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杂志联盟之崛起

《新青年》对交换广告的规定，虽未明确宣称“非有关新文化运动者”概不交换，但其刊载的广告，基本上都在新文化的势力范围之内。交换广告的启事旁边是关于交换杂志的告白：

交换杂志的请注意！凡与本志交换的报，请发下两份，一份请寄北京北池子箭竿胡同九号本报编辑部。一份请寄上海棋盘街群益书社本志发行所。本志也是奉寄两份，便于各报社把一份收藏，一份翻看。但本志都由上海发行所发寄，新交换的各报，请特别注意！[21]

由此可知，无论是交换广告还是交换杂志，都由《新青年》杂志的发行所上海群益书社承办，而非北京编辑部负责。与《新青年》交换赠阅的杂志，大多就是在《新青年》上登交换广告的杂志。从交换广告及交换杂志目录，可大致钩稽出“五四”前后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杂志联盟。以1920年1月《新青年》收到的交换杂志为例：

（加*号者为《新青年》第7卷第3号新增）(www.xing528.com)

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杂志联盟，按地域划分，则显现出新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除北京、上海外，文化运动相对活跃的是广州、杭州、长沙等地。据《新青年》转载的地方社会调查，长沙自从受五四运动的鼓动，一班稍有知识的人——各校教职员及学生，都被卷入“新潮”。长沙出版的新派杂志中，开风气之先的要数一位小学体操教员黄醒创办的《体育周报》[22]。《体育周报》在《新青年》上登的交换广告是口语体：其“发行的意思，是研究体育的真理真价；引那些向十八、十九世纪的路上寻体育法的人，回过头来向廿世纪、廿一世纪的路上走”[23]。同时黄醒又把《体育周报》杂志社作代派处，专门代卖新派杂志，将新思潮引入湖南。

新文化联盟之缩影

被卷入新文化运动中的边缘知识人，以报刊为媒介，形成一个松散的阅读共同体。接触新文学及其他新文化出版物，也就是地方知识青年寻求社会上升渠道的过程。新文化的追捧者主要是有一定读写能力和知识储备的学生群体，他们从新派书报中学到一种新鲜的表达技巧，由此融入这个看不见的对话群体中。而报刊提供的交流渠道，如《新青年》通信栏、《时事新报》“学灯”栏、《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给这些狂热的读者暗中允诺了一个身份转换的机遇：从匿名的消费者跃升为新文化的参与者乃至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