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起新文化运动：阅读共同体的形成契机

1919年的中国出版界，迎来杂志结盟的黄金时代。据郑振铎观察，“五四”以前，受欧洲停战影响，出产了好些定期出版物；“五四”后，在爱国运动的刺激下，新思想的传播速度加快，杂志也愈出愈多，仅1919年11月就有二十余种月刊、旬刊、周刊面世。与杂志数量激增相对的，却是市面上谈鬼神、论“先知术”的各种奇书及黑幕小说的流行。按郑振铎统计，1919年出版物中，杂志数量最多，其次是黑幕小说及各种奇书，最缺乏哲学科学类的研究专著。出版界空前繁荣的同时滋生出大量泡沫：杂志种类虽多，却没有专门研究作依托；貌似新颖的报刊言论，多是辗转抄袭来的[24]。“五四”以后杂志的泡沫化增长，既是知识饥渴的表征，也预示着急速膨胀的新文化有可能沦为“快餐文化”。

五四新文化的“培养皿”，实则是一种新的阅读文化，而报纸杂志充当了近代阅读文化转型的加速器。用胡适的说法，晚清以降“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25]。“杂志造时代”的说法，更早是罗家伦提出的：

《新民丛报》《民报》现在虽不足数，而在他们的时代，的确有历史上的价值。请问十年前的“新党”，有几个不是《新民丛报》造的？十年前的“革命党”，有几个不是《民报》造的？……至于现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潮流，又何曾不是《新青年》等几个杂志鼓起来的呢？[26]

发端于《时务报》《新民丛报》及《民报》的媒介革命，至“五四”前后进入新时代。“五四”前夕的中国杂志界，被罗家伦分为四派：一曰“官僚派”，即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机关报，系官方“档案汇刻”；二曰“课艺派”，多载策论式的课艺及无病呻吟的赋得诗；三曰“杂乱派”，又名“上下古今派”或“半新不旧派”，以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为代表；四曰“学理派”，其中“脑筋浑沌的”如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为“市侩式”，《国粹学报》《中国学报》《洪宪学报》等为“守旧式”。“学理派”中“头脑清楚的”，有政论类的《甲寅》《太平洋》，科学类的《科学》《学艺》，及社会思想文学类的《新青年》《新潮》等。罗家伦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为“五四”前夕的中国杂志界绘出一幅指掌图[27]。

从阅读史的角度考察新文化运动的生意，关注的不是现代“文学”观念的移植，或书写系统的变革，而是文学的阅读方式、消费模式有何改变[28]。阅读史视野中的新文化运动，聚焦于一般读物的传播过程及普通读者的阅读经验，而非经典的作家作品。在文化生产的“试运行”阶段，更需要投合受众心理，引导阅读风尚。新文学的创作者、新文化的广大追随者，正是以报刊为媒介的新型阅读文化培育出来的。

社会学意义上的阅读，不是个体的认知行为、封闭的室内行为，而是镶嵌于特定社会语境中的文化建构，一种多媒介的交流实践。如果把“阅读文化”视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制约这个系统的基本因素有：文本类型、阅读环境及阅读状态，但关键是能否形成新的阅读共同体（reading community）。看得见的阅读共同体，伴随着面对面的交流，以学校、社团、读书会等组织为依托；看不见的阅读共同体，以报刊为媒介，依赖投稿、通信等为情感纽带。无论现实的还是想象的阅读共同体，居于核心地位的都是读者的自我认同、自我期许，即读者以为他是谁，期待成为怎样的人，属于哪个社会文化阶层[29]。

新文化史研究者已开发出若干组重要的区分标识（indicator）来整合长时段的阅读史，如默读与诵读、精读与泛读、私人阅读与公共阅读、宗教阅读与世俗阅读。除了这些宏观的区分外，还应寻找某一特定时空主导某一读者共同体的阅读范式[30]。哈贝马斯曾描述18世纪末德国“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过程：

一般的阅读公众主要由学者群以及城市居民和市民阶级构成，他们的阅读范围已超出了为数不多的经典著作，他们的阅读兴趣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最新出版物上。随着这样一个阅读公众的产生，一个相对密切的公共交往网络从私人领域内部形成了。读者数量急剧上升，与之相应，书籍、杂志和报纸的产量猛增，作家、出版社和书店的数量与日俱增，借书铺、阅览室（Lesekabinetten），尤其是作为新阅读文化之社会枢纽的读书会也建立了起来。[31]

而新文化召唤出的阅读共同体，需置于“五四”前后的社会结构中考察其形成的契机。“五四”前夕，傅斯年批评中国一般社会，“社会其名，群众其实”。在他看来，“名称其实”的社会，“总要有个细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以此为标准，即便是北京高校的学生生活，“也是群众的，不是社会的”[32]。“五四”以后傅斯年宣称，“无中生有的造社会”是青年的第一事业：

所谓造有组织的社会，一面是养成“社会的责任心”，一面是“个人间的粘结性”，养成对于公众的情义与见识、与担当。总而言之，先作零零碎碎的新团结，在这新团结中，试验社会的伦理，就以这社会的伦理，去粘这散了板的中华民国。[33]

受过社会学训练的何思源也注意到五四运动以后“社会共同化”（socialization）的趋势。称之为“社会共同化”而非“社会共同体”，因其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而非结果，“是动的不是静的，是活的不是死的，是有多种功用的不是独一的”。“五四”以后，“社会共同化”的显著表征，当属“新青年”的崛起，即学生群体中“我们”的观念和情感日益发达。对于学生界中“我们”意识（we-feeling）的生成，何思源解释说，“五四”以前北京学生没有联合行动，缺少集体意识：(www.xing528.com)

近来抗令罢课、打曹汝霖、关总统府，内里组织，外边通电。后来的结果，于是人人都有“我们学生”的一种观念。就生出学生一体的意思出来了。这种情形就是学生界中的社会共同化。[34]

当五四运动由“武化”转轨为文化运动时，街头抗议中生成的“我们”意识也随之转化为文化领域“社会共同化”的凝聚力。[35]

阅读史研究不仅关注谁在读、读什么、何时何地读，还要回答为什么读、如何读等问题。为报刊长期供稿或办报刊的人，多半也是报纸杂志的热心读者。以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的钱玄同为例，从他的日记可知“杂志造时代”之说并非虚言。[36]

以1917年《新青年》随陈独秀北上为分界线，1917、1918这两年，钱玄同购阅的杂志，除《新青年》外，只有基督教青年会系统的《进步杂志》，清末吴稚晖、李石曾办的《新世纪》，《留美学生季报》及《东方杂志》这几种。1919年以后，钱玄同购阅报刊的热情骤涨，泛览《国民公报》《时事新报》《新潮》《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新中国》及日本《新村》等。1920年钱玄同购阅的范围，不止京沪两地的出版物，同时关心地方文化运动的动向，如广州《民风》、福建《闽潮》、河南《青年半月刊》、杭州《钱江评论》。然而1921年以后，钱玄同阅读报刊的热情明显消退，1921年日记中提及的杂志仅《改造》一种。

学人日记能为阅读史提供的细节，不仅是看什么，还包括从哪儿买、在哪儿看、什么时候看。钱玄同购买报刊的途径，并非长期订阅而是随性零买的，主要通过报馆、大学、书店（如青云阁、东安市场）以及编者赠阅。在哪里看、何时看，不同的阅读环境对应于不同的阅读状态。杂志对钱玄同而言，多半是澡堂读物，或于枕上观之。如1919年9月13日钱玄同“出至《益世报》馆买《建设》一、二两册”，“七时至澄华园洗澡剪发，看《建设》杂志文三篇”[37]。又如同年10月23日“至青云阁购《少年中国》妇女号”，“七时至澄华园洗澡，看《少年中国》”[38]。1920年1月2日下午“五时出门洗澡。看《新青年》，从五时看到十二时”。

较之杂志，报纸的信息量更大，阅读方式更多样化。1919年1月7日钱玄同看《国民公报》上蓝公武致傅斯年的一封信，“说《新青年》中有了钱玄同的文章，于是人家信仰革新的热心遂减去不少”[39]。1月8日翻阅上海《时事新报》，其中有讽刺他的漫画。1920年1月15日钱玄同“取去年五月以前之《晨报》末页，检录其文，作一目录，以备检查”[40]。1922年2月17日“到《晨报》馆购得十年十二月、十一年一月之《晨报副镌》各一册”[41]。可见报纸也不一定是全年订阅、逐日翻看的。

北京东安市场书店。图片来源：华北交通写真档案

为节约阅读成本，许多读书人都有到公园看报的习惯。如1919年9月24日钱玄同日记载下午6时“在中央公园阅报”。中央公园的茶座是文化人的聚集地。茶座散落在苍翠柏荫下，坐在藤椅中捧着茶杯，仰望柏树枝间的蓝天白云，映着一角红色宫墙，或与友人闲话，或默坐听蝉玄想，或随手翻翻报纸。这种闲适的氛围像袅袅茶烟一样浮动着，是北京作为文化古城的魅力所在[42]。钱玄同是中央公园的常客，他总是独自一人，仰天而坐，不与人周旋，即便遇见朋侪，也熟视无睹，属于“独乐”派[43]。在公园里喜欢独处的钱玄同，看报便是他最好的消遣。

至于如何在公园阅报，许钦文回忆1924年鲁迅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吃茶看报的情形：当时中央公园有卖报人，背着装报纸的布袋，一手擎着一沓报纸，在茶摊里转来转去，见到静坐着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便凑上前去，把一沓报纸放到他们面前，不说一句话，顾自离去，再从布袋中掏出一沓报纸来四处转悠。那沓报纸中，除北京出版的以外，有上海《申报》《新闻报》和天津《益世报》等。喝茶的人翻完那沓报纸，只需放一枚铜元在那些报纸上面，卖报人转回来，就把那沓报纸连铜元一起收走，不费一辞。这种看报的办法，可省去许多订报的钱。许钦文称鲁迅家里只订了北京《晨报》和一份晚报，但要了解各方消息，故常到中央公园去喝茶[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