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救国与文学救国：另起新文化运动

回到历史现场，与胡适追述的文学革命前史交错并行的另一条故事线索，是科学共同体的诞生史[25]。胡适文学革命的主张，与其说是被偶然的个别之因“烘逼”出来的，不如说是被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强势话语催逼出来的。以科学社的诞生史为参照，“逼上梁山”的故事或许有另一种讲法，在一个个“偶然”背后，真正起作用的结构性因素是：“科学救国”与“文学救国”这两种志业选择在清末民初留美学界的地位升降。

1914年6月胡适“室中读书图”，任鸿隽摄；题诗云：“异乡书满架，中有旧传经。”同页日记载赵元任、杨铨、任鸿隽等人发起《科学》月刊事
图片来源：《亚东遗珍》

1917年6月胡适归国前夕，作诗纪念他留美时期的一段文学因缘，自称“数年来之文学的兴趣，多出于吾友之助”，若无任叔永（鸿隽）、杨杏佛（铨），定无《去国集》；若无任叔永、梅觐庄（光迪），定无《尝试集》[26]。任、杨是与胡适诗词唱和的“伴当”[27]，任、梅则是将胡适“逼上梁山”的论敌[28]。

梅光迪、任鸿隽、杨铨留美时期合影（从左到右）
图片来源：《啼痕：杨杏佛遗迹录》

三个朋友中，任鸿隽一身兼二任，既是胡适的诗友又是他的劲敌。虽然任鸿隽在文学革命发生史中看似只是一个友情客串，其留美时期的活动以科学社为中心，但若回到这班朋友赋诗论文的现场，任的文学热情丝毫不输胡适[29]，其诗文修养甚至在胡之上[30]。胡适曾对任鸿隽夸口说，“寄此学者可千人，我诗君文两无敌”[31]，承认任鸿隽是“留学界中第一古文家”[32]。若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而论，任诗的水平亦远超胡适。只是“文学”在任心目中，不过是自娱、酬人的“小技”，而非救国之正途。

与任、胡二人关系密切的陈衡哲晚年回忆[33]，留美学生受戊戌政变、庚子国难的刺激，大都有实业救国的志愿，1914年秋她赴美读书，那时留美学界“正激荡着两件文化革新的运动”，其一是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其二是任鸿隽提倡的科学救国运动[34]。这段回忆未免有倒放电影之嫌，胡适的白话试验在朋友圈中处处碰壁，系孤军作战，并未在留美学界形成“运动”；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倒代表了多数留美学生的心声。[35]

同为留美学界的风云人物，任鸿隽与胡适志趣各异，他们在文学上颇多交集，然而文学在二人志业规划中的位置迥然不同[36]。如胡适写给任鸿隽的赠言“君期我作玛志尼，我祝君为倭斯韈”[37]，自注云：“玛志尼Mazzini意大利文学家，世所称‘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也。倭斯韈Wilhelm Ostwald德国科学大家。”[38]胡适另一位“做诗的伴当”杨铨，也是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信奉者[39]。他在写给胡适的赠别之作中表明自己的志向：“名山事业无分，吾志在工商。不羡大王（指托辣司）声势，欲共斯民温饱，此愿几时偿。各有千秋业，分道共翱翔。”[40]

重实学、轻虚文，是清末民初留美学界的普遍风气[41]。陈衡哲称那时的青年深受“实业救国”宣传的影响，总以为救国的根本不在政治，而在科学与教育、实业与学问[42]。科学救国、远离政治是留美学生的总体取向，而文学非救国之急务，虚文更是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病根。以留美学界的整体氛围为参照，胡适“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誓言，确实是与众不同的志业选择。从“文章真小技”到“文章革命何疑”，胡适的态度转变折射出文学革命被科学救国的强势话语“烘逼”出来的前史。[43]

任鸿隽、梅光迪、胡适、杨铨留美时期合影，任鸿隽题诗。图片来源：《亚东遗珍》

在留美出身的社会学家潘光旦看来，留学生好似园艺家用嫁接法培育出来的杂交品种。作为东西文化的“凑体”，留学生是一种极复杂的社会动物：明明是甲文化甲种族的产物，却不能不在乙文化乙种族内作相当之顺应。日常生活里种种琐碎的顺应功夫，比繁重的课业更难对付。不无悖论的是，当留学生在乙文化乙种族作顺应之际，又不能不时时反顾自身的文化母体，以免顺应过度，绝了将来的后路。[44]

清末民初对留学生的期许，不一定以学为主[45]。出洋留学大都为求专门知识，然而遭逢乱世，学非所用。留学生归国后产生的社会影响，不全靠从书本或课堂上习得的专门知识。曾任《留美学生季报》总编辑的张宏祥认为留学界应担负革新思潮之责，“虽吾人分科专攻，各有所职，而革新思潮之责，实为吾人所同。以吾人寄迹异邦，见闻较广，知彼知己，优劣易判故也”[46]。留学生要成为一种“文化导力”，除了一定的知识储备，更倚赖其在留学期间与异文化接触，不知不觉所形成的种种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这些从日常琐碎的顺应功夫中养成的观念与习惯，不仅暗中左右着留学生自身的生活轨迹，势必波及身外之社会，形成某种新的风气或思潮。[47]

1910年代留美学界重实学、轻虚文的风气，源于对国内形势的误判，以为民国肇始，百废待举，摧枯拉朽的破坏时代业已过去，即将迎来全方位的建设时代。建设时代亟需专门知识、实用技能，而非蹈空之学。然而民初留美学生期盼的建设时代似乎仍遥不可及，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看，破坏时代有方兴未艾之势，隐然有更大的破坏要来。1917年胡适在归国日记中感叹“数月以来，但安排归去后之建设事业，以为破坏事业已粗粗就绪”；“何意日来国中警电纷至，南北之分争已成事实，时势似不许我归来作建设事”[48]。

1911年《留美学生年报》创刊号介绍美国留学界情形，强调“建设主义”是留美学界之一大特色。所谓“建设主义”有三重意涵：其一，留美学生多修实用之学，实用之学即建设之学；其二，美国为“大建设之国”，建设精神处处可见，在此留学不能不受此影响；其三，中国即将步入建设时代，铁路开矿政治法律，莫非建设事业[49]。美国为“大建设之国”，是留学生抵美之初的直观印象：

美国新创之国也，哥仑布未至之前，美土实红人游猎之所，一自欧民移植，文化遂乃大兴。蔓草荒榛，悉成沃壤；崇岭峻谷，举作重城。举地铁轨，作龙蛇之走；连云巨厦，干霄汉而矗。若电机，若铁道，举此等等，无一非近百年内发生之物。[50]

新兴之国、新辟之土，事事待建设，不可不重实用之学。故美国人多务实，立说以致用为归，其特长不在理想之学。若论理想之学，美国不及英德法等老牌帝国；若论实用之学，英德法皆不及美国。美国既以工程实业立国，中国赴美留学者自然以选修专门工程及实业者居多。据1911年留美学界之专业统计：

一、选修人数25人以上

通常大学科50人，铁路工程50人，农业38人，科学34人，矿学27人

二、选修人数15—25人

商业23人，机器工程23人，化学工程19人，电学工程15人，理财15人

三、选修人数5—15人

法律12人，政治11人，教育10人，化学9人，造船8人，医学6人，语言6人

四、选修人数1—5人

神学4人，哲学3人，音乐2人，牙医1人，森林1人，建筑1人[51](www.xing528.com)

此种择业取向反映出辛亥革命前后留美学生的时代认知与自我定位。胡适留美之初即发现“此间吾国学子大半习Engineering（工程），虽亦有一二俊乂之士，然余子碌碌，无足与语者，国文根柢尤浅”[52]。据他观察，“留美学生中好学生甚多，惟人才则极寡，能作工程师、机械匠者甚多，惟十之八九皆‘人形之机器’耳”[53]。

胡适赴美之初的志业选择，亦受制于留美学界重实学、轻虚文的总体氛围。若论性之所近，胡适更亲近文学，然而受实业救国思潮影响，1911年初他给好友许怡荪写信道：

弟初志习农，后以本年所习大半属文学，且自视性与之近，颇有改习arts之意，今则立定志向，不再复易矣。其故盖以弟若改科，必专习古文文字，然此是小技，非今日所急。……“文学救国”，今非其时，故不欲为。[54]

胡适违背个人性情，立志学农，因此时在他心目中“文章真小技，救国不中用”[55]。在国将不国的压力下，胡适把“文学”搁在次之又次的位置上，申言“今日第一要事，乃是海军，其次则陆军之炮弹，其次则大政治家，大演说家，皆可以兴国，至于树人富国，皆是末事”[56]。在实学与虚文之间，取实学；在实力与实业之间，取实力；在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取海军及陆军炮弹代表的硬实力。这虽是胡适一时过激之言，却也表明“文学”被排除在救国之急务以外。

以文学为志业，在清末民初信奉实业救国的留美学界要承受相当大的心理压力，这从胡适的好友梅光迪身上看得尤为明显。梅光迪性情孤傲，不善交际，始终与留美学界格格不入，其在日常琐碎的顺应功夫上远逊于胡适。留美之初梅光迪对文学的态度亦颇纠结，既以自家的诗文修养为傲，又不肯以文士自居。他曾向胡适坦言，其“初来时亦欲多习文学，而老学生群笑之，以为文学不切实用，非吾国所急，今始知老学生之不可靠矣”[57]。“老学生”对文学的轻蔑，给胡、梅二人在择业上造成或明或暗的心理压力。梅光迪为文学辩护的策略是强调“文以人重”[58]、学以文传，他声明“愿为能言能行、文以载道之文学家，不愿为吟风弄月、修辞缀句之文学家”[59]。梅光迪觉察出胡适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年来似有轻视文人之意”，故屡次在书信中为自己的文学观辩解。

梅光迪虽不愿以“文士”自居，但他始终视胡适为“文士”。胡适赴美留学之际，梅于临别赠言中称文学乃余事，期待胡适学成归国缔造共和，“焉知事功不能与华盛顿相映”？[60]当胡适转修哲学时，梅光迪极表赞成，谓治哲学者尤当治文学，胡适之改科“乃吾国学术史上一大关键”，望其“将来在吾国文学上开一新局面”[61]。

1915年胡适在送梅光迪往哈佛大学的赠别诗中，第一次用“文学革命”这个词。这首送别诗引发的争论，被胡适叙述为文学革命的导火索。尤堪玩味的是，在“文学革命其时矣”这句宣言的前后，两次出现“梅生梅生勿自鄙”。胡适劝梅光迪“勿自鄙”，其实也是给自己鼓劲打气。“文学革命其时矣”的宣言，由“梅生梅生勿自鄙”引逗出来，令其“自鄙”的压力源自民初留美学界崇尚科学、崇尚实力的风气：“同学少年识时势，争言‘大患弱与贫。吾侪治疾须对症，学以致用为本根’。”[62]

胡适《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1915年9月17日胡适日记。图片来源：《亚东遗珍》

这首诗中夹杂了11个外来词，胡适自诩为“文学史上一种实地试验”[63]。这种“破体”的形式试验，可看作开门揖盗之举。“牛顿（Newton）”“客尔文（Kelvin）”“爱迭孙（Edison）”等与旧诗体极不协调的外来词，出自识时务为俊杰的“同学少年”之口，代表了“科学救国”的强势话语。“自言‘但愿作文士，举世何妨学培根（Bacon），我独远慕沙士比（Shakespeare）。岂敢与俗异酸咸，士各有志勿相毁’”[64]，与其说是梅光迪的心声，毋宁说是胡适的自白。“士各有志勿相毁”不正暗示梅、胡二人以文学为志业，在“学以致用”的风气之下遭受的轻视诋毁？[65]

1916年当胡适酝酿“文学革命”之际，梅光迪宣布从今以后“与文学专业断绝关系”，只把文学当一种学问而非美术，借之发表人生哲学以为“救世之具”[66]。不同于胡适“为大中华、造新文学”的宏愿，梅光迪愈发趋重宗教、伦理、历史等方面，而不以纯文学家自期[67]。至于胡适召唤的文学革命，梅以为“吾辈及身决不能见”，“欲得新文学，或须俟诸百年或二百年以后耳”[68]。

在“逼上梁山”的故事中，梅光迪被塑造为文学革命的反对派。胡、梅之间的激烈争执，正缘于二人都以文学为志业，均为留美学界之“异端”。不愿与胡适正面冲突的任鸿隽，其对科学与文学的定位更符合留美学界的主流倾向。1914年任《留美学生季报》主笔的任鸿隽批评留学生“侈言建设而忘学界”，他将学界比作“暗夜之烛”“众瞽之相”，认为学界之有无关系国运之兴衰[69]。任鸿隽所言之“学界”是指“格物致知，科学的学界；而非冥心空想，哲学的学界”[70]。其“建立学界论”中已隐伏着科玄之争：

实质之学，譬如辟路于草莽而登高山，步步而增之，方方以进之，至其登峰造极，亦有豁然开朗之一日。玄想之学，譬犹乘轻气之球，游于天空，有时亦能达其所望，而与以清明之观，然迷离徜恍者十八九也。[71]

任鸿隽回顾自己的留学经历，谓东西方学术文化的差异在于科学之有无。他所谓的“科学”并非专门之学，而是“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方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任鸿隽视科学为西方文化之泉源，主张取法西方“莫若绍介整个科学”，“绍介科学不从整个根本入手，譬如路见奇花，撷其枝叶而遗其根株”[72]。有志于科学事业者，非但要深究专门之学，更要把握“为学之术”即科学方法。1914年任鸿隽在康奈尔大学与胡明复、赵元任、杨铨诸人发起中国科学社，随后创办《科学》杂志鼓吹科学救国。

作为《留美学生季报》的主笔，任鸿隽虽是“诗词栏”的顶梁柱，但在论说文中对“文学”颇有微词。他笔下的“文学”，并非literature的对应物，乃泛指语言文字之学。任鸿隽断言“中国无学界”，因“近世中国舍文人外，无所谓学者也”[73]。在他看来，中国数千年之学术思想史，不外乎一部“文学的”历史。“所谓文学的，非仅策论词章之伦而已。凡学之专尚主观与理想者，皆此之类也。”[74]

任鸿隽室内读书照
图片来源：Lincoln E. Patterson所藏
Foreign Students at Cornell University Scrapbooks

任鸿隽认为西方学术思想之精髓，即斯宾塞所谓“学事物之意，而不学文字之意”。中国治学之道，则专求文字之意，不顾事物之意[75]。若沉溺于“文字之意”，会陷入“以愈重文，乃愈略质；以愈略质，文乃愈敝”的恶性循环。未来的学术革命、思想革命，首要任务是纠正“好文之弊”，提倡“学问上之物质主义”[76]。“不以寻章摘句、玩索故纸为已足，而必进探自然之奥；不以独坐冥思为求真之极轨，而必取证于事物之实验。”[77]“文学”作为科学的对立面，在任鸿隽的建立学界论中，被认作导致中国学术“停顿幽沉”的痼疾。

留美时期任鸿隽虽以鼓吹科学救国自任，但并非如“老学生”那般轻视国文。他认为精研科学与注重国文并不矛盾，要传播科学知识，不可不通本国文学。文学如工匠之刀锯准绳，有斲木垛石、建筑室家之用，而非所以建筑之物；建筑之物乃求真致用之学，需借助科学方法[78]。换言之，任鸿隽对文学的肯定，是将其视为传播学术思想的工具，而非“学”之本体。

由于社会组织不完备，留学生归国后无用武之地，多随波逐流，泯然于众人。回国留学生之堕落，诚如赵元任打油诗戏言：

（一）“Te-th”功程师，迭俩勿行吹。转去大得法，教书。（用上海音读）

（二）实业并不难，只要在乎专。回去第一样，做官。

（三）四载苦经营，炎炎爱国诚。学成尽大义，结婚。[79]

留美学生专趋实业，回国后遭逢政治动乱，有实业人才而无实业以为用，如以杯水益巨海，泯然于若有若无之间。而国内思想界对留学生的期许，不止于工程师、专门家，而是作为一种文化引导力。要形成左右社会的文化引导力，除专业知识上的权威外，还需具备传播一己学术思想之能力。学者必须把基于专业知识做出的文化诊断，“翻译”成一般人听得懂的语言。留学生人数有限，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功能，唯有通过著书立说，自达其意。就学术普及、思想流衍而言，文章非“小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