段一无精彩”。任鸿隽自称“用力太过”，在胡适看来，实则趋易避难，全未用力。在将任鸿隽最得意的段落全盘否定之后，胡适又祭出“死文字”与“活文字”的法宝，说诗中所用“言”字、“载”字都是“死字”，又如“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两句，上句为二十世纪之活字，下句为三千年前之死句，殊不相称。[97]

任鸿隽湖上泛舟图，1920年5月16日赵元任摄

面对胡适咄咄逼人的批评，任鸿隽的回复软中有硬，在“覆舟”一节上以退为进，虽易去胡适不喜之套语，但未迁就胡适浅白的趣味：

载息我棹，于彼崖根。岸折波回，石漱浪翻。
翩翩一叶，横掷惊掣。进嚇石怒，退惕水瘗。[98]

7月17日任鸿隽答胡适书：“足下所不喜之覆舟数句，今已大半易去，其中‘进退’两句颇用力写出，足下当不谓之死语。”[99]任用力写出的“进嚇石怒，退惕水瘗”，即便不被判为“死语”，从字面上看，肯定不是胡适所喜之句。在文字死活的问题上，任鸿隽的态度则较为强硬：

足下谓“言”字“载”字为死字，则不敢谓然。如足下意，岂因《诗经》中曾用此字，吾人今日所用字典便不当搜入耶？“载笑载言”固为“三千年前之语”，然可用以达我今日之情景，即为今日之语，而非“三千年前之死语”，此君我不同之点也。[100]

胡适索性在任鸿隽信上直接批注，划出“岂因《诗经》中曾用此字，吾人今日所用字典便不当搜入耶”一句，旁批“笑话”二字[101]；就“载笑载言”的用法，胡适于行间批注：“载字究竟何义？所用之地究竟适当否？何不用今日之活语以达‘今日之情景’乎？”[102]

奉《诗经》为圭臬的四言诗传统，正是以“载”“言”一类的虚字为中心。“载”字、“言”字是四言诗中构词力最强的虚字，“载○载○”构成的套语系统包括：载笑载言、载驰载驱、载飞载鸣、载饥载渴、载芟载柞等。可以说“载○载○”是《诗经》中最常见的虚词结构，正是此类套语模式（formula pattern）造就了四言诗的独特风格[103]。在四言诗的创作过程中，构成套语模式的虚字结构是先于实字的[104]。胡适所谓的“死字”“死句”，恰是四言诗传统中最稳定的套语模式。胡适对《诗经》里的虚字做过专门研究[105]，任鸿隽用“载笑载言”正好撞在他枪口上。胡、任二人关于文字死活的论争，其实与四言诗以虚字为中心的套语系统有关。倘若《泛湖即事》诗用五古或七古写就，不依赖“载笑载言”这样套语化的冗余句式，文字的死活问题未必如此凸显。

1916年12月《泛湖即事》诗正式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任鸿隽保留了“言”字“载”字的用法，连胡适认为“殊不相称”的“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也只字未改[106]。在围绕《泛湖即事》诗的攻防战中，任鸿隽于“覆舟”一节略有妥协，但在文字死活的问题上，胡适始终未能说服任鸿隽，还引来梅光迪为任助阵[107]。如若考虑到四言诗长于抒情、描写，短于叙事的表现功能，与“覆舟”这一偶然事件的戏剧性，不能不说胡适在字面上再三挑剔，抹杀了任鸿隽《泛湖即事》诗用“旧瓶装新酒”的形式试验。

史家周策纵认为胡适写诗多是有所为而作，欠缺挚情，也就不能以情移人，可谓是“无心肝的月亮”[108]。说理胜于言情，不仅是胡适白话诗的特点，在他早期文言诗词创作中，说理的成分也愈发浓厚。为挣脱任、杨二人的阴影，胡适旁逸斜出，主攻说理诗，且“立异以为高”。说理压倒言情的倾向，从收入《去国集》的长诗《自杀篇》中看得尤为明显。《自杀篇》本是伤逝之作，伤逝诗自以寄托哀思为正宗，而胡适偏要在诗中宣扬乐观主义。《自杀篇》副题为“为叔永题鹡鸰风雨集”，诗序云：

任叔永有弟季彭，居杭州。壬癸之际，国事糜烂，季彭忧愤不已，遂发狂[109]。一夜，潜出，投葛洪井死。叔永时在美洲，追思逝者，乃掇季彭生时所寄书，成一集，而系以诗，有“何堪更发旧书读，肠断脊令风雨声”之句。季彭最后寄诸兄诗，有“原上脊令风雨声”之语，故叔永诗及之。叔永索余题辞集上，遂成此篇，凡长短五章。[110]

胡适在《尝试集》自序中提及此诗，仅强调《自杀篇》作为形式试验的意义：“完全用分段作法，试验的态度更显明了。”[111]随后援引《藏晖室札记》中两段跋语，算是戏台内的喝彩：

吾国诗每不重言外之意，故说理之作极少。求一朴蒲（Pope）已不可多得，何况华茨活（Wordsworth）、贵推（Goethe）与卜朗吟（Browning）矣。此篇以吾所持乐观主义入诗。全篇为说理之作，虽不能佳，然途径具在，他日多作之，或有进境矣。

吾近来作诗，颇能不依人蹊径，亦不专学一家。命意固无从摹仿，即字句形式亦不为古人成法所拘，盖颇能独立矣。

对照胡适日记原文，《尝试集》自序的摘引做了两处删改，末句原为“盖胸襟魄力，较前阔大，颇能独立矣”；另一处有意味的改动在“以吾所持乐观主义入诗”后，原有“以责自杀者”数字[112]。《自杀篇》在篇章结构上的试验性不容否认，然而胡适违背了伤逝诗的主旨，于生者哀恸未尽之际苛责死者。对照与《自杀篇》同期发表的任鸿隽《书鹡鸰风雨集后》，确是“至性语”：

阅历沧桑更死生，每搔短鬓意如酲。何堪更发旧书读，肠断鹡鸰风雨声。

孤山隐隐对孤坟，夕照寺前夕照曛。不为湖光能入梦，年年万里望白云。[113]

若说任鸿隽、胡适与死者有亲疏之别，且看杨铨作《贺新凉·吊季彭自溺》，词未必佳，“生愧死，死无所”，亦多沉痛语[114]。“贺新凉”词调声情沉郁苍凉，宜抒发激越之情。

胡适《自杀篇》。图片来源：《胡适留学日记手稿本》

将胡适日记中保存的《自杀篇》初稿与《留美学生季报》上的初刊本及《去国集》收录的版本对勘，除了个别字句的调整，还有一处较大的删改。《去国集》版删去了第四章中“义士有程婴，偷生存赵祀。夷吾忍囚槛，功业炳前史。丈夫志奇伟，艰巨何足齿”六句[115]。删此六句的原因显而易见，违背了胡适主张的“八不主义”之“不用典”。《去国集》就用典问题所做的删改不止这一处，又如《沁园春·别杨杏佛》，词序云：“将去绮色佳，杏佛以水调歌头赠别，有‘暗惊狂奴非故，收束入名场’之句，实则杏佛亦扬州梦醒之杜樊川耳。”[116] 《去国集》将“扬州梦醒之杜樊川”易为“狂奴”二字，并将词中“扬州梦醒，两个狂奴”换作“春申江上，两个狂奴”[117]。可见胡适删定《去国集》时，胸中时刻悬着“八不主义”之戒律。

《去国集》最后一首《沁园春》，实则是“文章革命”的“誓诗”。这首词是胡适用心经营之作，《藏晖室札记》保留了五个版本，先后作于1916年4月12日、4月14日、4月16日、4月18日、4月26日。第五次修改稿后，有1934年5月7日胡适附记：

此词修改最多，前后约有十次。但后来回头看看，还是原稿最好，所以《尝试集》里用的是最初的原稿。[118]

附记带出两个问题：一、胡适为何在半个月内反复修改此词，原稿何处令其不满；二、《尝试集》为何采用初稿，放弃了精心打磨的修订版。《逼上梁山》对此给出的解释是这首词下半阕口气狂妄，胡适自觉不安，所以多次修改。第三次修改稿，几乎重写了下半阕，删去“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的狂言[119]。

胡适《沁园春》誓诗初稿，1916年4月13日胡适日记。图片来源：《亚东遗珍》

下半阕的反复修改，按胡适自己的解释，是想用“文章革命”的具体主张稀释“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狂言。胡适改来改去，无非针对旧文学的三大病：无病呻吟、模仿古人、言之无物[120]。他开出的药方甚是寻常，如“文章贵有神思”、“语必由衷、言须有物”、自立门户云云。胡适对这首词的反复修改，到了“琢句雕辞”的地步，岂非违背了他“天然去雕饰”的文学主张？第三稿云“到琢句雕辞意已卑”，对照胡适强迫症式的反复修改，不无反讽的意味。回头来看，胡适还是觉得原稿最好，因初稿更近“自然”。初稿下半阕未言及“文章革命”的具体方案，只有“且准备搴旗作健儿”的豪情。“文章革命何疑”的空洞誓词[121]，反倒更贴近胡适“逼上梁山”时的真实心境。这或是《尝试集》采用初稿的原因。

逐句对照五个版本，唯有开头两句只字未动：“更不伤春，更不悲秋。”[122]这两句奠定了上半阕的基调，宣告与伤春悲秋的抒情传统背道而驰。初稿化用《荀子·天论》之言“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胡适《论诗杂记》云：“我爱荀卿天论赋，每作培根语诵之。”[123]将《荀子·天论》读作培根语录，说明“制天命”之古训在胡适看来，相当于培根代表的近代科学话语。胡适倡导“文章革命”，首先要将伤春悲秋、无病呻吟的抒情主体，置换为“制天而用”的科学“狂奴”。[124]“吾狂甚”之“狂”，源于科学给人征服自然的信心。依傍近代科学的权威，人在“花飞叶落”“春去秋来”等自然代谢面前，不再是谦卑的感应者，而化身为“鞭笞天地，供我驱驰”的征服者[125]。不无反讽的是，胡适提倡“文章革命”本是被“科学救国”的强势话语“逼上梁山”之举，而他在誓诗中召唤的革命主体，却是“肠非易断，泪不轻垂”的科学狂人[126]。胡适宣称“耻与天和地，作个奴厮”[127]，却甘愿匍匐于科学脚下。

删定《去国集》是胡适制造“文学革命”这一历史断点的手段。《尝试集》的酝酿与《去国集》的编订几乎是同步进行的。1916年4月胡适致信许怡荪，谓“去国以来，所作韵文，似有进境”，“近删存庚戌以来诗词一集，名之曰‘去国集’，盖游子之词也”[128]。胡适随信奉上藏晖室札记数册，记其两年来之思想变迁及文学观念。札记中关于文学的部分颇多自矜之辞，胡适解释道：“当此文学革命时代，一点剑拔弩张之气，正不可少。”胡自诩为“革命军前一健儿”，“愿为祖国人士输入一种文学上之新观念，以为后起之新文豪辟除榛莽而已”[129]。由此可见，胡适着手编纂《去国集》，正源于“文学革命”之自觉。《去国集》看似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阑尾”，但作为文学革命前史的另一种表现形态，从胡适的精心编排、反复修订中，可见“阑尾”之于主体的意义。

本章试图用谱系学的方法对抗胡适为文学革命建构的起源神话。所谓谱系学的方法，不过是一种饾饤琐碎的文献清理工作，即通过耐心审慎的文本细读、逐字逐句的版本对勘，撕开光滑的历史叙述，复原被改编的前奏或插曲，在历史的发端处，发现各人意图、志趣的分歧而非起源的同一性[130]。用谱系学的方法重构文学革命的前史，需要重读的何止是《逼上梁山》或《去国集》。诸如《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似乎耳熟能详的纲领性文件，都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考索其思路的形成过程，或隐或显的对手方，正反两面的例证材源，而不仅是记取其提出的主义、口号而已。

[1]文学革命应视为“把不同的思路捆扎在一起的绳子”，逐一检讨参与者此前此后的个人史，参见王风：《文学革命的胡适叙事与周氏兄弟路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

[2]参见陈平原：《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4期、第5期。

[3]参见本章附录一“《去国集》篇目删定”。姜涛认为《去国集》不只是承载旧诗亡魂的化石，其对“尝试”态度的呈现似乎更为全面，包含着更丰富的历史可能性。（《“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第五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4]《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7月创刊，由留美学生会编辑、发行，在上海出版；1914年3月改为《留美学生季报》，卷期另起，仍在上海出版，由中华书局发行，朱起蛰、任鸿隽、胡适等历任主编。

[5]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1935年9月3日作，《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5页。

[6]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1923年11月13日作，《新青年》季刊1923年第2期。

[7]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附注“答陈独秀先生”，1923年11月29日作于上海，《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第31页。

[8]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附注“答陈独秀先生”，1923年11月29日作于上海，《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第31页。

[9]1924年5月28日陈衡哲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4页。

[10]陈独秀：《答适之》，1923年12月9日作，《科学与人生观》，第37页。

[11]陈独秀：《答适之》，1923年12月9日作，《科学与人生观》，第40页。“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指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发表于上海《新闻报》1923年8月21、22日。

[12]1927年1月25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4，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5—496页。

[13]1927年1月25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4，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95—496页。

[14]参见罗荣渠：《查尔斯·比尔德及其史学著作》，《美国历史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15]胡适的偶然论与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对历史的理解有暗合之处。巴特菲尔德认为历史的价值在于恢复过去生活的丰富性，“我们不能通过把人和个性因素、偶然、瞬间的或局部的事件以及情境的因素统统蒸发掉来获得历史的本质”。历史学家“只有在一个由事实、人物和种种偶然组成的世界中才会如鱼得水。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由时间和情境的作用而织成的网络。组成他故事素材的，正是种种偶然、种种联系以及各种事件奇妙的并存。他所有的技艺都要用于重新捕捉一个瞬间，抓住个别和特殊，确定一个偶然变故”。（《历史的辉格解释》，张岳明、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0—41页）历史学家将读者带入更多细节之中，置于具体的生活场景当中，用偶然性颠覆价值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书写近乎游记，描述的是生活的进程，而非生命的目的。

[16]1932年4月27日胡适致杨尔璜函，《胡适中文书信集》2，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294页。

[17]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王荫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6页。

[18]普列汉诺夫：《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王荫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2页。

[19]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15页。

[20]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17页。1927年8月11日胡适致钱玄同信，检讨文学革命之得失。钱玄同回想“五四”时期所发“谬论”，多半都成忏悔之资料。而胡适以为大可不必忏悔，“我们放的野火，今日已蔓烧大地，是非功罪，皆已成无可忏悔的事实。昔日陆子静的门人有毁朱元晦者，子静正色说道：‘且道世间多个朱元晦陆子静，是甚么样子；少个朱元晦陆子静，又成个甚样子。’（原文记不得了。）如今只好说，‘世间添个钱玄同，成个甚么样子！少个钱玄同，又成甚么样子！’此中一点一滴都在人间，造福造孽惟有挺着肩膀担当而已”。

[21]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13页。标点为笔者所加。

[22]冯友兰：《新世训：生活方法新论》，第五编“守冲谦”，重庆，开明书店，1940年，第119页。

[23]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第17页。

[24]胡适：《提倡白话文的起因》，1952年12月8日在台北文艺协会欢迎会上讲演，《胡适演讲集》上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70年。

[25]科学话语共同体的诞生，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科学话语共同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26]胡适：《文学篇》（别叔永、杏佛、觐庄），1917年6月1日，《胡适日记全编》2，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92—593页；原载《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第4号，1917年12月，无“文学篇”这一诗题；收入《尝试集》第一编，文字更口语化，如“‘烟士披里纯’，大半出吾友”改为“作诗的兴味，大半靠朋友”。

[27]胡适《尝试集》自序称，民国成立后，任鸿隽、杨铨同来绮色佳（Ithaca），自此有了“做诗的伴当”。

[28]胡适在《新青年》上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时，多次以南社为反例。有趣的是，杨杏佛、任鸿隽、梅光迪、胡先骕都是南社成员。参见沈永宝：《“文学革命八事”系因南社而立言》，《复旦学报》1996年第2期。

[29]按《留美学生季报》1914—1918年间发表的诗词统计，任鸿隽41首，胡适36首，杨铨31首。

[30]任鸿隽的古典诗文修养与科举时代的严格训练有关，他早年的教育经历参见《前尘琐记》（廿五岁以前的生活史片段）。据其长女任以都回忆，她幼年时，任鸿隽天天晚上教她读旧诗，还编过一本《课儿诗选》。

[31]胡适：《将去绮色佳留别叔永》（民国四年八月廿九夜），《胡适日记全编》2，第265—266页；原载《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第3号，1917年9月，题为《民国四年将去绮色佳、叔永以诗赠别。作此奉和、即以为别》，文字略有改动。

[32]《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胡适日记全编》2，第417页。辛亥革命以后，任鸿隽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秘书处总务组秘书，为孙中山草拟《告前方将士文》《祭明陵文》等，故胡适誉之“翩翩书记大手笔”。

[33]任鸿隽、陈衡哲与胡适的交谊，参见陈平原：《那些让人永远感怀的风雅》，《书城》2008年第4期。

[34]陈衡哲：《任叔永先生不朽》，1962年作，《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附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第192页。

[35]详见杨翠华：《任鸿隽与中国近代的科学思想与事业》，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上册，1995年6月。

[36]任鸿隽在《五十自述》中对文学革命发生史的记述十分简要，与胡适的版本出入不大。从笔调上看，胡浓墨重彩，任则轻描淡写，把文白之争视为其留学生活的一段插曲而已。

[37]胡适：《民国四年将去绮色佳、叔永以诗赠别。作此奉和、即以为别》，《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第3号，1917年9月。

[38]注释见胡适《去国集》，《尝试集》再版本，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第39页。

[39]杨铨1912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专业，也是科学社发起人之一，任《科学》月刊编辑部长。参见许为民：《杨杏佛年谱》，《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第2期。杨铨《遣兴》诗有序云：“自与同人发起科学，日用译述，不能为诗，虽间欲一读古人诗，亦不可得。每星期三有机厂工作三小时。正午放工进食，食后有暇，常得徜徉厂后实斯顿桥，观瀑布，逸性悠然，顿忘劳苦。十一月四日值肃风起，爽气袭人，乃得五绝二十字，亦见劳人之清兴耳。”（《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1号，1915年3月）由诗序可知科学、实业与文学在杨铨留学生活中的占位。

[40]杨铨：《水调歌头·适之将去绮城书此赠之》，《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4号，1915年12月；参见1915年8月28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2，第265页。胡适作《沁园春·别杨杏佛》用对话体（dialogue）转述杨铨此言：“君言是何言欤，祗壮志新来与旧殊。愿乘风役电，戡天缩地（科学目的在于征服天行以利人事）。颇思瓦特，不羡公输。户有余糈，人无菜色，此业何尝属腐儒。吾狂甚，欲与民温饱，此意何如。”

[41]留美学界偏重实学，与官方规定有关。1903年梁启超访美时发现学技术如工程及相关科目的中国留学生太少（《新大陆游记节录》）。1908年后清政府对留学生的科目选择有严格规定，强调实用技术的学习。该年清廷下旨要求所有官费留学生学习工程、农业及自然科学等科目，自费学生如要申请官方资助也需学习这些实用科目。一年以后制订的庚款留学计划要求80%的庚款留学生学习工程、农业和采矿。1910年又颁布一系列规定，要求重视实用科目，限制学习法律和政治的人数。结果，在赴美中国留学生中学习技术科目的人占大多数。参见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第二版），周子平译，第二章“专业人士：困境与希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9页。

[42]陈衡哲：《人才与政治》，《独立评论》1932年第29号。

[43]“文章革命何疑”及“为大中华，造新文学”，均出自胡适《沁园春》誓诗，1916年4月13日初稿，《胡适日记全编》2，第372页。

[44]潘光旦：《今后之季报与留美学生》，《留美学生季报》第11卷第1号，1926年3月。(www.xing528.com)

[45]参见罗志田：《学无常师》，《读书》2010年第7期。

[46]张宏祥：《留学界革新思潮之责》，《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第4号，1917年12月。

[47]参见潘光旦：《今后之季报与留美学生》。

[48]胡适：《归国记（民国六年六月九日至七月十日）》，《胡适日记全编》2，第597页。

[49]朱庭祺：《美国留学界》，《留美学生年报》庚戌年第一期，宣统三年辛亥六月（1911年7月）。据《留美大学学生表》（《留美学生年报》1913年1月）登记信息，朱庭祺为上海人，毕业于北洋大学；1906年赴美就读于哈佛大学，专攻理财学，1912年获硕士学位。

[50]侯景飞：《康奈尔大学》，《留美学生年报》1913年1月。

[51]朱庭祺：《美国留学界》，第一章“留学界之学业”。

[52]1911年2月7日胡适致许怡荪函，《胡适许怡荪通信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页。此函落款日期为“辛亥二月初七日”，《胡适许怡荪通信集》及潘光旦主编《胡适中文书信集》将其系于1911年3月7日，据宋广波考证，应作于1911年2月7日。参见宋广波：《考释胡适致许怡荪五通书信》，《中国文化》2019年第1期。

[53]1914年6月5日胡适致许怡荪函，《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44页。

[54]1911年2月26日胡适致许怡荪信，《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17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55]胡适：《文学篇》。从救国的角度，梅光迪起初亦赞成胡适的志业选择，谓：“救国之策莫先于救贫，救贫尤当从振兴农业入手。自此，举国平民有所托命矣。足下其东方之托尔斯泰乎？”（1910年梅光迪致胡适第一函，《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56]1911年5月19日胡适致许怡荪信，《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21页。

[57]《梅光迪文录》，第149页。

[58]《梅光迪文录》，第112页。

[59]《梅光迪文录》，第149页。

[60]梅光迪：《序与胡适交谊的由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3卷，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481页。

[61]1912年3月5日梅光迪致胡适函，《梅光迪文录》，第120—121页。

[62]胡适：《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4号，1915年12月。

[63]1915年9月17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2，第284页。

[64]胡适日记所存诗稿，文字略有出入：“自言‘但愿作文士。举世何妨学培根，我独远慕萧士比。岂敢与俗殊酸咸，人各有志勿相毁。”此诗收入《去国集》，删去“岂敢与俗殊酸咸，人各有志勿相毁”。

[65]唐钺给梅光迪的送别诗可作佐证：“物质与精神，于国均有造。胡为承学士，互诟效姑嫂。”（唐钺：《送梅觐庄之哈佛大学兼示叔永杏佛》，《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4号，1915年12月）

[66]1916年3月14日梅光迪致胡适函，《梅光迪文录》，第161页。

[67]1916年3月19日梅光迪致胡适函，《梅光迪文录》，第163页。

[68]1916年3月14日梅光迪致胡适函，《梅光迪文录》，第161页。

[69]任鸿隽：《建立学界论》，《留美学生季报》第1卷第2号，1914年6月。

[70]任鸿隽：《建立学界再论》，《留美学生季报》第1卷第3号，1914年9月。

[71]任鸿隽：《建立学界再论》，《留美学生季报》第1卷第3号，1914年9月。

[72]任鸿隽：《五十自述》，1937年12月作于庐山，《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83页。

[73]任鸿隽：《建立学界再论》。

[74]任鸿隽：《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科学》第2卷第12期，1916年12月。

[75]任鸿隽：《论学》，《科学》第2卷第5期，1916年5月。

[76]任鸿隽：《吾国学术思想之未来》。

[77]任鸿隽：《建立学界再论》。

[78]任鸿隽：《建立学界再论》。

[79]赵元任：《留学杂思》，5“回国留学生之事业”，《留美学生季报》第5卷第4号，1918年12月。

[80]胡适：《四版自序》，1922年3月10日作，《尝试集》增订四版，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

[81]1921年1月15日周树人致胡适信，《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四“《尝试集》通信”，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6页。

[82]1921年1月18日周作人致胡适信，《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第177页。

[83]谭嗣同：《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包括《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石菊影庐笔识》），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金陵刊本。参见谭嗣同：《三十自纪》，《谭嗣同集》，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60页。

[84]胡适：《去国集》自序，《尝试集》再版本。

[85]谭嗣同：《与唐绂丞书》，《谭嗣同集》，第279页。

[86]1916年9月7日胡适致许怡荪信，《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70页。

[87]1916年7月20日任鸿隽致胡适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6册，第187页。

[88]胡适：《〈尝试集〉自序》。

[89]任鸿隽：《五十自述》。

[90]1916年7月11日任鸿隽致胡适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6册，第183页。

[91]参见葛晓音：《四言体的形成及其与辞赋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葛晓音：《汉魏两晋四言诗的新变和体式的重构》，《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9期。

[92]任鸿隽：《泛湖即事》初稿，《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6册，第184页。

[93]1916年7月12日胡适致任鸿隽信，《胡适日记全编》2，第442页。

[94]1916年7月14日任鸿隽答胡适书，《胡适日记全编》2，第443页。

[95]张衡《思玄赋》：“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李善注《文选》引《青令传》曰：“河伯姓冯氏，名夷，浴于河中而溺死，是为河伯。”

[96]两处修改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6册，第184页。

[97]1916年7月16日胡适答任鸿隽书，《胡适日记全编》2，第443页。

[98]任鸿隽：《七月八日偕陈衡哲女士、梅觐庄、杨杏佛、唐擘黄、廖慰慈诸友泛湖即事》，《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6册，第186页。

[99]1916年7月17日任鸿隽答胡适书，《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6册，第186页。藏晖室札记“答觐庄白话诗之起因”仅摘录此信开头两句客套话，未抄录全信。

[100]1916年7月17日任鸿隽答胡适书，《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6册，第186页。

[101]1916年7月20日任鸿隽回信解释所谓“字典”自是作诗之字典，非普通用之字典。“载笑载言”之“载”字亦有不作始字解者，如《诗》之“载驰载驱”“载芟载柞”等是。要之吾人用此等句，固仍视为今之用法，以载字作语词可耳，不问其诗经□古义云何也。（《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6册，187页）

[102]胡适批注见1916年7月17日任鸿隽答胡适书，《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6册，第186页。

[103]C. H. Wang, The Bell and the Drum: Study of 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中译本参见王靖献：《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谢濂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套语理论源自荷马史诗研究，所谓“套语”指“在相同的韵律条件下被经常用来表达某一给定的基本意念的一组文字”；“套语系统”即构成一个替换模式的一组套语。

[104]参见孙立尧：《四言诗虚字中心说》，《中国韵文学刊》2006年第4期。

[105]胡适：《诗经里的“虚字”的研究》（手稿），《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1册，耿云志主编，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

[106]任鸿隽：《七月八日偕陈衡哲女士梅觐庄杨杏佛廖慰慈唐擘黄诸友泛湖即事》，《留美学生季报》第3卷第4号，1916年12月。

[107]在《泛湖即事》诗修订稿后，任鸿隽附注：“觐庄有长书致君，□君当先讨论我诗，乃与觐庄开笔仗可耳。”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6册，第186页。

[108]周策纵：《论胡适的诗——论诗小札之一》，唐德刚《胡适杂忆》附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29—230页。《无心肝的月亮》是胡适1936年作的白话诗，收入《尝试后集》第一编。

[109]1914年7月7日胡适日记云：“会宋遁初被刺，政府不能自解，则以兵力胁服南中诸省，季彭忧愤不已，遂发狂。”《胡适日记全编》1，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31页。

[110]胡适：《自杀篇》序，《去国集》，《尝试集》再版附录，第29页。

[111]胡适：《尝试集》自序，《尝试集》再版本，第21页。

[112]1914年7月7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1，第332页。

[113]任季彭葬于西湖夕照寺前白云庵侧。任鸿隽：《书鹡鸰风雨集后》，《留美学生季报》第1卷第3号，1914年9月。

[114]杨铨：《贺新凉·吊季彭自溺》，《留美学生季报》第一年春期，1914年3月。

[115]胡适：《自杀篇》，《去国集》，《尝试集》再版附录，第30页。

[116]胡适：《沁园春》，《留美学生季报》第2卷第4号，1915年12月。原稿参见1915年9月2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2，第268页。

[117]胡适：《沁园春》，《去国集》，《尝试集》再版附录，第40页。

[118]五、《沁园春》誓诗（四月廿六日第五次改稿），《胡适日记全编》2，第385页。

[119]胡适：《逼上梁山》，《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12页。

[120]四八、吾国文学三大病（四月十七日），《胡适日记全编》2，第376页。

[121]《逼上梁山》援引《沁园春·誓诗》，将“文章革命何疑”改为“文学革命何疑”。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第12页。

[122]参见本章附录二：胡适《沁园春·誓诗》逐句对校。

[123]胡适：《论诗杂记》其一，《留美学生季报》第4卷第3号，1917年9月。

[124]胡适在科玄论争中倡导的“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可用来阐释《沁园春》誓诗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在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天行有常，因果律笼罩一切，人的自由是很有限的；然而人这个渺小的生物在宇宙间也有大作为，他能挣脱因果律的束缚，利用自然法则驾驭天行。胡适基于科学常识提出的“自然主义”人生观，既承认人的有限性，又强调人“制天而用”的能动性。在这种科学的人生观中，未尝没有美，没有诗意，没有道德责任，没有创造的冲动。（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

[125]“生斯世，要鞭笞天地，供我驱驰”，出自《沁园春·誓诗》第四稿，1916年4月18日，《胡适日记全编》2，第380页。

[126]“肠非易断，泪不轻垂”出自《沁园春·誓诗》第五稿，1916年4月26日，《胡适日记全编》2，第384页。

[127]出自《沁园春·誓诗》第二稿，1916年4月14日，《胡适日记全编》2，第374页。

[128]1916年4月19日胡适致许怡荪信，《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61页。

[129]1916年4月19日胡适致许怡荪信，《胡适许怡荪通信集》，第61页。

[130]参见福柯（Michel Foucault）：《尼采、谱系学、历史》，《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