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地处九河下稍、众河汇集流入渤海的水陆码头,南运河位于市中心。天津居民大部分居住在沿河两岸及城里。铁路沿线有西站、北站、东站等车站,由此天津成为四通八达的水陆码头。劳动人民和商人沿着运河的南岸开辟了商业基地。而金银首饰业最早有北门里的三义金店、天兴德金店、宫北大街的敦冒银楼、宫南大街的益兴银楼、天后宫庙内的永兴承银楼、估衣街的物华银楼。后来因为绅商富户都住在城里,为了作富户的生意,又向北门里发展。庚子以前旧城未拆,城里又比较安全,北门里就形成了金店集中地。早年的金银首饰业是专作首饰供应门市,另有附设煎锅子的银楼,专门收买荒金潮银,加工提炼,再制成首饰,以此来攫取利润,这是个准赚不赔的买卖。原料主要来自走街串巷、下乡上镇的背首饰盒子的小手工业者,他们把收来的旧首饰拿到银楼去掉换新首饰再去贩卖;另外也有外地客帮带来的荒金潮银。
自清朝咸丰至光绪年间北门里先后有长源银楼、三义金店、天兴德金珠店、义涌金店,估衣街有物华银楼、宫南益兴银楼、宫北敦昌银楼。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大沽口,在天津登岸烧杀掠夺,北门里外及各处的商号被炮火轰击成为废墟。经过一二年之后才由昔日的首饰业的手艺人重操旧业,开设了镀金作坊或包金局、捶金作坊和首饰楼来维持生活,原有的老字号也逐渐恢复。当时的门面装潢别具特色:柜台里边迎面是帐桌,左右两山墙立着多抽屉的立柜,各抽屉内分类盛着各种首饰,立柜的边框安着代锁的立栓,到晚上将立栓一合再加锁,又保险又有古色古香的气派。
至民国初年起,金银首饰业逐渐发展,除原有的几家老字号,又陆续出现新字号,如恒利金店、华昌金店、同丰金店、世华金店、天宝金店、天成金店、三阳金店、同义金店、天增合首饰店、春发首饰店等,这些家都是以出售首饰为主,前店后作坊。在这个时期内金银行情平稳,买卖正常,同业中成交计价以两为单位,只在同行中有买主和卖主,成交较容易,成交的基数是“一平”(50两),同业中也就依此为行市的指数了,没有倒卖条绽的现象。大户门市家如物华楼、恒利、天宝等南帮字号,也依据北门里的行市,在门市柜上挂上一个价目牌子,注明现在金价若干元。各家串通牌价一律,有时牌价一两天不变,当时外行家也没有整条买金子的。旧社会工商业者有一定的规矩,东伙在组成商号时,立有合同,注明不准买空卖空和经营行外业务,如有非法经营,叫做“做外股”,是不规矩的行为。如有发现做外股生意,资方有权齐账收市,或辞退经理人的职务。所以全店和各行规矩店家一样,都是规规矩矩地经营着金银、珠翠、钻石镶嵌的首饰业务。随着行情稳定,行业殷实稳当,又不断出现新字号,如正阳金店、宝成金店、华丰金店、物恒金店、天物华金店等等。
1928年在旧英、法、日租界地内,先后由金子“跑合的”(经纪人)在平井、兴裕、永盛三个洋行内私自组织黄金市场。以正阳金店为首的开始加入买卖期货,投机倒把,代客买卖的生意。冯博卿(正阳金店经理)又拉拢作现事的东街宝生银号、泰丰恒银号,借重银号的“码子”(周转资金)和上海驻庄办事处,作南北套购生意,如行情不合适划不掉时,就将金条背往上海交割,再以电汇将款汇回天津,一时大发横财。同时冯博卿又拉拢永济银号的陈宗彝、宝生银号的张蕴白、泰丰恒银号的张墨亭等人组织“天津商业经济所”专管足金市场的事务,这是天津足金市场的开始。
由于天津出现足金市场,新字号如雨后春笋相继而出,有鸿源金店、天华金店,正丰金店、凤祥金店、恒孚金店、宝恒金店、鸿祥金店、永祥金店、顺成金店、志达金店、万宝金店、天合金店、正兴金店、新宝华金店等,形成金店业的鼎盛时代。各家的作法不同,有的还是以首饰为根本业务,有的则是挂上金店的招牌,窗口和架眼摆上些银鼎、银瓶、银杯、银盾等器皿以壮门面,柜台以内的金银首饰则是过作而来,遇有方便买主进店挑选。在这个时期一些老字号和规规矩矩作首饰生意的受到了挟制,只能致力于门市,仰仗着自己的信誉收购一些旧首饰卖出新首饰,要把精力放在补进售出首饰的金子方面,不然就有亏本的危险。有炉房的把收进的旧首饰溶化提炼成赤金再作首饰,没有炉房的则向炉房家加工。
天津有了租界之后,首先是物华楼在日租界旭街下天仙戏园对过设立分店(实际把日租界的新址变为总店,估衣街旧址改为分店,后来就把估衣街旧址撤消了),继之在其附近又出现恒利金店、天宝金店,三店在日租界中心区形成鼎足之势。后来又有宝成金店,芦庄子又有瑞华兴首饰店。随着天津的商业发展,北马路建立了北海楼商场,其中有九如新首饰店生意不错。1927年天津商场建成后,华昌金店在场内设立分店,营业情况比北门里的总店兴旺。1928年香港商人林寿田等人在日租界旭街创建了中原公司,内设金银首饰专柜,对金银首饰业影响不小。1928年法租界天津劝业场也建成,场内首先有华冒金店、源昌金店、三义金店和庆云金店。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占领了天津,日租界和城里的金店又有几家迁往法租界,并在法租界设立分号。物华楼在法租界大沽路马家口设立分店,恒利金店在中国大戏院转角设立分店,天宝金店迁到滨江道劝业场对过,宝成金店迁到滨江道辽宁路口,正阳金店和天成金店也在天祥市场楼下设立分号。这样,连同原有的和新开张的,在劝业场四周左近形成了金店的集中地。
自1937年华北沦陷以后,日伪政权全面掌握了天津金融,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大量发行钞票,日本的经济掠夺逐步加紧,币值日跌,致使一些商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黄金黑市更为猖獗。原来钱业“跑合的”和金子“跑合的”(上海叫掮客,也叫经纪人),都集聚出没于天祥市场后门和杨福荫路一带,进行黑市交易,成交一个是50两(10两一条的5条),如有零星小户则到金店购买,有2两锭、1两锭和5钱锭。在这个时期买卖足金的已不只是金店了,有代客买卖的银号、黑银号、彩票行、股票行、贸易行。一些金店大做代客买卖和走私贩运,得利不小。但苦坏了抱本守宗的首饰店,他们既不敢投机倒把,又不敢代客买卖(代客买卖有摊黄帐的危险),行市一天变化无常,门市不好掌握。如物华楼、恒利、天宝、三义、天兴德和一些小首饰楼等,他们专门依仗作首饰业务,生意日趋下降。
1938年日军封锁英法租界,1939年又洪水成灾,奸商乘机哄抬物价,不但黄金,其他各业的商品也都成了投机倒把的对象。这时在金店业里又出现了非法走私运往上海、香港等地的人,他们的手段是勾结火车上的人员和轮船上的水手带运。另外派职工在皮鞋后跟里、手提包里、暖壶里等处挟带藏掖黄金,更发展到肛门携带。把个传统的金银首饰业糟踏的臭名千里,人人唾骂。(www.xing528.com)
1944年日伪政府又想出方法套购黄金,由正金银行在天津新华路永安饭店(现天津市美术展览馆)成立了正福公司。公开正式建立足金市场,买卖黄金。行市涨落操纵在日本正金银行手里,另外还有一个福民公司,是正福公司的后台。正福公司是只开行市成交买卖,福民公司是掌握实物的,把搜刮抢购来的黄金由福民公司委托顺成金店代为熔化,铸成在市面上流行通用的十两一条的金条,从中攫取利润。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以后,首先是美国兵携带着美钞在市面上任意骚扰,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带来“法币”抢购物资,尤其是抢购金子,造成金价涨无止境,金银首饰业在此影响之下,无法经营,造成以下几种局面:
1.单纯依靠门市销售金银首饰的金店,衰落到只能维持现状。
2.有炉房的金店,溶化条锭,大量代客买卖,利用飞机航员、轮船水手、火车小管进行走私贩运,超出首饰业的范围,对销售首饰只是应付门面而已。
3.“七七”事变之后陆续出来的新字号大多是少壮派,也作代客买卖和走私贩运,另外自己再抢点“帽子”(在行市涨落时,看准差价时机抛出或买进叫“抢帽子”)。
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下令停止金银买卖,着令各金银首饰业主重新申请许可登记,呈请天津市社会局转呈南京中央政府财政部和经济部从新核准,发给许可证书,再行重新开业。一时天津大小银楼金店由金银首饰业同业公会统一办理登记事项,将申请书送呈天津市社会局,并由同业公会会长、正阳金店经理冯博卿、永祥金店副理徐君历、新宝华金店副理王耀生组成天津市金银首饰业代表,去南京财、经两部请愿疏通,往返徒劳,杳无音信。直至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整整一年的功夫,这个许可证也没发下来。存着希望和妄想的金银首饰业,在这一年当中既不敢营业,又不肯放弃,白白地耗费一年时间。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解放军进入了城市之后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出告示安民,令各机关学校以及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开门照常营业。金银首饰业俱在冲要的街道上,并且门脸醒目,不开门不好;但开门营业,市面趋于慌乱,营业不多,收不进赤金原料,又不敢买卖金银,只可卖一点银首饰敷衍门市,同业公会也不得要领。1949年3月军管会下令停止金银买卖,实行金银收归国有,并号召各金店将金银运交中国银行兑换。第一家是物华楼金店于1949年5月30日将剩余的金银饰品,连同试金“对牌”(磨试鉴黄金成色用的对牌)一并送交中国银行兑换,随后同行也陆续到中国银行兑换,然后各自清理内部,遣散同人各自谋生去,从此金银首饰业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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