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垄断学术与社会边缘化之障

“五四”以后罗家伦跟张东荪抱怨说上海是一个“假古董场”，连鸳鸯蝴蝶派的斗方名士也讲起新思潮来。张东荪以《新中国》为例反问：北京难道是新脑筋滋养料的生产场吗？[50]罗家伦对上海的批评，不是他个人的偏见，新潮社员俞平伯出洋途经上海，即称此地“新运动”的障碍，就是没有障碍[51]。1920年陈独秀暂居沪上，也认为上海这样“龌龊”的社会，不配做舆论和文化的中心[52]。“觉悟”“爱国”“解放”“改造”“新思潮”“新文化”等名词，一到上海便成了香烟公司、药房、书贾、彩票行的利器，陈独秀尤不满红男绿女的小说家及黑幕文人挂起新思潮的招牌骗钱[53]。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广告，用“鸳鸯情种”演绎爱国情怀
图片来源：1919年11月24日《时事新报》

陈独秀诸人对上海文化运动的指摘并非毫无依据，1919年9月初《时事新报》刊出“新思潮”学社简章，宗旨是“谋社会改革，作文化运动”[54]。该学社预备发行《新思潮》杂志，撰述者除了国内名流，当然少不了“旅欧旅美的几位同志”，而社长闻野鹤却是所谓“鸳鸯蝴蝶派的斗方名士”[55]。据郑逸梅描述，此君“头巨而体侏儒，喜洋装革履以趋时尚，不知者以为拾西人牙慧者流，实则其胸中幽情绵邈，老气横秋，读之者又以为出于名宿之手”[56]。闻野鹤原是南社成员，因盛赞同光体，与柳亚子发生争执而退出南社[57]；1920年代初活跃于上海文坛，与人合编小说杂志《礼拜花》[58]，又以“新文学丛书”的名义出版《白话诗入门》，还参与了前期创造社。1930年代后，由洋场才子晋升为大学教授，以“闻宥”一名行世，专攻语言文字学，斐然成家。从“闻野鹤”到“闻宥”的蜕变，与跳出鸳蝴派的刘半农经历类似。这位《新思潮》社长的传奇经历说明上海文化运动之品流混杂。

闻野鹤主编《礼拜花》及《新思潮》创刊号广告

对于罗家伦来信中“打假”的呼吁，张东荪不以为然，反倒认为文化运动的障碍不是周边的模仿而是中心的专制。他说“现在有专卖新思潮的真正老店，挂起‘只此一家并无分出’和‘认明招牌严防假冒’的招牌”，提醒北大设法消除这种误会[59]。当北大新潮社出来“打假”时，却引发了一场专利权之争：

本社出版品，只有“新潮杂志”及“新潮丛书”两部分……早为国人所共睹。乃六月底上海泰东图书局始另有所谓新潮丛书之广告发现，与本社“新潮丛书”名目虽则混淆，其实并非一事。再另有命名“上海新潮社”者，与本社毫无关系；其出版品当然与本社无涉。因滋误会，特此声明。[60]

北大新潮社在《申报》上发布的打假声明，招致上海新潮社的强硬回击：

本社系上海同志所组织，初名“上海新思潮学社”，后因另有《新思潮》杂志出现，乃改为“上海新潮社”，与北京大学新潮社不同。……北大新潮丛书系四月出现，本社丛书告白布露于三月十日，盖当时尚不知北大新潮社亦将有丛书出版，并不知“新潮”二字，已为北大同学之专利品也。及出书后恐相混淆，因于“新潮丛书”下注文学系哲学系字样，以别不分统系之北大新潮丛书。事后终嫌同名，又与“新人社”商议，嗣后二社丛书部合并，一律改名“新人丛书”。每出一书，由两社合组审查会审查之，以免滋误。但今北大新潮社既有包办“新潮”二字之口吻，本社殊不能受其胁迫，业向“新人社”取销前议，嗣后所出丛书，仍名“新潮丛书”，以示不许任何人包办“新潮”二字。与夫占名在先，无避贤避贵之必要矣。[61]

在闻野鹤发起的新思潮学社与北大新潮社之间，依傍泰东书局的这批人宁避嫌而不避贤，自命为“上海新潮社”。“新潮丛书”之名不能排除泰东书局有意混淆视听、从中渔利的动机，但上海新潮社的辩解，反复强调不许任何人“包办”文化运动，不满“新潮”二字成为北大的专利。

泰东书局原有政学系的背景，自讨袁得胜后，股东纷纷入京做官，店铺交由赵南公打理，靠《新华春梦记》这类小说赚钱[62]。“五四”后眼见新出版物热销，赵南公打算在靠旧小说积攒起来的账底外，另行打桩，拉拢张静庐、王无为等人，组成上海新潮社与新人社[63]。其实无论新潮社还是新人社，都是这两三人在维持，与泰东声势壮大后扶植的创造社不可同日而语。张静庐主编的月刊《新的小说》挂在上海新潮社名下，《新人》杂志一开始靠王无为唱独角戏。就涉足文化运动的深浅而论，上海新潮社虽与北大派有命名之争，其专攻还是小说；对新文化权威发起猛攻的，是以批评为主的《新人》杂志。

新人社草创于1920年初，旨在募集同志，改造旧人，用和平的手段，“去占领我们所要求的空间，建设我们所要求的社会”[64]。新人社的革命方针，是通过社会改造实现人的改造。在“新人”看来，旧社会是累进叠上的，少数吸引多数，强大支配弱小，他们向往的新社会则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横向联合[65]。“新人”对文化运动的诸多批评，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位居边缘有关。

张静庐主编《新的小说》，上海图书馆藏，封面有读者批语

《新人》杂志最初是无所不谈，从第二期起改为专题研究，1920年下半年连出三期“文化运动批评号”。新人社承认这三册文字无不加重了感情的分量，且都用于批评过失的一面，这样的态度不尽公允，只是文化运动造出的种种丑态，使他们时或逾越批评的界限[66]。新人社首脑王无为指出文化运动的障碍不是反动的政府，而来自运动本身。政府对运动的压迫就好像拍皮球，拍得越起劲，皮球跳得越高。换言之，政府的遏止反而促进了运动的发展。真正阻碍运动发展的是垄断学术、包办新文化的学阀。所谓学阀“以自命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和带党派色的有名新闻记者为本位；其余北京大学里头一小部分为学未成的学生，就做他们的羽翼”[67]。文化运动的中心势力在王无为看来，或依托最高学府，或有政党作后援，包括北大派（主要是《新青年》同人及新潮社员）、研究系与国民党的领袖及其报馆主笔。这些“学阀”造成思想专制及知识垄断，较之武化的政府，文化的政府才是运动最大的障碍。

王无为对“学阀”下“哀的美敦”书，主要出于对北大人的厌恶。他将“最高学府”与“万恶政府”相提并论，相当反感北大人居高临下的说教[68]。王无为虽承认北大在新文化运动史上的地位及其出版物对思想界的影响，却按捺不住他对北大做派的反感，认为北大人说话常带命令式，做事尤有贵族气：

别人且不说，我的朋友成舍我，这次到上海，我就觉得有一种怪气，附在他身上，赵南公平日是不大批评人的，他都和我说道，“成舍我说话，真像一个从北京大学送出来的人！”[69]

“批评号”下册刊出王无为《为北大学阀事与成舍我书》，抗议北大人“蔑视群众”的态度，称自从“最高学府”一词发明以来，凡与北大沾边的人都以救世主自居。社会上对北大的不满，不亚于对北洋政府的厌恶[70]。王无为宣告与成舍我暂居于敌对面，决心扶植一种势力，与“学阀制造厂”北大相抗衡。

而成舍我对北大的文化运动极为投入，不仅募股组建“新知编译社”[71]，还调动上海这边的资源，包括王无为与泰东书局的关系，出版丛书、发行月刊。成舍我是《新人》月刊的北京代理人，他认为王无为等人对文化运动的批评过于苛刻，文化运动既不是少数“学阀”的专利品，也不该是“新人”对老将的逢迎或挑衅。一般人以为文化运动从大处说，近乎运动一党派的政治革命；从小处说，类似于洋场才子卖小说的办法，可以称斤播两地计算[72]。成舍我从上海滩摸爬滚打、挣扎出来，深知此间所谓新文化运动家的底细，他概括的这两派做法，暗指“新人”残留的旧习气。

王无为把成舍我视作“最高学府”的一分子，与之商议如何改造“学阀制造厂”，却不了解成舍我在北大的真实处境。王、成的交往始于1913年参与关外讨袁的秘密活动，及在《健报》共事的经历。1915年遭张作霖通缉，二人辗转流亡到上海，卖文为生。成氏起初与刘半侬同住，用“舍我”作笔名炮制小说，并加入南社[73]；后因卷入唐宋诗之争而遭驱逐，“乃不安于位”，北上求学，凭一封万言书获得蔡元培青睐，进北大作旁听生[74]。然而，成舍我在北大早期的生活并不如意，“东斋吃饭，西斋洗脸”，一无所有，“逐水草而居”[75]。作为旁听生的成舍我只能游走于北大边缘，不得不向外谋发展。他经李大钊引荐，进入北京《益世报》，靠社论《安福与强盗》在舆论界崭露头角。直到五四运动这一年，成舍我才被纳为新潮社员，由旁听生转成正式生。在仍混迹洋场的王无为眼里，成舍我是跻身最高学府的幸运儿，但与“五四”造就的新伟人——傅斯年、罗家伦辈相比，成氏还不算北大派的嫡系，只是寄居北大的边缘人。

按王无为的说法，成舍我不是凭万言书空降到北大的，而是先以通信、投稿的方式与《新青年》发生关系，得陈独秀照顾，才在不易居的帝都扎下根来，顺带将沪上同居的难友刘半侬也介绍进京。在成舍我的提携下，刘半侬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成为《新青年》的台柱之一。从红男绿女的小说家到文学革命的战士，抹去了人字旁的北大教授刘半农身价反在成舍我之上。陪刘半侬读过几篇古文的王无为回忆道：

这位刘先生给我的印象，是聪明而稍带轻佻。我曾劝他放弃“半侬”的笔名，他当时虽表示同意，然却隔了一年才改为半农。他的英文相当好，但国文稍幼稚，……他颇以国文不够好为憾事，恽铁樵劝他来和我合作，我却不大感兴趣，因为“松柏之下，百草不番”，当时林纾和魏易合作下所产生的译本，已在三十本以上，其声名早已洋溢于国中，现在教我和刘去追踪林纾、魏易，岂不等于教我去做松柏之下的青草？我纵不想出什么风头，却也有“宁为鸡口”的小野心，所以我不愿和他合作译书。[76]

王无为怀有“占领文坛的雄心”，不愿与刘半侬合作译书，自称“纵然不能做文坛的上帝，也不至做不成文坛的厉鬼”[77]。《新人》偏激的论调与他宁愿做文坛“厉鬼”的心态不无关系。

《新人》创刊号预告上用大字凸显的不是自家的纲领，而是两个人名：“欢迎季陶的忏悔”“这是刘半农的错”[78]。王无为创办《新人》杂志是针对戴季陶蓄婢之事[79]，而给刘半农挑错，则拈出一个“她”字。“她”字问题始于《新青年》同人的内部讨论，刘半农提出新造一个“她”字，与“他”并用，周作人在一篇译作的按语中透露了这一设想[80]。钱玄同与周作人就英文“she”字译法的商榷，让“她”字成为公共话题[81]。使“她”字问题溢出《新青年》的讨论范围成为舆论热点，则是《新人》创刊号上署名“寒冰”的文章，可谓典型的标题党：《这是刘半农的错》。[82]

周作人译安徒生《卖火柴的女儿》，将“she”译作“他女”

“寒冰”据说是《新人》随感录作者共用的笔名之一，后来被社员孙毓麟据为己有[83]。孙寒冰从适用性、男女平等、言文一致等角度彻底否定“她”字的必要性，断言“将女子三身代名词，改作‘她’字，这是刘半农的错”。他告诫新文学的追随者不要盲目模仿中心人物的言动[84]。新人社同人附议道，寒冰的文章是为公认的文字请命，意在打破对权威的盲从，言辞不免激切。沿用“他”字本不成为问题，“自从《新青年》讨论一番，那不曾读过中国书，由刘半侬改名刘半农的这位先生，从千年古墓里掘出一个‘她’字”，声称是自家的发明，给印刷局、报馆各铸字房的工人及普通读者造成诸多不便，可见文化运动的障碍不在抱残守缺的死脑筋，而是立异以为高的指导者[85]。

刘半农此时出洋留学，没见到《新人》杂志对他的批评。但他从《时事新报》“学灯”栏看到孙祖基《“她”字的研究——刘半农果真是错么？》及寒冰《驳“她字的研究”——刘半农不错是谁错？》。[86]在这次对垒中，被树为靶子的刘半农终于退居二线，“她”字的存废上升为正题。《新人》宣战两个月后，刘半农才在“学灯”上回应，发明“她”字主要出于翻译的需要[87]。然而“她”只能算“眼的文字”，还不是“耳的文字”，无法在读音上与“他”字区分开。无论在《新青年》内部商榷时，还是在《新人》挑起的辩论中，刘半农作为“她”字的始作俑者，迟迟没有表态，实践上也落后于人。在他那首著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问世之前[88]，新文学的拥护者早已纷纷将“她”字从文学翻译引入新诗、小说的创作中。[89]

一个人称代词的性别区分看似琐屑，刘半农在此问题上的敏锐与迟疑，或缘于他身份转换后未克服的认同危机。在“她”字问题的总结陈词中，刘半农对《新人》的批判提出抗辩：

寒冰君说，这是刘半农的错！又说，刘半农不错是谁错？我要向寒冰君说：我很肯认错；我见了正确的理解，感觉到我自己的见解错了，我立刻认全部的错；若是用威权来逼我认错，我也可以对于用威权者认部分的错。

我从前很会骂人，现在忏悔了。我愿寒冰君知道，那是刘半农的错。

我见过带墨晶眼镜的县官，拍着桌子说，张三，这是你的错！李四，你不错是谁错！现在我一想到，就觉得身上带着些耻辱；因为我和那县官，在同一空气中生活着。[90]

1920年留学英伦、专攻语音学的刘半农，已不是在上海卖文为生的刘半侬。对于咄咄逼人的“新人”，刘半农显出老将风范，作一个揖说，那是刘半农的错，而这是寒冰君的错。

跟王无为对陈独秀的攻击相比，寒冰对刘半农的批判还算温和的。《新人》第三号上王无为指名道姓地说：“陈独秀，无为固不齿其为人。”[91]此言一出，自然招来质疑，要他说明不齿陈氏为人的理由[92]。王无为用“白马非马”的逻辑诡辩，说陈独秀是“学阀”，地位高于常人，不敢引为同类[93]。这番挑衅起因于陈独秀对《新人》“上海淫业问题号”的批评。王无为原拟就戴季陶蓄婢之事出一专号，恐惹起派系纠纷，就改出娼妓问题号。其“废娼运动”以改造社会经济制度、根绝娼妓来源为归宿点，无奈找不到参考材料，只好就上海娼妓情形做一粗略调查[94]。

新人社旨在实现一个没有娼妓奴婢、没有中间剥削、没有贫富悬殊的理想社会，故从废婢、废娼运动着手。王无为切入文化运动的角度，不是白话文，也不是时兴的无政府主义，而是所谓“人格”。他对文化运动家的批评，多从个人品行着眼，揭露头面人物的言行不一，同时关注下层社会的道德状况。他关心的下层社会，不是一般平民，而是士农工商之外的寄生阶层，尤其是“颠连无告、宛转呻吟于恶制度以下的可怜人”，包括他自身：

这一种人的自由权利，都被人剥夺了，虽然还在那痛苦中生活，但他的自由意思，已经被地位完全束缚，毫无展布的余地；他的生存权利，也完全受金钱的支配，毫无发扬的希望。[95]

王无为对娼妓的同情，不免有自伤自怜之意。他所以热衷于废娼运动，或有救人以自赎的动因。在解剖自己的人格时，王无为一面坚信其罪恶“比一般最纯洁的青年还要少”[96]，一面又怀疑自己无法摆脱“文娼”的地位。

王无为鼓吹“废娼运动”的用心，并未得到新文化领袖的认可。在陈独秀眼里，《新人》“上海淫业问题号”就是一册“黑幕”大观。《新人》被他归入红男绿女的小说家及黑幕文人的投机事业中[97]。王无为听说陈独秀“黑幕”二字的口头批评，大动肝火，回敬以“学阀”的封号[98]。

继“上海淫业问题号”，王无为又拟作《娼妓论》，还预备成立“废娼会”，他的“废娼运动”至1920年7月底离沪赴湘才告一段落。在《赴湘留别书》中，王无为宣告暂时脱离《新人》，去长沙协办湖南《民国日报》。此番长沙之行，王无为怀揣更大的雄心，计划将湖南变成文化运动的大本营。留别书的末尾，不满三十岁的王无为回顾自己的文字生涯，称“前半的光阴，消磨于诗云子曰，是在福建消磨的；后半的光阴，消磨于东三省及上海墨汁中间”[99]。1930年代王无为重返上海，接续《新人》未竟的志业，与孙寒冰等人提倡中国本位的文化运动。

王无为批评新文化权威时，教导青年读者“不要取一种以人为本位的信仰”，因为在人身上太过认真，就会忽略人身以外的问题[100]。其实《新人》也有同样的弊病，为了破除对“学阀”的信仰，王无为、孙寒冰都过分计较个人的对错，而不够关注问题本身的是非。这使得《新人》对文化运动的批评，在《新青年》同人看来，“徒令后之人谈历史者，多一些有趣味的材料耳”[101]。

从王无为、成舍我等人的角度看，新文化的权力结构是金字塔形的，北大派、研究系高踞金字塔的顶端，新人社则处于被无视、被遗忘的底层。《新人》与《新青年》之间的权势落差，或许可以通过与这两个圈子都有交集的刘半农，用他的身份转换及“五四”前后的自我改造来度量。

[1]张东荪致胡适信，《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4卷，耿云志主编，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第218—219页。

[2]胡适：《北大学生受辱记》，《时事新报》1919年6月8日。

[3]东荪：《“五四”精神之纵的持久性与横的扩张性》，《时事新报》1919年5月27日。

[4]参见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五、六章及大事年表。

[5]东荪：《持久》，《时事新报》1919年6月1日。

[6]记者（张东荪）：《持久与扩张》，《时事新报》1919年6月7日。

[7]记者（张东荪）：《再想一想》，《时事新报》1919年6月9日。

[8]东荪：《中心自保》，《时事新报》1919年6月10日。

[9]东荪：《手段转换·可以开市开工开课》，《时事新报》1919年6月12日。

[10]东荪：《零碎解决与总解决》，《时事新报》1919年9月22日。

[11]东荪：《能动的精神与平时的群众力》，《时事新报》1919年9月25日。

[12]东荪：《各自改造》，《时事新报》1919年9月26日。参见虞（郭虞裳）：《改造的要件》，《时事新报》1919年9月27日。

[13]通讯（罗家伦致张东荪），《时事新报》1919年10月4日。

[14]张东荪认为五四运动大部分是国家主义的实现，是竞争主义的结果，“行为虽是新运动的型式，动机却还是受着旧思想的影响”。学生界中新思想的根柢甚浅，口口声声是雪耻复仇，“可以说是旧思想的新运动，不是新思想的新运动”。（张东荪：《新思想与新运动》，苏州学生联合会演说，王志瑞笔记、丁晓先述感，《时事新报》1919年9月2日）

[15]《时事新报》1919年10月以后关于地方文化运动的报道有《湘省新思潮之发展》（10月21日）、《湖南新思潮之发展·新杂志之功》（10月25日）、《天津报界将放异彩》（10月27日，原刊10月25日《晨报》）、《浙江之文化运动》（10月27日）、《南京之文化运动》（11月5日）等。

[16]1919年底至1920年初《晨报》关于文化运动的地方特约通讯有：章公《天津报界将放异彩》（1919年10月25日）、韶卿《新潮中底“周刊世界”》（1919年11月25日）、H. C. 《湖南之文化运动观》（1919年12月3日）、筱青《“五四”前后之陕西学生》（1919年11月30日）、南公《云南之文化运动》（1920年1月11日）、小轩《鄂学生之新文化运动》（1920年1月13日）等。

[17]《本报再聘本京、各地访员》，《晨报》1919年12月5日。

[18]君实（章锡琛）《新文化之内容》（《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1920年10月）谓“一年以前，‘新思想’之名词，颇流行于吾国之一般社会”，“迄于最近，则新思想三字，已鲜有人道及，而‘新文化’之一语，乃代之而兴”。用“文化”涵括政治、思想、文学、道德等议题，寻求整体性的解决方案，或与“五四”前后“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以及不同阶层、群体、组织的跨界联合造成的社会结构变动有关。参加姜涛：《“社会改造”与“五四”新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视域》，《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19]对“运动”（movement）一词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概念史辨析，详见Rudolf G. Wagner, “The Canonization of May Fourth,”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e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瓦格纳认为五四事件是中国首次有意识地以一种新的社会行动形式——“运动”来策划的。“运动”的概念意味着公民就自己选择的、被现政权严重误导的问题采取自觉行动。行动的有效性取决于其能否激发广泛的社会反应，从而对政府施加压力。“运动”作为一个日本/西方的概念，意味着一个封闭的现代主义、道德主义和理性的议程。五四运动的具体表现形式，受到其他被压迫民族的先例如朝鲜三一运动的影响。

[20]《湖南新思潮之发展·新杂志之功》，《时事新报》1919年10月25日。新文化出版物在各地的销路参差不齐，《新青年》未必最畅销。如在芜湖，据1920年3月统计，《新青年》每月销行约30份、《新潮》28份、《新生活》80份、《新中国》50份、《少年中国》50份（妇女号销到100多份）、《少年世界》30份、《解放与改造》60份。参见钓叟：《芜湖文化运动记》，《少年世界》第1卷第9期，1920年9月。

[21]舒新城：《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第六章“教务主任”，第四节“五四运动”，上海，中华书局，1945年，第156—158页。从阅读与接受的角度，揭示新文化运动给舒新城这样的地方知识青年带来的影响与机遇，以及他们做出的回应和取舍，参见张仲民：《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第六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在地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22]舒新城：《我和教育》，第七章“师范教员”，第一节“‘五四’后的中国教育界”，第160—161页。

[23]参见1921年11、12月间梁启超与蒋百里、张东荪、舒新城的通信，谈及中国公学风潮及研究系在教育界的布局，《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4]沈从文：《从文自传》，“一个转机”，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年，第158页。

[25]沈从文：《从文自传》，“一个转机”，上海，第一出版社，1934年，第162页。

[26]沈从文融入新文化体制的过程，参见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第四章“公寓里的文学认同——沈从文早年经历的社会学再考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27]梁启超：《什么是文化》，1922年11月在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讲演，《晨报副镌》1922年12月1日。

[28]三无：《新旧势力之强弱与文化转移期之关系》，《东方杂志》第17卷17号，1920年9月。

[29]通讯（梦熊致宗白华），《时事新报》1919年12月11日。

[30]陈独秀：《新出版物》，《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

[31]1919年9月30日罗家伦致张东荪信，《时事新报》1919年10月4日。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32]1919年3月12日陶行知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2页。参见陶知行：《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新中国》第1卷第3号，1919年7月。(www.xing528.com)

[33]1919年4月6日杨杏佛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26页。

[34]1919年4月23日汪孟邹致胡适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0页。

[35]胡适在《新中国》发表的文章有《一件美术品》（第1卷第1号）、《杜威论思想》（第1卷第2号）、《杜威演讲录》（第1卷第3号）。

[36]刘鼒和，字少珊，又号少少，湖南善化人。1870年生，1905年赴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喜究哲学，著有《佛老辨》《韩非学说疏》等。其《新解老》一书以物质原理诠释老子哲学，刊行较广。北大校长蔡元培聘其为研究所老庄哲学讲席。（参见《湖南省志》第三十卷，人物志上册，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624—626页）1931年罗家伦口述《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认为蔡之兼容并包主义，时有太过度之处：“从前有一位刘少少，做了一部《新解老》，可笑极了，蔡先生也让他在北大开一门功课，可笑得很。”

[37]1919年8月12日《国民公报》“寸铁”栏。参见孙玉石、方锡德：《锋锐的〈寸铁〉光辉永在——读新发现的鲁迅四篇佚文》，《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

[38]第朱3朴：期《。六种杂志的批评》，《新人》1920年第1卷第5号。

[39]《晨报》1919年11月24日“编辑余谭”。

[40]张东荪：《〈新中国〉的“主义”》，《时事新报》1919年11月27日。

[41]1919年10月8日胡适致高一涵、张慰慈等（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52—53页。

[42]1921年5月11日胡适日记，《胡适日记全编》3，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51页。

[43]阎锡山治理山西引发的舆论关注，及教育界褒贬不一的评价，参见张仲民：《南桂馨与阎锡山》，《叶落知秋：清末民初的史事和人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44]沈从文：《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

[45]詹：《文化运动》（社论），《中华新报》1919年10月11日。

[46]《南京之文化运动》，《时事新报》1919年11月5日。

[47]参见《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4—135页。

[48]《闽星半周刊》（1919年12月—1920年3月），陈秋霖、谢婴白主编，漳州新闽学书局发行。陈炯明在《闽星》上发表《不为罪恶的奴隶》《生活与生趣》等文。参见郑之翰、陈鉴修：《陈炯明驻漳述要（1917—1922）》，福建省漳州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1979年第1辑。

[49]胡适：《政治的改革与思想的改革》，《中华新报》1920年1月1日新年增刊。

[50]张东荪：《〈新中国〉的“主义”》，《时事新报》1919年11月27日。

[51]俞平伯：《一星期在上海的感想》，《新潮》第2卷第3号，1920年2月。

[52]陈独秀：《上海社会》，《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

[53]陈独秀：《再论上海社会》，《新青年》第8卷第2号，1920年10月1日。

[54]《新思潮学社简章》（来函），《时事新报》1919年9月4日。

[55]《新思潮》征稿简章规定“本刊文字，一例用白话，文言不收”，排版格式“一例横行”。创刊号上刊有张东荪《社会主义与中国》（演说）、叶楚伧《我的新旧观》、闻野鹤《白话诗研究》、蔡元培《杜威与孔子》及《新式标点符号》等。

[56]郑逸梅：《小品大观》，上海校经山房，1935年8月；转引自《民国旧派小说名家小史》，《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564页。

[57]参见柳亚子：《我和朱鸳雏的公案》，《越风》1936年第7期；收入《南社纪略》，上海，开华书局，1940年。

[58]上海《礼拜花》小说周刊，闻野鹤、赵赤羽编，1921年共出二期。

[59]通讯（张东荪致罗家伦），1920年1月24日《时事新报》“学灯”栏。

[60]《北京大学新潮社特别声明》，《申报》1920年7月30日。

[61]《上海新潮社特别启事》，《申报》1920年8月1日。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62]杨尘因著《新华春梦记》又名《洪宪演义》，长篇历史小说，泰东广告称此书“发行以来销数逾万”。

[63]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十四“踏进出版界”、十五“泰东图书局的转变”，汉口，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参见刘纳：《创造社与泰东图书局》，第三章“泰东图书局和它的经理赵南公”，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64]《新人宣言书·新人约》，《新人》第1卷第1号，1920年4月。

[65]秀水：《新人的革命方针》，《新人》第1卷第1号，1920年4月。

[66]新人社同人：《文化运动批评号引言》，《新人》第1卷第4号，1920年8月。

[67]王无为：《文化运动之障碍物——学阀》，1920年7月29日作于上海，《新人》第1卷第4号，1920年8月。

[68]王无为：《最高学府—万恶政府》，《新人》第1卷第5号，1920年8月。

[69]王无为：《北大的文化运动》，《新人》第1卷第6号，1920年9月。

[70]王无为：《为北大学阀事与成舍我书》，《新人》第1卷第6号，1920年9月。

[71]参见陈平原：《舆论家的态度与修养——作为北大学生的成舍我》，《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

[72]成平（成舍我）：《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的文化运动》，1920年8月3日作于北京，《新人》第1卷第5号。

[73]王新命（无为）：《新闻圈里四十年》，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74]郑逸梅：《南社丛谈——历史与人物》，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3—144页。

[75]张友鸾：《报人成舍我》，《报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76]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第39节“做了中华新报的撰述”，第141页。

[77]王新命：《孤芳集》自序，1923年作于上海，第一辑《蔓罗姑娘》（三幕剧），上海，泰东图书局，1924年。

[78]《申报》1920年2月26日。

[79]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第48节“新人社的成立”，第181页。

[80]August Strindberg：《改革》，周作人译，《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

[81]钱玄同、周作人：《英文“SHE”字译法之商榷》，《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9年2月。

[82]关于“她”字问题，详见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83]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第49节“新人社的几位社友”，第190页。

[84]寒冰：《这是刘半农的错》，1920年3月17日作，《新人》第1卷第1号。

[85]参见积石、秀水对寒冰《这是刘半农的错》的附议。

[86]1920年4月27日《时事新报》“学灯”栏，转载于《新人》第1卷第2号，1920年5月。

[87]刘复：《她字问题》，1920年6月6日作于伦敦，原载1920年8月9日《时事新报》“学灯”栏，转载于《新人》第1卷第6号。

[88]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1920年9月4日作于伦敦，《扬鞭集》上卷，北京，北新书局，1926年，第90—92页。

[89]参见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三“1920年4月以前‘她’字早期实践考述”。

[90]刘复：《她字问题》，1920年8月9日《时事新报》“学灯”栏。

[91]王无为此言见《新人社消息》，《新人》第1卷第3号。

[92]K.W.C：《何谓不是“人”？》（通讯），1920年7月31日作。德荣：《质所疑》，8月7日，《新人》第1卷第5号，1920年8月。

[93]王无为致K.W.C答书《论人格》（1920年8月4日），致德荣《释所疑》（8月11日），《新人》第1卷第5号。

[94]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第48节“新人社的成立”，第184—185页。

[95]王无为：《文化运动与废娼运动》，1920年8月9日作于上海，《新人》第1卷第5号，1920年8月。

[96]德荣：《质所疑》（通讯），《新人》第1卷第5号。

[97]陈独秀：《论上海社会》（《新青年》第8卷第1号）、《再论上海社会》（《新青年》第8卷第2号）。

[98]王无为致K.W.C答书《论人格》。

[99]王无为：《赴湘留别书》，《新人》第1卷第6号，1920年9月。

[100]王无为致K.W.C答书《论人格》。

[101]1920年8月16日钱玄同致周作人信，《钱玄同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