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起《新文化运动》：撬动历史图景的起点

你没有看见吗，一切发生的事怎样总是重新开始？那就不能是神的开始吗？啊，开端的本身永远是这般美丽！如果他是最完全的，那么渺小的事物在他以前就不应该存在吗，以便他从丰满与过剩中有所选择？

——里尔克

任何一种历史叙事都需要指认一个起点，起点本身即包含着叙述者的意图与方法。所谓“另起”，并非用一个起点去置换另一个起点，用新的历史叙事去推翻已有的历史叙事；恰是要并置不同的起点，对勘历史叙事的不同版本。

并置不同的起点，通过文本对勘重构历史（history though textual criticism），是为了对抗“起源”的神话。按萨义德（Edward W. Said）的区分，“起源”（origin）掩盖差异，是唯一的；“开端”（beginnings）凸显差异，是复数的。“起源”是神学的、神秘的、有特权的；而“开端”是卑微的、人造的、不断被检验的。[1]从单一的起源中可以“离析”出多重的开端。在历史开端处发现的不是起源的同一性，而是种种人事的不一致、不协调。“开端”中隐伏着复数的起点、复数的历史时间、复数的个体经验，它有意挑战“起源”的权威，不断制造出另一个起点。

我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始于2008年。硕士论文《“新文化运动”发生考论》即处理新文化的“起点”及运动过程。现在回过头去看，有点佩服自己当初的勇气。事实上，自己并没有能力重构五四新文化的总体图景。当时的勇气，可能源于确信自己找到了一个特别的入口。从这个入口进去，仿佛能窥见一点微光，由此辟出新的论述空间。

这个选题有一定的偶然性。据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一个中心”（五四运动），“两个基本点”（周氏兄弟）。选题时不知道去哪儿找题目，索性从《鲁迅全集》读起。没想到运气不错，《全集》第一卷还没有翻过半，就瞥见《热风·题记》中的一段话。鲁迅说“五四”以后，之前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叫“新文化运动”，后来又把这个名目“反套”到《新青年》身上[2]。按鲁迅的说法，《新青年》与当时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回事。这有点违背文学史的常识，现代文学史一贯把《新青年》标记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新文化运动不就是《新青年》同人提倡的，以北大为策源地的文化运动？

由鲁迅《热风·题记》里的这段话，我生出几个疑问：

《新青年》提出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与当时所谓的“新文化运动”究竟是什么关系？鲁迅之外，其他《新青年》同人怎么看“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目？

“新文化运动”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到底是谁的“发明”？

“新文化运动”这个名目如何被“反套”在《新青年》头上？

硕士论文中隐含的方法论意识：一是对于语词的时态的敏感，用现在进行时的“新文化运动”取代过去完成时的新文化运动；二是浑朴的过程的观念，追问“五四”与“新文化”是如何“焊接”在一起的；三是倾听不合时宜者的声音，关注新文化的排斥机制及自我压抑的面向。以语词、过程、个体为支点，撬动固有的起点。

通过考察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表态，我发现，至少在1920年代前期，《新青年》同人普遍认为所谓“新文化运动”是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之外“另起”的事业。“新文化运动”一词出现在“五四”以后，即1919年下半年。这个词的发明权，主要归功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

逐页翻检“五四”前后研究系掌控的北京《晨报》《国民公报》及上海《时事新报》，我得到的基本印象是，“新文化运动”表面上是作为政治运动的反题出现的，但骨子里是一种泛政治运动，承担着为政党政治造血、换血的功能。“五四”前后文化与政治的共生关系，构成一个莫比乌斯带（Möbius strip）。当把正反面扭转为一个单侧曲面，其间存在一个“拧劲”。“五四”释放出的社会能量及“新文化运动”的裂变，即隐藏在文化与政治这个“不二之面”构成的“莫比乌斯带拧劲”当中。

重新翻看2008年撰写的硕士论文，站得住脚的或许就是这篇论点的“起点”，即从鲁迅《热风·题记》里无意间发现的历史缝隙。但写论文光靠灵光一闪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服别人。我当时没有能力从这条缝隙深入进去，把从历史现场拾得的碎片，拼成一幅新的图景。

语文学家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特别强调“起点”（a point of departure/Ansatzpunkt）之于历史综合的重要性[3]。他认为“起点”的发现多凭个人的直觉，因而基于内在视点的综合历史（a synthetic history-from-within）也只能寄希望于个人。“起点”好比是研究者掌控的“手柄”。一个别致的起点，足以撼动整个历史图景。光有总体史的抱负与轮廓是不够的，必须沿着起点指示的路径，寻求可以深描的现象。理想的起点应该既是具体而精准的，又具有向外辐射的潜力。对历史概念的词源学考辨，对经典文献的拆解与重构，对个人前史的打捞与修复，都可以成为通向自内而外的历史综合的跳板。(www.xing528.com)

可是那些久已逝去的人们，依然存在于我们的生命里，作为我们的禀赋，作为我们命运的负担，作为循环着的血液，作为从时代的深渊生发出来的姿态。

——里尔克

我写完硕士论文后，仍旧没有解决的困惑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常态”下，纯粹从学理的动机出发，凭借研究者有限的个人经验，重新认识“五四”、认识“新文化”？此前关于“五四新文化”的叙事模式，都形成于历史的危机时刻。成功的“改写”，“势”大于“理”。我们这代学院体制培养出来的“新青年”，连个人的故事都乏善可陈，怎能讲好“新文化”从哪里来、往何处去这样的宏大叙事？“历史”对我个人而言，好像被缝合得严严实实。你很难动摇他人心中的定见，即便你用绣花针挑破一条缝，有可能由此撕开历史图景的一角。[4]

重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史，困难之处还不在于历史场景的还原。时至今日，我们完全有能力寻觅、堆积更多的历史细节，把故事讲得无比繁复、细腻。我感到真正的困难，恰在于胡适所谓的“价值重估”，如何回应中国当下的思想氛围，重新检讨五四一代的立场，进而重估新文化的价值内核。没有一个新的价值旨归，大概只能复述或修补原有的叙事模式，不可能把新文化如何发生的故事讲出什么大的新意来。[5]

“五四”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基石。长期以来这块奠基石过于稳固，以致我们忽略了它的存在。当“五四”的历史定位逐渐松动，变成一块“滚石”时，既给学科带来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机，而在危机中或也蕴涵着自我更新的生机。

对现代文学研究者而言，围绕“五四”的思想论辩，与其说是枪口一致对外的保卫战，毋宁说是“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的较量。发言者需根据当下的社会氛围，纠偏除弊，适时调整自家立场。现代文学研究者既是“五四”遗产的继承人、保卫者、辩护士，也应直面“五四”近百年来的历史后效，在与反对者、调和派的思想对垒中，将何谓“五四”重新问题化，从而生发出新的时代命题。

在专业领域内隐然有两类“五四”言说，或将其视为历史事件去勾描，或将其作为价值立场展开攻防战。前者对“五四”的理解偏实体化，后者则试图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未实现的可能性、未兑现的口头支票。所谓回到“五四”，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回到未来，去重温五四人对中国未来、世界未来的想象与规划。返回历史现场，不仅是为了搜寻那些散佚的历史细节，更是为了激活“五四”之于当下中国的思想功能。以“五四”为后视镜（rear-view mirror）给未来导航，我们透过这个后视镜审视现在，倒退着驶入未来。

在当代中国的主体建构过程中，传统资源的复活固然重要，但离不开“五四”这一解毒剂。问题在如何创造性地转化“五四”的思想遗产，而不是当“五四”好像从未发生过。当“五四”逐渐从历史的光源变为黑洞，部分丧失其政治正确性时，恰是“五四”的精神遗产与当下中国发生化学反应、再度活化的契机。

[1]萨义德（Edward W. Said）：《开端：意图与方法》，章乐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0、16、34页。

[2]鲁迅：《热风·题记》，作于1925年11月3日，《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92页。

[3]Erich Auerbach, “Philology and Weltliteratur,”trans. by Maire and Edward Said, The Centennial Review, vol. 13, no. 1 (Winter 1969), pp. 1-17. 中译本参见埃里希·奥尔巴赫：《语文学与世界文学》，靳成诚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6年第1期。

[4]参见袁一丹：《绣花针与狼牙棒》，《文艺争鸣》2018年第9期。

[5]程凯指出，对历史细节及多样性的还原，固然可以改变我们对“五四”的刻板印象，但缺乏对认识装置的反思和整体史的抱负，会令细节堆积落入新意识形态的支配而不自觉。因此须充分认识到“五四”与当代中国的异质性，将“五四”作为思想操练的磨刀石，一块粗粝的而非打磨得过分光滑的磨刀石。（《重返“危机时代”——一种通向五四的路径》，《文艺争鸣》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