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杂志界：培养新文化运动的读者及写作者

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杂志联盟，其依赖的阅读共同体并非完全是文学革命或五四运动造就的。民初杂志界已为新文化运动培养了一批潜在读者及经验丰富的写作者。青年恽代英即其中的佼佼者，因其兼有三重身份：既是杂志的读者、作者，又有编杂志的经历。主张“佣读主义”、信仰职业神圣的恽代英，是民初杂志界培养的热心读者兼投稿专业户。“五四”以后，他创办的利群书社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地方代理。[45]

作为民初杂志界的忠实读者，恽代英与《新青年》的关系耐人寻味，并非取仰视的态度[46]。对于《新青年》同人提倡的文学革命，恽代英并未随声附和，他以为中国文学是一种“美术”，古文、骈赋、诗词乃至八股皆有其价值，若就通俗而言，则以上各种文体皆不合用[47]。但“文学是文学，通俗文是通俗文”，《新青年》倡导的白话文在恽代英看来属于“通俗文”，不能因此痛诋有美术意味及表情之用的古诗文。其“欲造一种介乎雅俗间之文字，不假修饰，专以达意为贵”[48]。恽代英认为国人的病根在于无研究兴味、研究能力，“今乃龂龂争新文学、旧文学，新名词、旧名词，实尚第二层事也”[49]。

至于《新青年》提出的思想革命，恽代英也不甚赞同，他以为不妨用旧思想推行新思想，没必要好奇立异，将旧思想一概抹杀，以启争辩[50]。恽代英趋重实用之学，故不认同蔡元培的大学理念：

蔡孑民先生告北京大学诸生言，大学生专研学问与专门之重实用者有别。故大学生宜专心学业。余意不然。（一）先生以为必如此学术乃昌乎？则学术而不顾实用，不证之实用，必非实学。（二）大学生不重实用，非国家设立翰林院，则将来何以为生。[51]

生计问题时刻萦绕在青年恽代英心中，是驱使他投身杂志界的现实压力。因此以中才自居的恽代英没有选择为学问而学问的道路，而主张致用之学，欲使学术、事业“拍合为一”，“以学术治事业，以事业修学术”[52]。恽代英立志投身教育界、言论界，“以引导人自任”[53]，做梁启超、胡适那样的国民导师。故其不愿专研高深之学，因“凡人见识高者，较社会高数步，对于引导社会最相宜，如太高则不为社会所能知解”[54]。杂志界成为恽代英将“学术事业拍合为一”的试验场。

要跻身杂志界，先得成为杂志的忠实读者。恽代英日记中有“智育”一栏，多记读报刊的所思所感，如1917年1月2日：

阅《东方》（十月）七篇。阅《东方》（十一月）一篇。阅《体育》一篇。

《东方》十月，《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篇颇有见地，《欧战主因与旧式政策之灭亡》，尤先得我心。[55]

《东方杂志》是民初杂志界的权威，《动的文明与静的文明》一文即主编杜亚泉所作。恽代英1917年计划订阅《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教育杂志》《科学》，列入待定之列的有《大中华》《教育界》《学生界》[56]。阅读杂志成为青年恽代英最主要的知识来源，给他提供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跳板。[57]

在谋生的压力下，恽代英将投稿作为日常生活的经济来源。其回顾辛亥革命前后的投稿经历：“于革命前即投杂稿于《中西报》，革命后投稿《群报》”，“又投稿《消闲录》《中华民国公报》”，“后投《义务论》于《东方》，为投稿之一新纪元”[58]。投稿成功对他而言，“乃职业成功之小影也”[59]。1917年恽代英追述此前投稿失败之经历：

投《群报》一篇（忘名）、投《国民新报》一篇（《学生之言》）、投《中华民国公报》一篇（忘名）、投《民报》五篇（名不具）、投《时报·余兴》二篇（名不具）、投《东方》一篇（《中国之思想界》）、投《学生》二篇（《伦理问答》、《学生之自觉》）、投《东方》一篇（《物质实在论》，此篇售于《新青年》）、投《小说界》二篇（《披砂录》，此篇曾登《民报》；《女学生》，此篇投《妇女时报》及《民报》均失败）。[60]

自从恽氏发明附邮资索还稿后，即便投稿失败，仍可改投别处，如《物质实在论》被《东方杂志》退稿后，又成功“售”于《新青年》。这篇投稿失败之记录，见证了恽代英从地方刊物、从报屁股文章写起，努力融入杂志界主流的过程。

恽代英从民元以来四处碰壁的投稿经历中，逐渐找到自己擅长的话题，主攻妇女问题及教育问题。1917年正月，恽代英拟定投稿计划：

除已作《论女权》《女子自立论》外，尚须或作或译投三篇稿于《妇女时报》；又作或译一二篇投《妇女杂志》；又作《改良私塾刍议》投《中华教育界》；又辑旧译二篇，并《清华学校纪略》，赠《光华学报》；能更译数篇投《中华妇女界》更佳。[61]

既以妇女问题、教育问题为主攻方向，上海有正书局发行的《妇女时报》、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教育杂志》以及中华书局发行的《中华妇女界》《中华教育界》便成为恽代英投稿的主要目标。1917年2月恽代英作文提倡“佣读主义”，拟投给《教育杂志》，引起教育界同人的关注，“以开教育史上之新纪元”[62]。他投稿不单是为了将个人观念公之于世，也是以此为敲门砖，“得与教育界大人君子相结纳，或为他日结纳之资”[63]。

恽代英提倡“佣读主义”，即把投稿当作谋生手段，试图在生计上完全自立，“除饭食仰给家庭外，余均设法自任”[64]。所以选择往何处投稿时，恽代英不光考虑杂志的知名度，还要衡量收入高低，是付现金还是以书券代稿酬。他屡屡为《妇女杂志》《小说时报》写稿，即因这两家的稿酬是现金[65]。即便得到《东方杂志》的肯定，在欣喜之余，恽代英仍想“尚须另觅一二现金酬稿地方”，每月至少须有10元以上之现金收入，方不致拮据[66]。当得知一般中学教员的授课报酬还不如自己投稿所得，更坚定了他实行“佣读主义”的信念。1917年5月恽代英盘点前四个月的投稿成绩，共投稿20篇，已售14篇，得现金46元、书券22元。书券按七折计，合现洋15元4角，共得洋61元4角，平均每月收入15元3角半，离他每月投稿收入30元的理想还有一定距离[67]。

恽代英既不愿做教书匠，选择以投稿为业，而其投稿之杂志多在上海，因此他打算毕业后赴沪谋求立足之地。凭恽代英各方面的能力本不难在故乡谋得一份差强人意的工作，过上优于常人的生活，他所以“走异路、逃异地”，只因“不愿就卑小生活，更不愿仰人鼻息，就一种呼尔而与，蹴尔而与之生活”[68]。为摆脱此等生活，恽代英时时不忘“职业神圣”四字，欲择取“最有希望而可以自见之事”[69]。民初杂志界正好满足了恽代英的职业理想与生活理想，给了他既可“自见”又足以谋生的平台。

要成长为一个全方位的杂志人，少不了上手编杂志的经历。恽代英在为外地杂志长期撰稿的同时，也预备接手母校《光华学报》的编辑工作。从他拟定的编辑方案即可见出恽代英的学术眼光及经营策略：“封面刊要目，报上登要目广告。绝对不要无价值论文。学事共居八分之一。不分门类。务求与学生功课有益。”[70]但《光华学报》作为地方性的校报毕竟读者有限，恽代英接手之初便意识到该杂志前途无望：“凡学报能销售至二三千份，决无够本之日，而武汉一隅，安从得此销数？”[71]恽代英自然不愿困守一隅，他想“在京沪托人销售，广登告白”[72]，以扩大读者面。受人牵制，恽代英未能帮《光华学报》走出“课艺派”的困境，但他拟定的编辑方案及营销策略，已显示出对杂志这种媒介的全面把握。

“五四”以前恽代英编杂志的另一次尝试，是为《妇女时报》编辑毕几菴筹办《良友》杂志。恽代英以投稿人的身份为有正书局改组杂志，不免有越俎代庖之嫌，他所以积极向毕几菴进言，无非是找机会展现自己的编辑能力，以巩固其生计基础。恽代英致毕几菴信中道出自己理想中的杂志，是仿效《新青年》或基督教青年会办的《进步》杂志，乃至《东方》《大中华》之体例，包含世界、国家、社会、学校、青年、妇女及其他一切问题[73]。杂志名拟作“良友”，顾名思义，望其“为各人之良友，为人各方面之良友”[74]。“良友”的定位，源于恽代英对杂志功能的基本理解，即贴近一般人及其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了使杂志贴近生活，成为普通读者之“良友”，恽代英设想就各种问题反复讨论，广泛搜集不同意见。往复讨论的文字，均可收入“读者俱乐部”，特别有价值的则录为论文。恽代英称“西报多此例，实为使杂志与读者生一种关系之法”[75]。要使杂志与普通读者发生关系，除以讨论问题为主的“读者俱乐部”外，恽代英计划定期举行征集函文，并设通信栏，为读者解决学理或生活上的难题[76]。为营造“看得见”的阅读共同体，让读者与编者、读者与读者之间，不单用文字交谈，恽代英还想在杂志插图中每期登载读者相片，不分男女，让难以面对面交流的读者更有亲近感[77]。

恽代英以为替书局办杂志，不能“徒尚理想”，“不顾营业利害”[78]。编者须有极强的写作能力，能担任无限制的译撰工作；须有高尚的思想、识见，以确保杂志的学术品味；又须投合社会心理，抓住普通读者之喜好[79]；然最紧要的是“须使杂志与读者生一种极密之关系，愈密愈佳”[80]。恽代英关于《良友》杂志的种种设想，虽只是空中楼阁，但他迟早会继续此等运动，且已能独立支撑起一个杂志。等“五四”以后新思潮席卷各地，在民初杂志界磨炼已久的恽代英伺机而起，成为新文化运动中身手矫健的弄潮儿。

单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新文化运动，容易高估其实际影响范围。从交换广告入手，考察“五四”前后形成的杂志联盟与阅读共同体，有助于厘清新文化运动的边界。以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发生史为参照，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批评研究者将启蒙运动夸大到连其创始者都无法辨别的地步。他提议转换研究策略，把因过分膨胀而边界模糊的启蒙运动，收缩到适当的时空范围内，再从其策源地巴黎出发，考察启蒙思想向外传播的途径[81]。这种紧缩而后专注于传播媒介的研究策略，同样适用于盘点新文化运动的生意。

不容否认，交换广告这类信息载体的阐释限度，若单独使用此类“扁平材料”，只宜做面上的考察，难以据此进行深度发掘。因而必须叠加社会学、地方史、阅读史、生活史的多重视野，才能勾勒出“五四”前后新文化的运动模式及实际影响范围。

[1]广告是近代报刊中的常见材料，但长期被研究者所忽视，遂成为“视而不见”的材料。晚清民国报刊电子数位化的过程中，作为插页或夹缝中的广告也经常被遗漏。

[2]如钱理群《〈新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以杂志广告为线索》（《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及其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报刊广告对于文学史的利用价值，参见夏晓虹：《晚清报刊广告的文学史意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3]“五四”前后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杂志联盟及其依赖的发行网络，与清末民初业已成熟的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后台的书刊销售网络之间的竞合关系，有待另文讨论。

[4]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五章“‘五四’前后”，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41页。

[5]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五章“‘五四’前后”，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41页。据说这则启事出自朱执信之手。

[6]录自《建设》杂志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上的交换广告。

[7]瞿骏指出地方上的五四运动不应视作中心城市的辐射、延展，除了抽象的思想，还需关注围绕书报前后左右的“具体方面”和随时潮起伏辗转的“实际人生”，追问新文化如何“到手”、地方读书人的主体性如何展现、怎样从地方返观中心等问题。参见瞿骏：《勾画在“地方”的五四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11期。

[8]“交换广告”启事，《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9]《新青年》采用交换广告的形式，可追溯到创办者陈独秀晚清的办报经历。1902年陈独秀曾筹办《爱国新报》，声言“凡发告白者，如系关于文明事业概不收费”。参见谢明香、王华光：《〈新青年〉的广告运营及策略定位：从〈新青年〉广告运营看群益书社的经营之道》，《编辑之友》2010年第11期。

[10]《新社会》旬刊的交换广告，载于《新青年》第7卷第1号。

[11]《新潮》的销数，据罗家伦回忆，初版只印一千份，不到十天再版印了三千份，不到一个月三版又印了三千份，亚东书局印成合订本又是三千份。（《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1931年口述遗稿，马星野笔记，《传记文学》1989年第54卷第5期）

[12]本社启事（四）（五），《新潮》第2卷第1号，1919年10月30日。

[13]《新潮》代卖处，录自《新潮》第2卷第2号版权页，1919年12月1日。

[14]《新潮》第3卷第1号，1921年10月1日。

[15]济南齐鲁通信社欢迎新出版物广告，《新潮》第2卷第1号。齐鲁通信社的创办者是北大新潮社发起人之一、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徐彦之。据1919年7月10日徐彦之致王光祈、曾琦信，称回济南创办齐鲁通信社，“一方向外通信，一方还代派书报，向内输入”。（《少年中国》第1卷第2期，1919年8月）

[16]《平民周刊》广告，《新潮》第3卷第1号。

[17]《北京大学出版部特别启事》，《新潮》第2卷第2号，1919年12月1日。

[18]《北京大学日刊》广告，《新潮》第2卷第2号。

[19]《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广告，《新潮》第2卷第2号。

[20]《时事新报》大扩充广告，《新潮》第2卷第2号。

[21]“交换杂志”启事，《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22]《长沙社会面面观》，（三）“新文化运动”，《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

[23]《体育周报》广告，《新青年》第7卷第1号。

[24]郑振铎：《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新社会》第7号，1920年1月1日。

[25]胡适：《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努力周报》第75期，1923年10月。

[26]1920年5月28日罗家伦复熊子真（熊十力）信，《新潮》第2卷第4号，1920年5月。

[27]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新潮》第1卷第4期，1919年4月。

[28]法国新史学将书籍史带入年鉴学派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主题范围内。他们不耽于对书目学的细节研究，而是力图发现长时段书籍生产、消费的一般模式。他们对珍本、善本书不感兴趣，转而着力探究最一般的书籍，以发掘普通读者的阅读经验。参见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何为书籍史？》，屈伯文译，《新史学》第十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145页；罗歇·夏蒂埃（Roger Chartier）、达尼埃尔·罗什（Daniel Roche）：《书籍史》，《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法国新史学发展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

[29]对于“阅读文化”的系统分析，参见William A. Johnson, “Toward a Sociology of Reading in Classical Antiquity,”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121, no. 4 (Winter, 2000), pp. 593-627。

[30]Roger Chartier, “Texts, Printing, Readings,”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dited by Lynn Hu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中译本参见罗杰·夏尔提埃：《文本、印刷、阅读》，《新文化史》，林·亨特编，姜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6页。(www.xing528.com)

[31]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0年版序言”，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页。

[32]傅斯年：《社会—群众》，《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

[33]傅斯年：《青年的两件事业：孟真寄自伦敦》，《晨报》1920年7月5日。参见王汎森：《傅斯年早期的“造社会”论——从两份未刊残稿谈起》，《中国文化》1996年第14期。

[34]何思源：《社会共同化》，1921年1月26日作，《新潮》1921年第3卷第1号。

[35]何思源认为促成“社会共同化”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的遗物（social heritage，即固有的思想观念）、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社会的鼓动和需要（social stimuli and demands）。

[36]《钱玄同日记》（整理本），杨天石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37]1919年9月13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347页。

[38]1919年10月23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354页。

[39]1919年1月7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339页。

[40]1920年1月15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361页。

[41]1922年2月17日钱玄同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394页。

[42]邓云乡：《燕京乡土记》，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6年，第131—133页。

[43]谢兴尧：《中山公园的茶座》，《宇宙风》第19期，1936年6月。

[44]许钦文：《来今雨轩》，《新文学史料》第三辑，1979年5月，第77页。

[45]参见李培艳：《从自我养成到社会改造：对恽代英五四时期“小团体”实践的考察（1915—1921）》，2010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

[46]参见罗智国：《从日记看恽代英对新文化的阅读与反应》，《齐鲁学刊》2014年第3期。

[47]1917年9月27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153页。

[48]1917年11月16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183页。

[49]1919年1月13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463页。

[50]1919年4月27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530页。

[51]1917年1月19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19页。这段话是针对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52]1917年3月14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49页。

[53]1917年2月11日恽代英日记称：“上学后注意谦恭，切勿以引导人自任。”这一反省恰说明恽代英在学校及小团体中，处处“以引导人自任”。

[54]1917年2月4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28页。引导人的主张需贴近一般社会的见解，1914年1月25日胡适日记谓“今日吾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如“归纳的论理”“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才是救国之良药、起死之神丹。（《胡适日记全编》1，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2—223页）

[55]1917年1月2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8页。

[56]1917年2月10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31—32页。

[57]“走异路”云云，语出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5页。

[58]爱澜阁日记，《恽代英日记》，第6—7页。

[59]爱澜阁日记，《恽代英日记》，第6页。

[60]1917年2月14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34页。

[61]1917年正月日记·行事预记，《恽代英日记》，第7—8页。

[62]1917年2月18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36页。

[63]1917年2月22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38页。

[64]1917年2月11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32页。

[65]参见1917年2月22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38页。

[66]1917年2月27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41页。

[67]1917年5月6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80页。

[68]1917年6月12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98—99页。

[69]1917年6月12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98页。

[70]1917年2月16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40页。

[71]1917年8月8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127页。

[72]1917年8月8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127页。

[73]1917年5月30日恽代英复毕几菴书，《来鸿去燕录》，张羽等编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年，第15页。

[74]1917年6月1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93页。

[75]1917年6月8日恽代英再复毕几菴书，《来鸿去燕录》，第18—19页。

[76]1917年6月1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93页。

[77]1917年6月1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94页。

[78]1917年6月7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96页。

[79]1917年6月7日恽代英日记，《恽代英日记》，第96页。

[80]1917年6月8日恽代英再复毕几菴书，《来鸿去燕录》，第17页。

[81]参见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华盛顿的假牙：非典型的十八世纪指南》第一章，杨孝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