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起新文化运动：原因分析

《逼上梁山》为何要用个人传记的形式来讲述文学革命的发生史？这种叙事方式是针对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主将陈独秀，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对文学革命何以发生、何以成功所做的总结。换言之，《逼上梁山》不是单纯讲故事而已，背后隐藏着史观之争，是被陈独秀的唯物史观“逼”出来的。

1935年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点明《逼上梁山》可视为对陈独秀的一个答复，这篇自述“忠实”地记载了文学革命怎样“偶然”在国外发难的历史，间接回应了陈独秀基于经济史观得出的“必然论”[5]。《逼上梁山》背后的史观之争，发端于1923年陈独秀与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围绕“唯物史观”的往复辩论。胡适坚持“唯物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陈独秀则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承认“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6]。

胡适自然不肯更进一步，归顺唯物史观。他与陈独秀的分歧在于所谓“客观的物质原因”除了经济因素外，能否包括知识、思想、教育、言论等“心”的因素。如若把“心”看作“物”的一种表现，承认知识、思想、教育、言论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胡适以为这就是“秃头的历史观”，不必扣上“唯物史观”的帽子[7]。在他看来，陈独秀其实是一个“不彻底的唯物论者”，一面说“心即物之一种表现”，一面又把“物质的”等同于“经济的”。

以史学家自居的胡适，不赞成一元论的史观。他主张历史有诸多个别之因，“我们虽然极端欢迎‘经济史观’来做一种重要的史学工具”，同时也不能不承认思想、知识也属于“客观”原因[8]。胡适虽不是唯物史观的忠实信徒，但统观1920年代前期的中国知识界，无论政治立场、思想背景有何差异，都多少受到唯物史观的熏染。1924年陈衡哲给胡适写信称：

你说我反对唯物史观，这是不然的；你但看我的那本《西洋史》，便可以明白，我也是深受这个史观的影响的一个人。但我确不承认，历史的解释是unitary（一元的）的；我承认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之一，但不是他的惟一工具。[9]

陈衡哲对唯物史观的承认，是有前提、有限度的，这亦即胡适在科玄论战中对陈独秀的答复。陈独秀此时则是坚定的一元论者，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所谓“客观的物质因素”，自然以经济为骨干，制度、宗教、思想、政治、道德、文化、教育，都是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10]。

作为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倡导者，陈独秀自然承认思想、知识、言论、教育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但他把这些“心”的因素当作经济的“儿子”。而持多元史观的胡适则更看重“心”的因素，将知识、思想等视为与经济平起平坐的“弟兄”。“物”与“心”之间、经济与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之间究竟是父子关系，还是平等相待的兄弟关系，这是陈、胡二人的根本分歧所在。

在与胡适围绕唯物史观的往复论辩中，陈独秀解释白话文何以在短时间内站稳脚跟：

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11]

作为文学革命的主将，陈独秀将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归因为“产业发达、人口集中”，胡适当然不乐意，这是刺激他写作《逼上梁山》的原因之一。1927年胡适在纽约与美国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泛论历史，他提出：

历史上有许多事是起于偶然的，个人的嗜好，一时的错误，无意的碰巧，皆足以开一新局面。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12](www.xing528.com)

胡适随后以中西文字之起源、显微镜的发明、缠足的流行、英国下午茶的由来为例，佐证其偶然论。比尔德教授由此得出一个公式：Accident+Imitation=History（偶然+模仿=历史）[13]。有趣的是，这位比尔德教授的成名作是《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可见经济决定论对他的影响，未必是胡适意义上的偶然论者[14]。《逼上梁山》对文学革命发生史的阐释模式，完全可用“偶然+模仿=历史”这个公式来概括。这篇自述若换个题目，不妨名为“偶然”。[15]但这个“偶然”是被陈独秀的唯物史观，被历史一元论“逼”出来的。

在写《逼上梁山》的前一年，胡适还在与唯物论者争辩经济一元论能否成立，历史解释能否一劳永逸，诉诸“最后之因”？胡适始终反对一元论的史观，他以为“史家的责任在于撇开成见，实事求是，寻求那些事实的线索，而不在于寻求那‘最后之因’，——那‘归根到底’之因”[16]。一元论者习惯用“归根到底”的句式为历史下结论，其找到的“最后之因”，无论是上帝，还是经济因素，都有牵强附会之嫌。

一般认为唯物主义取消了个人的独创性，与自由概念是不相容的。但普列汉诺夫指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取决于其活动能否构成“必然事变链条中的必然环节”[17]。对必然性的认识，非但不会束缚个人自由，反而会激发坚毅的实际行动。否认自由意志的人，往往比他的同时代人有更强大的自我意志。在唯物论者的意识构造中，自由与必然性是同一的，真正的自由是从必然性中生长出来的[18]。胡适所看重的偶然的个别之因，在唯物论者看来，只出现在各个必然过程的交会点上。伟大事变、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因其充当了某个历史时机的象征符号。抓住历史时机的人，改变的只是事变的个别样貌，而不是运动的总体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因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的胡适、陈独秀，不过是充当了历史必然性的工具。

科玄论战过去十余年后，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老调重弹，针对陈独秀的唯物史观，提出文学史上的变迁“其中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都不能用一个‘最后之因’去解释说明”[19]。为了强调个人在历史中的重要性，胡适援引南宋理学家陆九渊的话说：“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20]他认为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不必妄自菲薄，把一切归功于“最后之因”。套用陆九渊之言，胡适想说：“且道天地间有个胡适之、陈独秀，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然而胡适挪用此言，曲解了陆九渊的原意。把这句话放回上下文中，主张“心即理”的陆九渊恰要消解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一夕步月，喟然而叹。包敏道侍，问曰：“先生何叹？”曰：“朱元晦泰山乔岳，可惜学不见道，枉费精神，遂自担阁。奈何！”包曰：“势既如此，莫若各自著书，以待天下后世之自择。”忽正色厉声曰：“敏道敏道，恁地没长进，乃作这般见解！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21]

回到师徒对话的情境中，“添得些子”“减得些子”是反诘而非正面肯定。冯友兰对这段语录的理解，或更贴近象山原意：“有了朱元晦、陆子静，天地不添得些子，无了亦不减得些子，则朱元晦、陆子静之泰山乔岳，亦不过如太空中一点浮云，又有何骄盈之可言？”[22]胡适将陆九渊的反问读作自我肯定，未必是有意的误读，正可见出其胸中之执念。

胡适称《逼上梁山》是用他自己保存的一些史料来记述文学革命的发生史：

这个思想不是“产业发达，人口集中”产生出来的，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从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先生的一张传单，到凯约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从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哲学，到一个朋友的一首打油诗；从但丁（Dante）却叟（Chaucer）马丁路得（Martin Luther）诸人的建立意大利、英吉利、德意志的国语文学，到我儿童时代偷读的《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种种因子都是独一的，个别的；他们合拢来，逼出我的“文学革命”的主张来。[23]

“产业发达，人口集中”是陈独秀为文学革命归纳的“最后之因”，胡适认为在“最后之因”的统摄下，无法解释个体差异：陈独秀为何与林琴南不同？胡适为何与梅光迪、胡先骕不同？为消解陈独秀的“最后之因”，胡适从个人生活史中筛选出种种个别之因来论证文学革命发生的偶然性。

胡适一辈子都坚持这个论调，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讲述“逼上梁山”的故事，情节编排略有出入，但总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文学革命的发生完全是一连串偶然。湖上翻船是第一个偶然，任鸿隽作诗是第二个偶然，招致胡适批评是第三个偶然，任鸿隽居然没有反驳是第四个偶然，梅光迪跳出来骂胡适是第五个偶然[24]。文学革命的主张就是由这一连串偶然“烘逼”出来的。“烘逼”这个动词透露出叙事者在这些偶然的个别之因上施加的作用力。问题在于如果说文学革命的发生纯属偶然，如何证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必然性？胡适不得不在个别之因外，求助于历史进化论，用长时段的历史必然性来弥补偶然论在发生学上的无目的性，这是他写作《白话文学史》为文学革命寻求历史依据的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