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组织的“五四纪念”，将“五四”的象征意义收编进研究系对文化运动的总体规划中。梁启超等将五四运动与文化运动“焊接”在一起，既缓解了“五四”的合法性问题，又顺带为自家的文化事业扩充声势。“五四”之前，研究系个别成员如蓝公武等基于个人兴趣，以通讯或论争的形式加入《新青年》同人发起的话题当中[51]。这种附和性的发言方式没有发挥研究系的言论机关——《晨报》《国民公报》及《时事新报》——互相呼应、引导舆论的功能。这时期北方的《晨报》，尤其是《国民公报》与《新青年》关系较好。《新潮》记者称“月刊的《新青年》，周刊的《每周评论》，日刊的《国民公报》——虽然主张不尽一致，精神上却有相通的质素：对于中国未来之革新事业，挟一样的希望”[52]。傅斯年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中也称《新青年》《每周评论》之外，“若《国民公报》常有和我们思想同流的文章”[53]。
《国民公报》及《晨报》“五四”前的言论博得北大方面的好感，而张东荪主持的上海《时事新报》却与《新青年》《新潮》纠纷不断。就“五四”前后的《时事新报》来说，有两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一是主笔张东荪，一是研究系的首脑梁启超。后者的作用基本上是象征性的，张东荪才是《时事新报》舆论走向的操控者。此人在民初言论界占有一席之地，其在哲学文艺上造诣匪浅，与蓝公武一样具备与《新青年》同人对话的能力[54]。
《时事新报》与北大的纠纷，起因于1917年实社事件[55]。《时事新报》当时发布一则要闻，题为《北京大学之无政府主义：教育部其知之乎》。文中转引实社章程，称其以研究无政府主义为范围，联络处设在北大。《时事新报》记者以为实社的主张已脱离学理的探讨，入于实行的问题，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公然提倡无政府主义，当局对此应加以注意[56]。“无政府主义”是政治上高度敏感、常借来造谣中伤的标签，因为一般人对“无政府”的理解就是反政府[57]。实社原只是少数人发起的地下团体，与北大校方无关，《时事新报》这种做截搭题的伎俩，及向当局献策的口吻，不免招致北大派的反感。
《时事新报》因实社事件与北大结下“宿怨”，若非研究系转向后与《新青年》争正统，可能不会旧事重提。相对于北京的《晨报》《国民公报》，上海《时事新报》受舆论环境的限制，介入思想文艺的讨论较晚。在其与《新青年》《新潮》的纠纷中，《国民公报》《晨报》正好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1919年初《时事新报》头版论说栏“破例”刊出蓝公武的一篇“文艺论”，并附有张东荪的题记：
从来日报上的论说没有不谭政治的，但既有时评限于谭政治，又把论说限于谭政治，似乎太呆笨了。所以本报先破这个例，论说不限于谭政治，勿论何事都可以论。不过记者多忙，不能一一论究，不得已先拿敝友蓝志先的一篇来，做为先导。[58]
蓝公武这篇论说截取自他之前发表在《国民公报》上的长文，论戏剧在近代文学上的位置[59]，张东荪借来为自家的“文艺论”鸣锣开道，可视作《时事新报》正式介入广义的文学革命的信号。
从“谭政治”到“谭文艺”，对于在政治上几起几落的研究系来说，不无“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意味。1915年《大中华》发刊之际，梁启超自称“惟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政治谭以外，虽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60]。从1905到1915这十年确实是“政治谭”的黄金时代。然而按胡适的说法，“民国五年（1916）以后，国中几乎没有一个政论机关，也没有一个政论家；连那些日报上的时评也都退到纸角上去了，或者竟完全取消了”[61]。政论文的退潮，一方面可归因于复辟与反复辟致使言论势力失信于民，国人“厌倦舆论，厌倦议会，厌倦政府，厌倦一切政谈”[62]；另一方面也与政论家的无力感有关，雄肆的“政治谭”在现实政治的反复面前，全成了忏悔录的材料[63]。以政党为旨归的舆论政治陷入绝境以后，政论家要么沉默，要么面向社会，对一般人说话。较之高深的“政治谭”，浅近文艺或是与民众沟通的捷径[64]。具备文学素养的政论家中，既潜伏着新文艺的同盟军如蓝公武，也有顽固的反对党，如主持前后《甲寅》的章士钊。正反两方面的势力构成，恰好说明“政治谭”与“文艺论”的转承关系。
拿蓝公武的“文艺论”做先导，张东荪随后提出自家的《白话论》，与《新青年》的文学革命唱对台戏。他翻出“白话与文章孰优”的旧案，认为就文法的疏密繁简而论，“白话”、“文章”（即文言）实处于同一等级上。张氏承认白话的切要性，却不认可《新青年》的“尝试”，他推崇梁启超的白话文，对胡适的白话诗却不以为然[65]。张东荪的《白话论》是为梁启超的“讲坛文”做宣传。1918年10月《时事新报》预告“承梁任公先生每来复撰寄修养谭及思想评论，因于学灯栏中，另立一门，用以发表”[66]。任公“讲坛”开张不久，“学灯”栏随即提倡“言文一致”的白话文：
近来梁任公先生做了几篇言文一致的讲坛，不但是提倡新思想新道德，而且是改良文艺，所以一班青年读了，总有些感动。从前有个《新青年》杂志，他亦提倡白话，虽他以白话做诗，不免矫枉过正，然拿白话来达理，我是很赞成的。[67]
《时事新报》试图利用晚清以降梁启超在文坛上的威信，在白话文运动中别树一帜，引起《新青年》一派的猜疑。
梁任公讲坛文
《新潮》主将傅斯年将张东荪的《白话论》读解为“别人却不算回事，只有我们梁任公先生做白话文的第一天，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机；只有我们主张革新是独立的，是正宗的，别人都是野狐禅”。革新的事业、思想的更张，傅斯年认为不是某个人发明的，都是“时候先生”发明的。时候到了，自然有革新的动机，趋新者不必“争个你先我后，争个你偏我正”，因新文化尚处于萌芽期，还不到决赛的时候，“若是争历史上的位置，至少须有十年的预备”[68]。
努力为《时事新报》洗脱党派色彩的张东荪指出，傅斯年的猜疑“虽非出于先天的党见，然亦流露于一种心理，以为对手方存有先天的党见也，且于其后加以驳正”。张氏呼吁革新者抛弃先天的党见，若主张不同就正面辩论，只要主张相同，可以不问之前的党籍协同作战，不然，研究系已死，意欲改嫁的《时事新报》还得为其守寡[69]。《时事新报》从政党报向营业报转型的过程中，不时受到党派背景的困扰。借用处子与妓女的譬喻，《新青年》《新潮》这样倚靠大学、自由结合的同人杂志，“纯洁如白鸽”，为维系其处子的身价，自然要持守“不谈政治”的戒律；而《时事新报》就像决心从良的妓女，即便脱离了勾栏生涯，也难免不被问起当年的出身[70]。
由张东荪《白话论》引发的猜疑与辩解已进入正面对垒阶段，《时事新报》与《新青年》最初的交锋，是从戏剧改良问题荡开的涟漪。《新青年》1918年6月“易卜生号”上登载北大学生张厚载来信，指出胡适、刘半农、钱玄同诸人在旧剧评议上的一些失误。《新青年》同人的回应，除胡适外，语气都很强硬，多少逾越了旧戏本身的是非。此事尚未完结，《新青年》又刊出刘半农与钱玄同8月间的通信。刘氏听闻《时事新报》上有位马二先生为张厚载抗辩，预备撰文还击。钱玄同称《时事新报》上的文章不值一驳，什么“黑幕”“剧评”不过是上海一班“脑筋组织不甚复杂”的“鹦鹉派读书人”发明的玩意儿。钱玄同看不惯胡适与张厚载之流周旋，称《新青年》“是给纯洁的青年看的，决不求此辈‘赞成’”[71]。
就在钱玄同痛诋张厚载之时，他的战友胡适却在《晨钟报》（1918年底改名《晨报》）“剧评”栏，与张氏就旧剧“废唱用白”的问题往复辩论。胡适和张厚载通信，并非真要在唱工和说白上争个高低，不过是想借此表明一种包容的态度。胡适认为张厚载“受了多做日报文字和少年得意的流毒”，故想挽救他，使他转为《新青年》阵营所用[72]。钱玄同等人对张氏一味乱骂，有损《新青年》的形象[73]。1918年9月《晨钟报》被查封，张厚载投靠马二先生冯叔鸾，借《时事新报》的“剧坛”继续发布他改良旧戏的主张[74]。被钱、刘奚落的马二先生，趁机拉张氏合演一出双簧戏。冯叔鸾称自己为张厚载帮腔，只是学理的研讨，钱、刘自命为头脑复杂的文学改良家，没看原文便臆断不值一驳，两人的通信不过是场双簧戏[75]。张厚载回信说“双簧”二字形容得妙，这种串通好的表演，空洞而无着落，“统括他的意思，不过是不屑于跟我们说话而已”[76]。
《时事新报》对《新青年》的回应，从冯叔鸾主持的“剧评”栏，很快蔓延到其他板块。1918年底，“学灯”栏主笔批评北大学风，称“最近大学中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以此为模范，诚不如其无”[77]。所谓“乱骂派读书人”主要针对钱玄同，不久“学灯”栏又以读者来函的方式，两次对钱玄同的极端论调，特别是以国语罗马字代汉字的主张大加针砭[78]。
“学灯”栏批评《新青年》、想在白话文运动中与北大派争正统的这段前史往往被剪裁掉，文学史记取的是它“五四”后被誉为新文化“四大副刊”之一的荣光。“学灯”栏的前身是《时事新报》“教育界”，以新闻为主。1917年双十节，《时事新报》扩充了原属“报余丛载”的“新闻屑”，以有趣的“新闻屑”取代枯燥的“教育界”，将教育新闻并入“要闻”栏[79]。1918年初，报社登出“学灯”栏的预告，变相恢复了被取缔的“教育界”[80]。从该年3月份起，“学灯”栏每值周一揭载，与“新闻屑”同一版面，他日仍为“内外要闻”[81]。“学灯”栏早期定位不明晰，一面延续“教育界”的功能，一面开始关注文化动向，并提供议论商榷的空间，“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82]。11月7日，与“学灯”栏并列的“新闻屑”搬回“报余丛载”，“文苑”“杂俎”迁与“学灯”为邻。此时的“学灯”仍未形成自家面目，包括“科学丛谈”“西国掌故”“欧战丛谈”等，与“报余丛载”趣味相近。尽管如此，讲求新知的“学灯”栏还是广受欢迎，发刊次数在一年之内上调三次。
1919年2月“学灯”栏扩充为两页，板块设计更为活泼：有以名人著述代演说的“讲坛”，有抒发记者感想的“小言”，有众声喧哗的“青年俱乐部”，还有象征性的“新文艺”。“学灯”栏扩充版面后，明确了自家的文化立场：“对于原有文化，主张以科学解剖之，不以谩骂为了卸能事”；“对于西方文化，主张以科学与哲学调和而一并输入之，排斥现在之皮相论”[83]。“学灯”栏的转向，亦反映在刊头的变化上：原为明月照松涧的古典意境，继以伏案执笔的人物剪影，最后化身为解缚的普罗米修斯，高擎火炬，背插理想之双翼，脚踏“改造的动机”。
上海《时事新报》“学灯”栏的形象变迁(www.xing528.com)
作为“学灯”栏的调剂，1918年底《时事新报》创设星期增刊“泼克”[84]。“泼克”（puck）之名取自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狡狯善谑的精灵，有以游戏笔墨彰善惩恶之意[85]。《时事新报》“泼克”增刊特辟“敢问录”栏，用于挑剔《新青年》同人论说中的逻辑漏洞及修辞不当。除文字讥讽外，讽刺画也成为《时事新报》向《新青年》挑衅的武器[86]。配合“学灯”栏批驳钱玄同废弃汉文的主张，“泼克”主笔沈泊尘推出一组讽刺画。画中西装革履的新学家，脚踩线装书，改习罗马文字，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向外国医士求助。医士称其“脏腑不脱华气，对于西方文字未免生种种阻碍”，唯一的良方就是换罗马狗心。手术后新学家试读罗马文字，闻之竟为犬吠[87]。沈泊尘的讽刺画激起《新青年》同人的反击，关注美术的鲁迅慨叹外来的“泼克”由针砭社会痼疾的利器堕落为人身攻击的工具，由此可知改良后的《时事新报》皮毛虽新，心思仍旧[88]。
随着双方矛盾的激化，《时事新报》开始对北大派施行离间计。张东荪表扬《新潮》的作者“个个都有诚实的态度和研究的精神，不像《新青年》一味乱骂”，“《新潮》居然不受《新青年》的传染，真是可喜可敬的了”[89]。借评论《新潮》，张东荪道出他对《新青年》的不满：思想如衣裳，要换掉旧装，先要裁成新衣，《新青年》只会凭打骂的手段，强人脱掉旧装，却不亲手裁制新衣[90]。张东荪将思想界比作装满旧空气的瓶子，不输入外界的新空气，终日晃动这个瓶子，浊气是出不去的[91]。《新潮》主将傅斯年对《时事新报》的表彰并不领情，他认为张东荪的譬喻“似是而非，不通的很”。傅斯年也用瓶子打比方，称一个装满浑水的瓶子，只有先倒去里面的浑水，才能注入清水。新旧道德、思想、文艺，占据同一个空间，不把旧的除去，新的如何进来？傅斯年声明《新潮》不是主张破坏了事，长久的破坏必兼以适当的建设[92]。
1919年1月5日上海《时事新报》漫画，讽刺钱玄同废弃汉文（沈泊尘绘）
对于破坏与建设的先后问题，傅、张二人后来各有让步，承认建设与破坏不过是目的与手段的差别，用譬喻来说理终归是不贴切的[93]。虽然在主义上达成共识，张东荪又抓住傅斯年对他的评语——“似是而非、不通的很”，回到革新家的态度问题，劝告傅斯年勿要以洋人为护法，应摒弃“骂人派”的恶习，将“诚实”“忠爱”“虚心”奉为美德[94]。张东荪的劝诫被敷衍成“泼克”上的滑稽画：某文学家读古今一切著作，皆以为“似是而非”“狠不通”，又常以新文艺炫人，与之辩论便抬出外国偶像；此文学家若要成为可造之才，当手捧张氏所赐之训诫，脱离“骂人派”的故辙[95]。
被漫画化的傅斯年也不甘示弱，用文字替洋场少年“一般自以为的文艺家、美术家、评剧家”做写生：“生就一副滑头面孔，挟着一幅鸽子英文，买到几本炭铅画帖，运用几部肉麻的骈文诗词，去赚不够用的钱，还不清的嫖账；又是一天吃到晚，神经细胞都起变态，好比背上驼着很长的一个石碑，喘气不得，还有什么工夫去‘思想’，去‘进步’，去作正义的讽刺？”[96]傅斯年指出《时事新报》这次大动干戈，无非是因为自己的评语过于直接，北大人对张东荪也无须客气，《时事新报》惯与北大作对，譬如当年的实社事件[97]。
1919年2月9日上海《时事新报》漫画，讽刺傅斯年
张东荪和傅斯年争论的焦点是破坏与建设孰先孰后，但愈辩论，论题愈模糊，从主义之争滑向态度之争，纠缠在立言的分寸及过往的恩怨上。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辩论，蓝公武给胡适写信谈及“革新家之态度问题”，称“在欧美各国，辩论是真理的产婆，愈辩论真理愈出；而在中国，辩论是呕气的变相，愈辩论论旨愈不清楚，结局只能以骂人收场”[98]。蓝公武眼里态度有问题的革新家暗指《新青年》同人，《新青年》通信栏中甲乙对骂的笔墨及刘半农的“作揖主义”正是他厌恶的辩论方式。无怪乎张东荪将蓝公武这封信转载在《时事新报》上。
只看到《时事新报》与《新青年》《新潮》之间的唇枪舌剑，难免夸大双方的矛盾，若将研究系与北大派的纷争放到“新旧思潮之冲突”中考察，就会发现他们的立场是相当接近的。张东荪从思想论争中得出一条公律：“愈是小不同反而愈争执得厉害，至于大不同却反而可以容忍。”[99]在新旧之争中，张东荪主张站在新思想一方，不当为第三者作壁上观。但《时事新报》的责任不是和旧派打仗，而是对新思想的深加工：
现在流行的新思想是单调的，我们应当将他化为复调的。现在流行的新思想是浅薄的，我们应当将他化为精深的。现在流行的新思想是偏激的，我们应当将他化为正中健强的。[100]
《时事新报》奉学术为新文化运动的明灯，借“学灯”栏从事“积极的、基础的、稳固的、建设的”文化运动[101]。张东荪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使命在建设而非破坏，应“以新思想为目的，而去加工制造；不是以旧思想为的鹄，而去攻击破坏”[102]。与其投身于疾风骤雨的思想革命，不如从事细水长流的文化事业，通过翻译、讲学使文化运动“不像那七八月间的阵头雨”，而像“深山大谷里的泉水一般”，源源不绝，滚滚长流[103]。
1919年3月初《申报》有消息称北大教授陈独秀、胡适等四人因《新青年》上宣传无政府主义的言论而被驱除出校，舆论界一片哗然。次日《时事新报》“学灯”栏在张东荪授意下为陈、胡诸人鸣不平，从思想自由、学说自由的立场，谴责当局对大学的压迫[104]。不同于实社事件中《时事新报》记者以倡导无政府主义为北大定罪，并向当局进言的姿态。虽然驱逐陈、胡的传闻并未成为事实，由此造成新旧对立的态势——与其说是新旧对立，不如说是新派内部的互相支持——却成为“五四”前夕舆论转向的契机。
在这次声援北大的过程中，《时事新报》站在《新青年》一边。但张东荪致胡适信中声明《时事新报》在新旧之争中的立场，与它此前对《新青年》的批评，精神上是一贯的。他强调《时事新报》与《新青年》的分歧不是主义之争，而是态度之别[105]。胡适也承认即便双方的主义有所异同，《时事新报》立异的目的在于求同[106]。
钱玄同私下批评胡适“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107]，胡适替自己辩护道：
我所有的主张，目的并不止于“主张”，乃在“实行这主张”。故我不屑“立异以为高”。我“立异”并不“以为高”。我要人知道我为什么要“立异”。换言之，我“立异”的目的在于使人“同”于我的“异”。（老兄的目的，惟恐人“同”于我们的“异”；老兄以为凡赞成我们的都是“假意”而非“真心”的。）[108]
为保持《新青年》内部的纯洁，钱玄同反对同旧势力太过周旋，而以国人导师自命的胡适则不得不在自立与化人之间周旋。《时事新报》与《新青年》的态度分歧，亦可视作《新青年》同人内部矛盾的外化[109]。偏至的钱玄同容易成为外界攻击的靶子，胡适面对外界对《新青年》的质疑时往往充当调停者的角色。
胡适致钱玄同信。图片来源：《鲁迅博物馆藏近现代名家手札》（二）
正当的“立异”皆所以“求同”，是胡适理想的论辩规则。即便与《时事新报》针锋相对的傅斯年也认为“对于不同调的，总要给他个‘逃杨归儒’的机会，并且用‘归斯受之’的待遇。若果不然，一味的快意而谈，可以接近的，也弄得上了千里之外，还能有什么功效？还能化得甚人？”[110]“五四”后钱玄同深感此前《新青年》上的文章，充斥着“直观的感情的论调”于青年无益。他“觉得要是拿骂王敬轩的态度来骂人，纵使所主张新到极点，终之不脱‘圣人之徒’的恶习”。钱玄同检讨《新青年》同人“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所以对于主张不同的论调，往往有孔老爹骂宰我，孟二哥骂杨、墨，骂盆成括之风”[111]。钱玄同“五四”后的自我检讨，可视为“不骂主义”之胜利[112]。
“五四”前《时事新报》在白话文、破坏与建设以及革新家的态度问题上，无论是与《新青年》有意“立异”，还是真心“求同”，都为研究系“五四”后名正言顺地鼓吹“新文化运动”埋下伏笔。由此可知，鲁迅在《热风·题记》与《写在〈坟〉后面》中暗讽的，《新青年》的反对派、投机的革新家、“二次转舵”者，亦即“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目的发起者，就是《时事新报》背后的研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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