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持久，另起新文化

对于新文化运动，首先应关心如何运动，再去判别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运动。以往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叙述，多围绕中心的人物、社团、报刊展开，缺乏使运动成其为运动的观念。从“浑朴”的过程的观念出发，就会追问：“五四—新文化”作为运动的同一性是如何形成的？如何从局部的、地方性的运动中获取动力？

从上海《时事新报》的视点追踪五四运动的演进过程，张东荪的时评如同瞬间成像的快照，提供了局内人对事态发展的观察与诊断。张东荪在五四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从他当时写给胡适的信中可窥知一二：

在梦兄（引者注：蒋梦麟）处看见你的信，甚慰。但是北京方面（一）对于此次运动抱何计画（就是想如何做去，做到如何而止）。（二）对于教育有何打算（就是北京大学的问题）。我尚不明白，望你详细给我一封信。此间已有运动，我也参加，所以非询问明白，不能定方针。望速复，已后尤盼时时来信。[1]

可见“五四”伊始，对于京沪两地运动的走向，张东荪与胡适是暗通声气的。[2]

若将张东荪“五四”前后的报章时评连缀起来，就会形成一组未经剪辑的观察日志，更接近事件发展的逻辑。张东荪将“五四”视为一场“旧思想的新运动”，代表“雪耻锄奸”的精神，兼有时间上的持久性与空间上的扩张性。“纵的持久性”以除去国贼、拒签和约为目的；“横的扩张性”则以北京学界为起点，波及全国各地。前者依靠个人的决心，后者出于群众的模仿，群众的模仿比个人的自觉更为困难，张东荪希望学界中人于横向的扩张上特别用力[3]。

这是1919年5月下旬北京学生发起总罢课，将运动推向最高潮时张东荪的看法，然而6月初，北洋政府加紧对运动的管制，徐世昌下令封闭学生联合会，宣布北京戒严。面对骤然僵化的政治情势，学生组织处于半瘫痪状态，不可能再有大动作，北京作为运动的中心暂时沉寂下来[4]。此时五四运动向四周扩张之势虽未停止，而中心的持久力减弱，要持续推进，张东荪认为只有“改换眼光”，将以前放在北京学生身上的注意力转移到各地的群众运动[5]。

基于“五四”以前群众运动的教训，运动的组织者多往持久上用力，唯恐群众只有“五分钟热度”。张东荪更看重横向扩张，以为不必谋求中心的持久，只要向四周极力扩张，就能得到持久的结果[6]。随着罢市、罢工渐次兴起，运动中心转移到上海，北京作为“五四”策源地反而相对沉寂，仿佛“已经无事可为了”[7]。对于中心的没落，张东荪并不怎么悲观，他打比方说：“好像抛一块小石头在水里，初起的时候，那水纹的圈儿必定狠小，后来愈扩愈大，这个就是中心的发动。”此后但求保持原有的中心不至消泯，它的动力传递到四周，自有新的中心取而代之。[8]

漫画《五分钟之作用》，《时事新报》1919年10月26日

“三罢”斗争的压力迫使北洋政府解禁学生运动，于6月10日公布了曹、陆、章三人的免职令，以“锄奸”为目标的五四事件暂告一段落。在张东荪看来，运动的起伏好比是作文章，写成序论以后，不妨休息片刻，再去经营主体与结论。“三罢”运动换来三张免职令，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山东问题，洗雪国耻既要改换眼光，还要转换手段[9]。张东荪期待一个总的解决，而不是“零碎的牺牲”[10]。问题是在“锄奸”这一具体目标实现之后，以什么名义来“运动”群众？如何将“五四”唤起的群众力量维持下去？能否将非常态下激发出来的能动精神转移到常规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一种“平时的群众力”[11]？张东荪主张“各自革命”，各界革各界的命，各地革各地的命[12]。因为政治家鼓吹的“大革命”，革来革去，只换了个屋顶；要拆除地基，须“各自改造”，从局部革命通向真正的大革命。

9月底罗家伦给南下串联时结识的张东荪写信，赞同总体解决的方案，称“五四”的结果只是使中国“动”起来，“接济得好，这一动就成了永久的活动；接济得不好，这一动就成了暂时的冲动”。中国的存亡正系于这一“动”，是暂时的冲动还是永久的活动，全看“我们”接下来的“文化运动”。[13]罗家伦信中的“我们”，包括北大师生与研究系两方面的势力。“五四”精神的底色，诚如张东荪所说，是一场“雪耻锄奸”的爱国运动。运动出“新”之处不在思想层面，而在于成就了各种社会力量的跨界联合[14]。跨界联合的基础是由国族危机触发的民众怨愤。无论是《新青年》主张的思想革命，还是研究系转向后的文化规划，都来不及也不可能贯彻到暴风疾雨般的五四运动中。

张东荪号召“各自改造”，以横的扩张代替纵的持久，为继北京而起的地方文化运动打开局面[15]。对于各地文化运动的现场报道集中刊载于研究系在北京的言论机关《晨报》[16]。1919年下半年，晨报馆多次增聘北京访员及各地通讯记者，稿酬从优且门槛较低，只要寄稿连登两次即为合格[17]。于是从10月份起《晨报》陆续发布地方特约通讯，文化运动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还有以某地之“新思潮”、某地之“文化运动观”、某地之“新文化运动”为题的专门报道。“新文化运动”这个词就是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被有意无意地频繁使用，并为一般社会所熟悉、接纳的。

对“新文化运动”的定义，一般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或者1917年《新青年》北上为起点。然而“五四”以前各方势力都没有正式打出“文化运动”的旗号。此前新派人物的惯用词是“革命”“改良”，而不是“运动”；是“政治”“思想”“文学”“道德”，而非无所不包的“文化”[18]。“五四”以后，“运动”才成为舆论界的流行语，且不论“社会运动”“群众运动”，连“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胡适也仿效“新文化运动”的构词法，时而将“文学革命”称为“新文学运动”。“运动”一词的崛起是凭借“五四”的影响，因为“五四”充分显示了“运动”中蕴藏的社会能量[19]。将“五四”与“新文化”焊接到一起的，不仅是政治、文化互为因果的关系，更在于前后相承的运动模式。(https://www.xing528.com)

“新文化运动”在凝定成一个历史概念前，曾是活跃于报刊上、归属权尚不明确的流行语。《晨报》招募的各地访员对“文化运动”的报道是公式化的，基本上等同于言论、出版与结社。各地文化运动几乎套用同一模板，出版物都有原型：以“评论”为名的，如毛泽东主撰的《湘江评论》、张静庐筹办的《七天评论》、浙江一师的《钱江评论》，是取法《每周评论》；专注教育的杂志，如浙江省教育会改良后的《教育潮》、舒新城在长沙兴办的《湖南教育月刊》，则仿效蒋梦麟主编、标举杜威主义的《新教育》；面向平民的通俗刊物，如天津真社的《新生命》及它遭禁复刊的《新生》，是模仿北大出版的《新生活》。这些出版物背后的组织，多为各地学生联合会、中等以上学校（包括师范、专门学校及教会学校），还有校内簇生的小社团。文化运动在地方上的萌蘖，重复了五四运动横向扩张的进程，仍是从学界辐射到一般社会。

文化运动的横向扩张，不需要做太多架桥铺路的工作，出版界现成的发行渠道已为新思潮的流播做了铺垫。京、沪两地作为舆论中心，借助中华、群益等书局的销售网络，对外输送新文化，如北大派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研究系的《晨报》《国民公报》《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后易名为《改造》），国民党的《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建设》，还有以学生社团为依托的《少年中国》及被视为杂牌军的《新中国》等。据《时事新报》记者统计：仅在长沙一地，新杂志已销出千余份，其中《新青年》这样的金字招牌最具号召力，售量多达三百份，《新中国》分销处多、《新生活》价值低廉，均销至二百份，《解放与改造》《建设》之类有党派色彩的杂志销数也有百份上下，其余各得部分人的信仰，可销至数十份或十余份[20]。

出版物的风行是看得见的文化运动，更切实的运动作用在人上。被《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运动”到新文化阵营中来的舒新城回忆说，自1916年起便持续订阅《新青年》，最初并不知道这刊物的价值，只因它是由湖南陈家在上海所开的群益书局发行的。对于陈独秀的议论虽有同感，不过因识见所限，不能有深切的表示。五四运动以后，各种刊物接踵而起，舒氏“正当已醒未清之时，对于旧者几乎样样怀疑，对于新者几乎件件都好，所以不论什么东西，只要是白纸印黑字，只要可以买得到，无不详加阅读。竟至吃饭入厕都在看书阅报，以至成了胃病”。当时湖南长沙尚无代售新派报刊的书店，楚怡学校的体育教员黄醒创办《体育周报》，以之与各种刊物交换，且代售各种刊物，并亲自送达。舒新城托黄醒代购刊物，于本省报纸外，又订阅了《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及北京《晨报》。三种报纸连同五六十种定期刊物，一年共九十余元。舒新城只有四十五元一月的薪俸，还要养家，只能通过笔耕，一面替《体育周报》撰文，一面向上海、北京各处投稿，来换取他的“精神食粮”[21]。

1919年末，舒新城因在“学灯”上发表对于教会学校的意见而丢掉教职，便与旧同学合办《湖南教育月刊》，又引起当地军阀的注意，不得不离开长沙。因往上海投稿较多，且与《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常有通讯，舒新城打算投奔到研究系麾下。手脚灵活的张东荪“五四”后也有意从新人中延揽一批干将，背景干净、新知丰富的舒新城自是最佳人选。舒氏第一部教育书稿，即由梁启超发起的尚志学会收购，尚志学会是《时事新报》与《晨报》的延展事业[22]。至于舒、张二人携手主持中国公学、应对风潮，为研究系在教育界占势力，已是后话。[23]

新旧之争不仅是派系间的较量，新文化向地方推进，逼迫青年做出选择，“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最激烈的冲突也是最深入的运动发生在各人心中的“狭巷”。出版物的狂潮不仅为新教育吸纳了舒新城这样的人才，也为新文学培养了无数青年读者。这些无名的文学青年从新文化的勃兴、白话文的流行中预见“一个转机”，报纸杂志教导他们如何把自己的名字变为铅字，从而与另一些光辉熠熠、似乎高不可攀的名字出现在同一版面上。

1920年代中后期才崭露头角的作家沈从文，就是新文化从旧势力处争取过来的文学青年。《从文自传》最后一节讲述他向新文化“投诚”的经过。在1920年代初地方自治的风气中，沈从文所在的部队也筹办起文化事业，他被借调到新设的报馆担任校对工作，与负责排印的印刷工头住在一起。来自长沙的印刷工人，受“五四”影响，得风气之先接触到好些新派书报，而小兵沈从文此时还沉湎在线装书里。这个有点“朽”的乡巴佬从大城市来的进步工人那里学到新文化的第一课。

无名的印刷工人将沈从文拔出地方社会的“泥沼”，嵌入新文化投射的人生远景。在印刷工人的点拨下，沈从文知道了“封面上有一个打赤膊人像的书”名叫《改造》，《超人》的作者是一位“天下闻名的女诗人”。通过翻看这些书报，他又记下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发现白话与文言之不同在于落脚的虚字。但更关键的启悟是，未走出湘西世界的沈从文从白纸黑字的印刷品上“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24]。沈从文被这些新式读物征服，毅然决然地投降于新文化，不再看《花间集》，不再临《曹娥碑》，改读《新潮》《改造》。

沈从文的成长史。图片来源：《从文自传》

在新文化出版物的感召下，沈从文决定“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于是来到北京，开始他求学卖文的生涯[25]。1920年代中期，沈从文的习作终于出现在造就了“天下闻名的女诗人”冰心的《晨报副刊》上。经由临摹新文坛上流行的各式文体，沈从文抒发他对于一种触而不及的身份的向往。就像小学生描红一样，沈从文一笔一画地揣摩着新文学的规则，努力融入新文化体制中[26]。直到1930年代，从习作者晋升为小说家的沈从文才形成自己的文体，用独特的地方经验来对抗（也可以说是调剂）新文学读者的口味。

沈从文“弃武从文”的经过，说明新文化的运动机制重在模仿而非独创，先求同而后立异，立异也是为求得进一步的认同。出版物的散播亦可佐证文化运动的模仿原则。梁启超认为文化不是一家一派的“别业”，而是群体的“共业”，固然离不开一二人的首倡，但更需要追随者的模仿，有意识的模仿无异于复数的创造[27]。由先进跌落为后进的《东方杂志》也强调模仿在文化转型期的作用：模仿不单是守旧派的家法，趋新者一样要长于此技，他追摹的不是前人的典范，而是时下流行的观念与表达方式。守旧与趋新不过是模仿原则在不同社会条件下呈现出来的不同形态。趋新的时代往往是“流行模仿时代”，新旧势力的强弱对比在名义上（未必在实力上）扭转过来，社会心理也就顺势从念旧转为尊新[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