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别具只眼承认“模仿”之天经地义者，毕竟是绝少数，对于运动中泛滥的仿制品，大部分新文化的拥戴者是不能容忍的。1919年底《时事新报》“学灯”栏有读者来信批评文化运动的现状，他以为“五四”后激增的书报中，诚然有货真价实的，但也有“似是实非”“不新不旧”“半身不遂”的，还有“打假招牌”的，新文化权威对后几种出版物当鸣鼓而攻之[29]。面对蜂拥而起的“新文化”分店，《新青年》这家老字号也忧乐参半，陈独秀感叹民族性中缺少创造力，“有了大舞台，便有新舞台，更有新新舞台，将来恐怕还有新新新舞台，还有新新新新无穷新……舞台出现”[30]。新文化运动始终伴随着“打假”运动，新潮社骨干罗家伦邀《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共同致力于文化运动：
我们的文化运动有种危险：就是许多投机的人，也办了些假冒招牌的杂志，——《新中国》其尤著者——夹在里面胡闹，弄得鱼龙混杂，也发生许多障碍。如刘少少办国子监式大学的主张，人家不知道的误以为新思潮；李涵秋“吃尿”的小说，人家误信为新文艺，岂不是大笑话吗？我想贵报应当辟一个“蒲鞭”，将他们鞭策一回才是。得罪人有什么要紧！[31]
罗家伦建议《时事新报》设“蒲鞭”栏以“打假”，没想到“鞭策”的可能是他的老师胡适。被点名批评的“冒牌”杂志《新中国》其实是胡适在背后主持。《新中国》创刊于1919年5月，筹办当在“五四”以前，陶知行给胡适回信称：“《新中国》杂志发现很是件好事，看来信的笔气似乎是由老兄主持的，若是果然如此，那我就勉力去做一篇《杜威的教育学说》以副厚意。”[32]杨铨听任鸿隽说胡适代人筹办《新中国》，也去信询问进展如何[33]。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给胡适的一封信更是确证：
乍阅《新申报》，知《新中国》杂志将要出版，甚以为喜。敝馆愿任上海总经理之事，不识可否？条件如何，请速函达。如以为可，请将敝馆刊入末页，以便买客周知为荷。[34]
胡适在《新中国》上发表的文章不多，头几期以绍介杜威学说为主[35]。他负责在幕后联络大学师生，如执教北大的高一涵、刘文典、宋春舫，学生辈的张厚载、朱谦之，等等。
扫除群魔，《时事新报》1920年4月
罗家伦看不起的刘少少，当时在北大讲授老庄哲学，与教授哲学史的胡适应有往来[36]。此人在民初报界与黄远庸、林白水、邵飘萍齐名，是鼓吹立宪的政论家，“少少”一名取“少年中国之少年”之意。所谓“办国子监式大学的主张”指他发表在《新中国》上的《中国大学论》。刘少少与《新青年》同人素有过节，鲁迅为《国民公报》“寸铁”栏撰小杂感，称这位大学讲师为女伶“刘喜奎的臣子”，并反驳刘少少称“白话是马太福音体”[37]。至于罗家伦提及的小说家李涵秋，凭借一部《广陵潮》文名大噪，报界有“无李不开张”之说，足见他在报纸副张中的地位。《新中国》的“新文艺”，独立于旧诗词的艺文栏，主要由新剧和小说构成。新剧靠宋春舫的译作支撑，小说多为白话短篇，作者除李涵秋外，还有包天笑、周瘦鹃等鸳蝴派小说家，以及与张厚载联手挑战《新青年》旧戏改良的剧评家兼小说家冯叔鸾。这样“鱼龙混杂”的写作阵营，与罗家伦理想的“新文艺”“新思潮”，确乎是风马牛不相及。
《新中国》一出，便借“五四”之势与《新青年》《新潮》等一道成为销路最广、在社会上颇占势力的杂志。但在“打假”运动中，《新中国》沦为众矢之的，不仅被认作冒牌杂志，还被视为军阀、官僚的喉舌。面对外间的声讨，《新中国》杂志社声称抱定不党不私主义，不必宣告与一切党派脱离关系，也不愿盲目堕入“新”的旋涡，尽力在营业上立住脚跟。批评者则称《新中国》搜罗的文章，新旧杂糅，包罗万象，不愧为“杂”志，每期必定要请出几位“大人先生”来撑场面，或是照片或是题字，还收买了许多“金钱主义的文化运动家”与别种杂志斗宝，妄图用督军、省长、议员的头衔，博士、大学教员、报馆主笔的招牌，提高自家身价[38]。
《新中国》最招人非议的是一卷七期关于山西新政的特别报道。该期出版不久，《晨报》即谓之为“阎锡山号”[39]。《时事新报》紧随其后，张东荪称他过去对《新中国》的印象，不过是“北京几个红官僚，胡乱拉些文人学士办的”杂志，谈不上有什么主义，但这一期格外精彩：“书面三个血红的大字，是阎锡山的手笔。翻过来一张清鲜耀目的图画，是阎锡山的玉照。再翻过来是阎锡山的传略。底下便是阎锡山的训话啊，阎锡山的言论啊，山西的用民政治啊，山西的教育计画啊，山西的告示啊，活像是一册狠丰富的山西阎锡山号。”[40](www.xing528.com)
《新中国》杂志封面上“大人先生”的题字
《时事新报》及《晨报》的批评都集中在阎锡山对“主义”的拒斥。阎氏为山西学生训话时，称“无论说甚么主义，皆人类精神病之微菌虫”，“皆调戏青年学生精神之媒介物”。其对属官讲演，又说“为政者值此万种主义发生时代，新者当打破万种主义”。阎氏“非主义”的论调，倒契合《新中国》杂志的主义。由《新中国》“非主义”的主义，张东荪联想到胡适的“少谈些主义”，但他立马分辩道，这两者的意思是不同的，至少胡适并没将主义视为“微菌虫”及“调戏青年学生精神之媒介物”。《新中国》、阎锡山、胡适对于“主义”的态度不尽一致，三者之间确实有些瓜葛。
《晨报》编辑不解《新中国》为何肯用46页的篇幅替山西新政打广告。从胡适当年的行踪可知，这是还阎锡山一个人情。“阎锡山号”出刊于1919年11月，10月上旬胡适陪同杜威考察山西教育，到太原后，当地官署招待极周到，“今天去见阎督军，他是一个很脱略的人，杜威先生颇满意。杜威去时，颈上带着软领！——可谓哲学家本色”。胡适欣赏山西学生穿的深蓝布衣，觉得“气象很好”，只是对路灯柱上“圣谕广训”式的道德教育稍感不满[41]。隔日，他在国立山西大学为杜威做翻译，并演说《娘子关外的新潮流》，提议该校学生直升或转学北大。胡适两年后仍不忘向阎督军进言，称山西第一要事在于人才，山西大学便是改良的第一步；对于山西新政，不该下“积极的谩骂”，而应给予“建设的指点”[42]。
《新中国》大肆宣扬阎锡山的新政，透露出文化运动与地方自治的暧昧关系[43]。正如行伍出身的沈从文在湘西王陈渠珍参考山西新政拟定的自治计划中，受到新文化的启蒙教育[44]。1919年10月上海《中华新报》一篇题为《文化运动》的社论称：
前从事政治者，现颇有人注重社会事业，如提倡经济及文化等，殊不乏人。近闻广州方面，有创办西南大学之议，并于上海组织一规模宏大之编译局。黎黄陂（引者注：黎元洪）亦有拟办武汉大学说，均在进行中，是不可谓非文化运动也。[45]
《时事新报》上“文化运动”一词也常与地方军阀的业绩连在一起。如报道南京的文化运动，提及少年中国学会在南京设分会，会员黄忏华应聘入滇之事，便与云南唐继尧的文化举措有关[46]。更为人所知的是1920年底，陈炯明驱逐桂系军阀，被任命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遂邀约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南下主持教育[47]。陈炯明率军驻扎闽南期间，曾在漳州创办《闽星半周刊》及《闽星日刊》，“提倡新文化，建设新社会”[48]。闽南的文化运动，从属于陈炯明“联省自治”的规划，因各方牵制而胎死腹中，却间接导致《新青年》阵营的解体。
1920年初胡适在《中华日报》上宣称“新文化运动”是一种“非政治”的革新运动，目的是思想和社会的改造，他认定政治改革没有捷径，所以打定主意朝“非政治”的方面努力。“新文化运动”对军阀、政客的宣言是：“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49]而胡适主持的《新中国》，正说明文化运动一开始就与地方势力暗中携手走向泛政治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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