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半侬到半农，中国另起的新文化运动

如果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一场大规模的交响乐，这场交响乐吸纳、吞噬、放大了个人的声音，而且“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1]。要打开五四新文化的研究空间，则需区分这场交响乐的不同声部，进而从时代的大合唱中辨识出个人独特的声线。在所谓“态度的同一性”背后，隐伏着不同的思想脉络与精神气质，因而有必要考察参与合唱者此前此后的生命轨迹，以丰富我们对五四新文化的认知。[2]

正如鲁迅所说，“刘半农”这个名字所以为人熟知，多半是因为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3]。胡风撰文介绍《半农杂文》，希望读者通过这一文献望见五四时代的一个侧影，看看“在战士之一的刘先生的活动里面，‘五四’的时代精神呈现出了怎样的姿态”[4]。然而将个人的生命轨迹定格于历史的关键时刻，纳入“时代精神”（Zeitgeist）中表述，往往忽略了各人身上携带着“别一世”的记忆。新文学阵营中的“战斗者”，只是《新青年》同人对外作战时形成的集体认同，多少抹去了各人的前史及个人气质中与战士形象不符的生动性。[5]

《半农杂文》被胡风视为五四时代的侧影，看似“杂而不专，无所不有”，实则经过严格筛选，“非但有整篇的挑选，而且在各篇之内，都有字句的修改，或整段的删削”。[6]除了后期专业论文不在收录之列，刘半农上海卖文时期大量的小说译作，以及加入新文学阵营后在通俗文学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只象征性地保留了1915年刊于《中华小说界》的一篇希腊拟曲《盗讧》。[7]该文在收入文集时，不仅题目有所改动，还删去了开头对晚霞、古塔、夕阳“古色灿然”的描摹。这种删改或是“旧文学的毒”的反作用。刘半农曾向钱玄同坦言：

先生说“本是个顽固党”。我说我们这班人，大家都是“半路出家”，脑筋中已受了许多旧文学的毒。——即如我，国学虽少研究，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心中何尝不想做古文家，遇到几位前辈先生，何尝不以古文家相朂；先生试取《新青年》前后所登各稿比较参观之，即可得其改变之轨辙。——故现在自己洗刷自己之外，还要替一般同受此毒者洗刷，更要大大的用些加波力克酸（引者注：carbolic acid），把未受毒的清白脑筋好好预防，不使毒菌侵害进去……[8]

刘半农急需“洗刷”的与其说是他文字中残留的“旧文学的毒”，不如说是《新青年》同人眼里穿鱼皮鞋的上海才子形象。《盗讧》本是效仿周作人所译“希腊拟曲”[9]。这则“拟‘拟曲’”得以幸存，或为纪念刘半农与周作人的这段文学前缘。二人初次见面，周作人“蓄浓髯，戴大绒帽，披马夫式大衣，俨然一俄国英雄”，刘半侬从这位“畏友”身上照映出自己的“上海少年滑头气”。[10]

1917年10月16日刘半侬致钱玄同信
图片来源：《鲁迅博物馆藏近现代名家手札》（三）

从“半侬”到“半农”的更替，可视为一个“再社会化”（re-socialization）的过程。自我改造需要他者的参与，且须是“有意义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s）。“有意义的他者”是通往新世界的向导，只有通过与重要他者的持续对话，才能建构起自我蜕变的假象。个人世界的切换（switch worlds），不仅需要主体高度投入，还要求参与互动的他者共同缔造一个有效的可信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半农的自我改造，只能在《新青年》的思想“实验室”中完成，需要《新青年》同人的积极配合。[11]

刘半农曾给钱玄同写信说，文学革命既已开场，“譬如做戏，你，我，独秀，适之四人，当自认为台柱，另外再多请名角帮忙，方能‘押得住座’”；“‘当仁不让’，是毁是誉，也不管他”。[12]当来路不同的角色排演一出新戏时，后台的沟通往往会泄露前台热闹中潜伏的危机。钱玄同后来跟周作人私下抱怨：

摆伦生平有一种恶习：就是没有屹然自立的雄心，处处要依赖人。我以为我们应该要服膺圣训“君子和而不同”一语。譬如朋友气味相合，“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是很好的。要是有依赖他人的行为，有结党成群的意味，别说干坏事，就是干好事亦不足取。勋寿前此屡说“我们几个谬种”，屡遭尹默之匡正，我以为尹默是不错的。即如“双簧”等行为，偶尔兴到，做他一次，尚无妨事，然不可因此便生结党成群之心理。[13]

“摆伦”“勋寿”均指刘半农[14]。刘半农与钱玄同曾是文学革命阵营中的亲密战友，“双簧信事件”的成功，与其说是靠思想观念的契合，不如视为对外宣传的策略。加入《新青年》阵营前，各自不同的生命轨迹、思想背景及写作实践，无形中制约着两人台前幕后的默契度。“五四”退潮后，战友的情谊仍在，但各人思想底色与性情的差异自然显露出来，故“有生之年，即抬杠之日”。[15]

刘半农与周作人以“砚兄”相称，此乃刘赠周之砚瓦拓片

钱玄同挽刘半农联，钱玄同自编手书《挽联集》（1936年）

刘半农脱离《新青年》赴欧留学，或因在北大遭到以胡适为首的“英美派”之轻视。[16]据1919年1月24日钱玄同日记：(www.xing528.com)

半农来，说已与《新青年》脱离关系，其故因适之与他有意见，他又不久将往欧洲去，因此不复在《新青年》上撰稿。半农初来时，专从事于新学。自从去年八月以来，颇变往昔态度，专好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今秋赴法拟学言语学，照半农的性质，实不宜于研究言语学等等沉闷之学。独秀劝他去研究小说戏剧，我与尹默也很以为然，日前曾微劝之，豫才（引者注：鲁迅）也是这样的说。他今日谈及此事颇为我等之说所动。[17]

然而刘半农并未听从《新青年》同人的劝说，仍选择了“沉闷”的言语学，而非他性之所近的小说戏剧。对于刘半农在北大的尴尬处境及改行之缘由，周作人日后回忆：

刘君初到北大还是号半侬，友人们对他开玩笑，说侬字很有《礼拜六》气，他就将人旁去了。可是在英美派学者中还有人讥笑他的出身，他很受了一点激刺，所以在民八之后他决心往欧洲游学，专攻语言学，得了法国博士学位回来。同他要好的朋友可惜他的改行，可是他对于文学的兴趣仍然旺盛，时有发表。[18]

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周作人直接点出讥笑刘半农出身的“英美派学者”就是“胡适之辈”：

不过刘半农在北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预科教国文和文法概论，但他没有学历，为胡适之辈所看不起，对他态度很不好，他很受刺激，于是在“五四”之后，要求到欧洲去留学。他在法国住过好几年，专攻中国语音学，考得法国国家博士回来，给美国博士们看一看，以后我们常常戏呼作刘博士，但是他却没有学者架子，仍旧喜欢写杂文，说笑话。[19]

1921年5月，刘半农（中排左一）与蔡元培、章士钊、张奚若、陈源及徐志摩、傅斯年、张道藩等人在英国合影
图片来源：《猗欤新命：纪念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

1926年刘半农归国不久，应老友成舍我之招，主持《世界日报副刊》，宣称“刘先生的许多朋友，老的如《新青年》同人，新的如《语丝》同人，也都已答应源源寄稿”。[20]钱玄同看到副刊预告，并不买账，去信抗议说不愿自己的文字“与什么《明珠》、什么《春明外史》等为伍”。[21]刘半农解释说这一副刊与张恨水主编的《世界日报·明珠》副刊不相干，但他接受钱玄同不客气的“抬杠”，并把二人的通信发在《语丝》上。[22]

1926年6月22日《世界日报》创办副刊预告，出自刘半农之手

刘半农接手《世界日报副刊》，又把自己陷入两个圈子的夹缝中。完成自我改造的前提是“隔离”，特别是与之前所在的圈子隔离。从“半侬”到“半农”的自我更替，需要从鸳蝴派的圈子以及维系这一圈子的精神结构中彻底脱离[23]。刘半农回国后答应成舍我的邀请，或许自认为早已完成新旧世界的切换；而在钱玄同看来，刘半农的“隔离期”尚未结束，其与鸳蝴派中人藕断丝连，还想拉《新青年》《语丝》同人入伙，这是不能容忍的。[24]

《发刊词》里，刘半农强调副刊的自主性，想以个人风格抗拒大环境的“污染”。[25]从创刊号起，副刊连载了刘北茂翻译、刘半农校对的《印度寓言》，以及他自己的外国民歌译作；又相继刊出专门性较强的《民间文学中的“死”》、作为辞典稿本的《打雅》和周作人等所作的《续打雅》。过于学理化的文字并不适合副刊相对轻松的阅读氛围。尽管刘半农将副刊定位在“寓教于乐”上，但在“讲学”与“趣味”之间，他还是偏重“讲学”。这种偏向未必出于“书呆子的结习”，或是刻意祓除钱玄同鄙夷的报刊之文“不负责任、没有目的的恶趣味”。

《世界日报副刊》“半间不架”的面目，说明业已“戴上方顶帽子”的刘博士尚未克服他的认同危机。这段编辑生涯仅维持了半年多，算是“战士”归来后的一次告别演出。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上，刘半农追述其求学经历并谈及将来的工作，称只需把学问看作自我的坟墓，即使不成功，也就是最大的成功。[26]皈依学术未尝不是刘半农“从鸳鸯蝴蝶派之泥沼中悔回而挣扎着，无片刻不在怅然于去日之伤痂而奋抗直起，将生命划成直线”的又一次努力。[27]

自我改造不可能通过从“半侬”到“半农”的改名完成，它意味着不间断的自我审查与批判，包括对过往经验的彰显或封存，对原有身份的修饰或隐匿，对昔日之我的升华或潜抑[28]。这是一场持续的拉锯战，结果极不确定。从这一意义上，或许能突破对刘半农“战士”身份的狭隘理解，在他不断变换的面具背后，始终隐藏着一个顽强、果敢的战斗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