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解放前夕：解放区派来劝降的韩先生被统一检查组暂时软禁

自1949年元旦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以后，北平方面傅作义积极与解放军和谈的消息从各个渠道传来天津，而天津方面四位市参议员的两次出城奔走，已成为人们私下议论的中心话题；天津邮检所又查扣有民族资本家李烛尘先生致南京政府的停战进谏书；特别是陈长捷收到解放军的劝降信，委托4位市参议员出城时带给解放军的口头答覆：“和谈可以商量，但军人不能擅自放下武器，战或和得听从傅先生的……”这期间我突然收到中共叛徒、河北省第三行政专员朱占魁于1948年11月率部起义回到解放区后派人给我送去的一封劝降信，内容是劝我在解放军入城后放下武器，保存好档案，释放被捕的政治犯，并阐明立功受奖的宽大政策。这封信我没对任何人透露过，一直装在上衣口袋里，妄想在解放后作为“护身符”。上述迹象充分证实，当时在平津的国民党上层人士，抗拒解放的顽固立场已在改弦易辙，说确切点已在绝望中各自打算生路。当时的战况是，从元旦后郊区的枪炮声十分稀疏，只在夜间偶尔听到有阵阵枪声，这些天来全市的空气既紧张又沉闷，像是在等待一种突变的到来。每天送到我办公室的军事情报也无特殊内容，人们的揣测不外是要么和谈成功，要么是会爆发一场决战。一直到1949年元月14日上午9时许，津市冬季里天空的浓雾刚刚消失，郊区猛烈的炮火开始轰鸣，不久电话里传来，西营门外及天津北站一带的防御工事被炮弹击中。近中午时又传来解放军已登上西城，先头部队已突进市区逼近自来水公司一带；继之解放军从东边王串场一带突进东城；同时城南的解放军由尖子山一带向北突进城防，向市区挺进。这时市内展开激烈巷战，炮声停止枪声密集。午后约6时许接陈长捷电话，令我和孙逸贤速去警备司令部地下室开会。

行至中途孙以紧张而又气愤的口气对我说：“下边的这伙王八旦真混帐！今天下午他们把韩耀先拉到耀华桥下枪杀了。”我问孙：“事前他们怎样向你请示的？”孙答：“根本没给我报告过，这还是刚才有人私下对我说的。”该韩是天津被围后由解放区潜入天津的。有一天韩给警备司令部打电话，自称是解放区派来劝降的，要和陈长捷面谈，当时由该部参谋处派人将韩接去。参谋处长李广荫将韩的情况向陈长捷报告后，陈指示将韩移交该部统一检查组组长孙逸贤（这时孙已兼任城防司令部执法队队长）暂时软禁，深入了解韩的实情。据孙说该组派专人与韩共同生活一段时间，韩并没有谈出新的情况，经请示陈长捷后将韩送入稽查处看守所监禁。

当我和孙逸贤走进地下室时，见在座的有副司令秋宗鼎、副参谋长张××、司令办公室主任田德昌、参谋处长李广荫、政工处长冀钟环，还有天津市长杜建时、市商会会长毕鸣岐亦在座，每个人心神不定垂头不语。我俩走到空位子上坐定后，陈戴着老花镜抬头瞥了我俩一眼，随即又低下头拿着一只红铅笔在地图上看来看去，室内烟雾迷漫使人有些透不过气来。这时毕鸣岐带着颤抖的声音吱吱唔唔地说：“司令！市内的房屋水电公共设施及老百姓的生命安全，已受到严重危害，你看咋办？”陈抬起头有气无力地说：“半小时前我还同北平傅先生通话，仍要坚持打下去。”这时在座的人你一言我一语地私下议论，有的说北平方面既不派部队来救援，还让坚持打下去，现在已处于寡不敌众的态势，很难坚持打下去；有的说再打下去市内将会成为焦土一片；还有的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为了避免较大的破坏，可以先停止战斗再进行谈判，如将来傅先生追究责任大家共同承担。只见毕鸣岐、杜建时慢慢溜走，接着陈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和大家研讨了以下几点措施：一、通知各单位立刻悬挂白旗停止战斗。二、各单位的武器一律集中清点。三、派政工处长冀钟环、参谋处长李广荫速去广播电台向第四野战军喊话停止战斗，在近日互派人员进行谈判。这时冀钟环、李广荫乘吉普车去广播电台，我和孙逸贤返回稽查处，下令挂上白旗，将全处的步枪、美制汤姆森卡宾枪集中清点后用麻绳绑扎一起，短枪及左轮手枪清点后装入麻袋。我拿起电话拨到警察局长李汉元的办公室，对他讲明我们已挂白旗停止战斗，李却用急促口气对我说：“他们（指解放军）已进来啦，身旁就有他们的人。”我很恐慌，立即放下电话。这时孙逸贤跑进来说：“刚才听冀钟环、李广荫说广播电台的线路损坏无法向外喊话，看来要当俘虏啦！”我即派人找来军需主任胡鸿章，令他打开保险柜将全部公款平分给当时在处内的人员，并问他还有多少现款，胡答还有几万银元券，另有案款黄金十多两及银洋数百元。我一面派人先清查实有人数，一面令胡清点公款的数目。不久一科科员黄淳向我报告说，军需室内的保险柜已打开，但不见胡的踪影，我立即派人去一区山西路胡家去找，孰料胡家空空，似在前几日已隐居他处。我将兼副站长吕仕伦找到办公室，从站部的公款黄金中取出5两给吕，并交给一份假制的“解放证”让吕逃走，所剩20余两黄金全部私下交给副官燕振，嘱告其妥为保存，留作逃走时使用。这里需要说明假制“解放证”的情况，1948年10月间胡鸿章介绍一个山西同乡高全才去见我，该高原在东北某军事部门任职，东北解放时被俘，后经解放军发给一张“解放证”遣返原籍。高途经天津遇到胡鸿章，愿在稽查处任职，我念及同乡关系叫胡将高安插在军需室当副官。1948年12月末的一天夜里我约高到办公室谈话，主要了解他在东北被俘的情况，高说只要放下武器，解放军不搜腰包不打骂，如愿回家还发一张“解放证”和路费，在经过岗哨时只要出示“解放证”即可顺利通行。当时我就产生了假制的念头，乃让高将“解放证”拿去让我看看，次日我将胡鸿章找去，嘱告他尽快找一可靠的小印刷厂，仿印50张，并叫胡再找一刻字商仿照“解放证”上的印章刻制假印章，同时再三交待胡严守秘密。过三四日后胡将印好的假证和刻好的假章送到我办公室，我将印章盖上看起来十分逼真，我怕胡随便散发泄露秘密，于是当即烧毁40张，我从剩下的10张中留下3张，其余全部给了胡鸿章。1949年元月10日前后的一天，宪兵第二十团团长曾家琳去看我，主要是私下谈论将来如何逃走，曾说他的家属已南去，眼前没啥拖累。这时我将高全才在东北被俘后的情况告知曾，顺便拿出一张自制的假解放证交给他。前面提到我给吕仕伦的假解放证的来历就是这样的。(www.xing528.com)

1949年元月15日上午9时许，市内枪声逐渐稀疏，我突然从窗户上看见有戴着大皮帽的解放军端着冲锋枪跑进院内，大声喊着：“谁是负责人？负责人出来！”我立即出去站在大楼前举起双臂说：“我是负责人，我们在昨晚已挂白旗愿意投降。”有一位战士上前摸我的腰部，我随即说：“长枪已绑扎一起放在传达室门口，短枪统统装入麻袋。”说着我用手指向放枪的地方，只见几名战士跪在麻袋旁打开麻袋挑选自己喜爱的手枪。这时过来一位高大身材、操着北方口音的部队长问我：“陈长捷在那里？”我说：“昨晚我们还在地下室开会，我领你去找。”稽查处到警备司令部地下室相距只有二三百米，我刚走到地下室的门口，只见陈长捷慢腾腾地正从里面往外走，当走出地下室的门口，摘下老花镜抬头向天空望了一下说：“天津的老百姓遭殃了！”陈一低头看见我身后有几名端着枪的战士，苦笑着向我说：“你也被俘啦！”当时跟着陈出来的有秋宗鼎、张副参谋长、田德昌等六七人，个个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突然间开来一辆军用卡车，要陈长捷等人都爬上去，陈走近卡车一面爬车一面向我说：“俊才你也上来吧。”跟我的那位部队长说：“俺们和他们不一码事，俺们回去吧。”我返处后和大家吃完午饭，那位部队长叫我将当时处内的所有人员集合在楼前清点人数，宣布除炊事员、汽车司机留下外，其余准备随部队出城向指定地点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