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下旬，物价逐日暴涨，金圆券大幅度贬值，北平电信局工人掀起饿工斗争，要求局方按月发给救济金，并采取合法斗争手段，除党政军警宪特机关的电话不停外，其余一律停话，故称为饿工斗争而不称罢工。这一消息传津后，电话工人立即声援开始饿工斗争，乃集合200余名工友包围了电信局，要求该局局长黄如祖按月发给救济金。这天正逢党政军会报举行例会，陈长捷得此消息十分生气，认为戒严令发布不久竟然有此举动，当即表示要采取镇压措施。于是决定由天津市警察局牵头，稽查处及宪兵二十团配合，率领警宪特务于当晚12时前去电信局，以执行戒严令为名将包围的工人驱散，如不离去就强迫拉上事先准备好的大卡车，载至民园附近推下汽车，强令各自回家，否则交戒严岗哨予以逮捕。散会时约定当晚8时许在警察第一分局集合准备出动。我返处后对王鲁翘传达了上述情况，令王选20名稽查员，准备军用卡车一辆，届时由我亲自率领出动。当晚我率王等到一分局，见市警察局副局长齐庆斌带领刑警队员多人正在分局守候，不久宪兵团的一名排长带领一排宪兵赶到，临近午夜时派王鲁翘率领特务到电信局门外向工人宣讲戒严令，劝告在12时前必须离去，否则按违犯戒严令处理，同时我和齐庆斌率领警宪持枪实弹将工人们包围，有意造成恐怖气氛，直至午夜12时一声令下强迫工人上了汽车运走，局里的职员们陆续走出各自回家。为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次日我向陈长捷汇报了以上情况，陈说已派政工处和电信工人谈判，并让派出代表到警备司令部协商解决。孰料当20名电话工人代表到警备司令部后，被陈长捷下令扣留，解送稽查处看守所关押，立即交军法处政工处进行审讯，追问饿工斗争的鼓动者。陈又分令稽查处、宪兵团、警备司令部统一检查组各派若干武装人员进驻电信各分局，强迫工人全面复工。当日下午黄如祖到稽查处对我说，他向陈长捷请求保释被扣留的工人代表，遭到陈的拒绝，只答应俟审讯毕确认与共产党无关可具保释放。黄去时给工人们带去一批食物。迄至12月间陆续释放16名，其余4名陈长捷下手令移交稽查处研究审讯。我将手令交稽查处第二科科长王鑫欣认真研讯。后据王报告说这4人的思想较偏激，但矢口否认与共产党有关。约在1949年元月上旬的一天夜里，我分别同4位代表在我办公室谈过话，我只记得其中两人的姓名，一个叫刘长春，另一个叫王青青（女），在谈话中他们对当时政府的贪污腐化、币制贬值、物价暴涨、工友们的生活贫困极表不满，而坚决否认与共产党有关，当时我劝他们各写一份“悔过书”即可获释，但被他们拒绝。直至1949年元月15日上午这4位代表冲出监室。(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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