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兼任保密局天津站长阶段成果

天津站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12月初军统头子戴笠亲到天津建立的，由当时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陈仙洲兼任站长。1947年上半年陈调东北，南京保密局派吴景中到津专任站长。1948年7月我调天津稽查处副处长后，专门去天津站拜访过吴，一来吴是军统在天津的最高负责人，二来1938年吴在军统湖南临澧训练班第二中队任政治指导员时，我在该班第一中队受训，也算得上间接的师生关系。特别是吴与第一中队政治指导员许文渊同室办公，许有时找我去抄写文件，因此比较熟悉。吴听说我调天津甚表欢迎，当天中午设家宴招待，此后不论在任何场合遇到吴，我总以“老师”称呼，从而吴视我为亲信。在工作关系上稽查处得受该站的指导，每遇逮捕案件，不仅借用稽查处的名义，还使用稽查处填发的逮捕证，逮捕后将人送该处看守所关押。站部派驻站法官宋长洞去看守所审讯，释放时也用稽查处的名义取保释放。此外南京保密局为扩大情报来源，分令设在各省、市的情报站，将派在各地公开机关内的军统分子，按单位分编成若干“公开机关情报组”（简称“公组”）。当时在天津站领导下编为七个“公组”，计有：

第一公组：由天津警备司令部内的军统分子组成，该部参谋长严家诰兼组长。

第二公组：由天津稽查处内的军统分子组成，正副处长李广和、李俊才兼正副组长，因该处军统分子较多，由该处上校秘书陈常兼公组书记实际负责，并将全处各科室所队组的军统分子分编成若干小组，由各单位的负责人兼小组长。

第三公组：设在天津市警察局，由正副局长李汉元、齐庆斌分兼正副组长。

第四公组：由行政院物资供应局天津办事处警卫稽查组内的军统分子组成，侯化均兼组长。

第五公组：设在平津铁路局警备处天津警务段，段长贾金南兼组长。

第六公组：情况不了解。(www.xing528.com)

第七公组：设在天津警备司令部统一检查组，由该组组长孙逸贤兼组长。

以上7个公组，除经常向天津站提供各类情报外，该站还定期召集各兼组长，在站部举行会报，会报内容居多是传达南京保密局的有关指示，或对重要情报的分析探讨。

我在1948年12月下旬兼站长后，首先派人将天津站驻站法官宋长洞找去（宋和我是同学），要宋通知在站部带头抢劫黄金公款的唐敬修、李培杰速去稽查处报到，否则派人缉捕归案严加惩处。过一二日后唐、李先后到稽查处见我，我责令该等如数交出抢去的黄金公款，其间李培杰向我告密是唐敬修带头煽动的，当我追问时，唐竟矢口否认，于是将唐关押在看守所，另让李培杰写出天津站的概况。

为了有专人代我在该站实际负责，乃向南京保密局保荐稽查处第一科副科长吕士伦兼副站长。12月25日前后由吕士伦主持在林森路（今新华北路）34号，召集站部人员开会，宣布毛人凤电令我兼任站长，当天到会者仅有30余人。我在会上引用陈长捷所说的天津城防固若金汤的厥词，鼓吹一番。最后我宣布由吕仕伦兼副站长，站部设在稽查处楼上办公，并指示吕会同该站站员陈时济缮造一份全站人员名册。

这里我要详细记叙一下加强布置4个潜伏组的情况。12月下旬毛人凤电我兼任天津站长及对4个潜伏组加强布置时，市郊外围的包围圈已日渐缩小，同时零星枪炮声时有所闻，如果我换着便服不断私自外出，自然会招致人们的注意，因此只得另派专人代我去和各潜伏组长、报务员接头，并约定同我见面的时间与地点。在一天夜里将吕仕伦找到我办公室，让他代我去接头，因为我和吕不仅仅是一般的同事关系，而且是山西同乡，初、高中时的先后同学，又是山西大学的先后同学，特别是1938年春同在军统湖南临澧训练班同队受训，其间又成为结拜兄弟，吕为排行老二，我兼站长后又保荐吕兼副站长。吕将各潜伏组长、报务员的详细住址抄录后，共同研究了三点注意事项：一、吕应化装成一般商人模样，以免暴露对方的身份。二、乘坐的汽车必须停放在潜伏人员门外的200米以外，然后步行前往。三、约定各组长、报务员分别单独和我见面的准确时间，会面地点应以公共场所为宜，如饭店、澡堂、酒吧间、公园等地，如约定在我家中会面，务必在夜晚前往。过一两天后我分别与第一潜伏组长王挹华、报务员辛国梁在旧十区元兴池澡堂会面。事后我将接头会见的情况电告毛人凤，并提出急需解决的以下几个问题：一、立即电汇各潜伏组、台半年内所需的潜伏经费。二、各组特工电台如何配发。三、第四潜伏组地址已成战场，可否另行选派组长和报务员。最后提出我对其中部分潜伏人员的看法。约在1949年元旦前夕毛人凤复电：一、由站部案款黄金中发给每一潜伏组长黄金五两，给报务员各发2000元。二、由天津站电台台长郭维双负责给各潜伏组配发特工电台，一次发够半年用的电池，由郭选派一名较干练的报务员任第四潜伏组长兼报务员。三、各潜伏台务必在1949年元月5日前后与南京总台试行通报，不得有误。接电后仍叫吕仕伦通知各组长、报务员分别同我见面并具领经费。我与该等会面时，严格规定不得互告自己的住址，各组组长与本组的报务员会面时，也必须在第一次见面时约会好下次见面的准确时间与地点。期间我指示郭维双派报务员鲁锦文（郭妻）乘坐三轮车给各潜伏组报务员分别送去特工电台和干电池，这样免于惹人注意。1949年元月上旬的一天，郭维双向我报告说，南京总台来电，4个潜伏台已与总台试通成功，通报情况良好。

约在元月10日前后，局势更加紧张，我指使郭维双夫妇速将电台拆卸装箱，尽快寻找临时潜藏处所，必须在解放后化装逃离天津，这是军统特务组织在布置潜伏后，对知情者务必离开当地的严格要求。至于我和吕仕伦，译电秘书韩显宗，都有稽查处的公开职务，更不能对陈长捷透露布置潜伏一事，请求准予离开天津，因而只得坐以听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