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活动情况稽查处：一项调查结果

稽查处处址设在天津原日租界鞍山道，日伪时期的日本警察署旧址，全处编制有75名官员，32名士兵，由保密局配发美制卡宾·汤姆森冲锋枪及左轮手枪，受警备司令部及南京保密局的双重领导。该处的具体组织人事情况如下：

处长李广和在1948年11月因纵容不法案被南京总统府电令扣押。副处长李俊才于同年11月代理处长，12月正式接任处长，由警备司令部统一检查组组长孙逸贤接任副处长。秘书室上校主任秘书先后有庞东晓、高树屏，下有秘书、书记官、文书、打字员等。督察室上校督察长先后有王鲁翅、王树豫，中校副督察长先后有王树豫、裴西园，下有督察7人。第一科（情报）上校科长刘春荣，中校副科长吕仕伦。第二科（行动、司法）上校科长先后有刘国桢、王欣鑫，中校副科长先后有赵仪民、苏恩庆、西云鹏，下有法官、书记官、行动员、看守所长等。军需室中校主任胡鸿章，下有会计副官等。东区稽查所设在河东东车站附近邮局对过，少校所长靳树文，驻所督察南承化；西区稽查所设在南市铁门口，少校所长先后有苏恩庆、任佩泽，驻所督察先后有毛耀华、林健；南区稽查所设在今解放南路东光大楼，少校所长先后有高富昌、于剑萍，驻所督察先后有邢福海、钱大鹏，刘清堂；北区稽查所设在河东狮子林桥附近，少校所长先后有于剑萍、韩永康，驻所督察赵全鸿。以上4个稽查所的稽查员基本上都运用有若干名外围特务（人称“特务腿子”）多者10余人，少则三五人，这帮外围特务有“稽查处运用员”身份，每月只发给若干生活津贴，该等多系社会上的流氓恶棍及一些帮会分子，平日籍特务恶势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对人民危害极大。

该处的具体任务是，维护全市治安，防止盗匪活动，处理军人违法及军民纠纷，而其中心任务是，破坏中共地下组织，防范镇压革命进步活动，查扣出入解放区的物资，逮捕解放区到天津的采购人员。其情报来源有上级交下侦办的，有关方面交流的情报，大部分是各稽查所运用的外围特务提供的。情报类别有军事（重点是解放军的军事情报）政治、社会、学运、工运、外事等。

此外尚有不在稽查处正式编制内的外勤单位及个人，计有第一、二两个稽查大队，码头组（亦称水上稽查组），及若干驻厂员。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稽查大队，上校大队长裴西园，中校副大队长马德皋，驻队少校督察高富昌，下设两个中队。该大队系由招商局天津分局委托稽查处成立的，其任务是专为该分局在海河各码头维持秩序，守卫码头堆放的货物及仓库，镇压码头搬运工闹事。大队部设在该分局楼上，经费由天津分局支付，全大队官兵由稽查处任用，并佩带该处的证章符号。1948年12月15日大沽口被解放军封锁后海运中断，招商局天津分局停付经费，该大队随即撤销，裴西园调回稽查处任副督察长，第一中队调回稽查处加强警卫，第二中队拨归警备司令部统一检查组编入该组巡逻队。

第二稽查大队，上校大队长朱家琏，中校副大队长尉迟耀舟，密查组少校组长谢耀铭，该大队系由天津市公用事业管理局提出成立的，只借用稽查处的名义，佩带该处的证章符号，经费由该局承担，成员由公用事业管理局派遣，其中只有副大队长、密查组长、中队长崔玉纯是由稽查处派去的军统分子。该大队的任务是，每日派出队员分布在全市公共汽车和电车站维持秩序，盘查可疑乘客，并派密查员跟车监视司售人员。1948年10月间，天津电车工人掀起罢工运动，陈长捷下令稽查处进行镇压，我率督察长王鲁翘、第一科长刘春荣等前往电车场镇压。据工人代表申诉，因口粮、冬季生活用煤被公用局长克扣，工人生活陷于困境。我向聚集在电车场的罢工工人宣布：一、现在是非常时期，警备司令部已发布夜间戒严令，如不恢复市内交通，以破坏社会秩序论处。二、所欠口粮及烧煤保证在3日内下发，如未实现由我本人负责。当时有一位工人在人群中高喊：“拿什么做保证？”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说：“就拿这名片做保证，如3日内没实现，可拿名片来找我。”这时有一工人上前拿走了名片，不久各路电车陆续出场。我率王鲁翘等立即去找公用局长张锡庠，劝其在3日内发放克扣的口粮及烧煤，否则必须承担后果。离开电车场我去向陈长捷汇报了处理经过，并请陈从电话上给张锡庠施加点压力。事后我指使刘春荣将接我名片的那位工人的姓名住址查清，列入“黑名单”。

码头组（亦称水上稽查组）上校组长田济民，少校副组长覃国卓，1948年8月覃因贪污被关押，由裴西园兼任。该组在市区大红桥渡口设有稽查哨。该组成立情况与第一稽查大队基本相同，其具体任务是，在旅客上下轮船时查票、检查行装、盘查旅客，搜查违禁品及查扣走私货物，当时国民党严禁贩运黄金，该组成员包庇黄金贩子从中渔利。1948年12月15日海运中断，当时市郊张贵庄飞机场被解放军炮火封锁，空运中断，经天津市党政军会报决定，在市内马场道开辟临时机场，乃将码头组改称为“天津市码头管理处”，仍由田济民任处长，由天津市政府支付经费，其任务是一面负责看守在海河码头堆放的未启运物资，一面负责维持临时机场的秩序。

另外稽查处在天津较大工厂派有警卫队和驻厂员，专为镇压工人的革命活动，经费由各该厂方支付。计有派驻灰堆造纸厂上校警卫大队长张逢义，派驻天津炼钢厂警卫大队长王潮新，派驻天津美古绅洋行地毯厂驻厂员平家贤，派驻天津北洋火柴厂驻厂员李德铭，派驻天津恒大烟厂驻厂员李子祥。

为给全处官兵谋福利，处内设有编制外的“官兵消费合作社”，利用权势向商店低价购进各种用品售给全处人员，由曹百川任经理。处内有电话总机一台，雇用4名女接线生昼夜轮流值班。(www.xing528.com)

在我接任副处长后，李广和召集全处各科室所队组负责人，举行一次扩大处务会议，会上李首先对我吹嘘一通，接着夸张了一番他和我的深厚私交，还特别宣扬毛人凤对我如何器重，最后并郑重向大家宣布，今后全处的工作，由副处长全权负责，凡副处长决定的事他都承认。当时全处各科室及各外勤单位的负责人，多数和我有不同程度的公私关系，有的是临澧训练班的同队同学，有的是抗日时期的旧同事、旧部属，这些人自然会给我反映该处存在的一些问题，而我认为既然李广和宣布由我在处里全权负责，我有责任进行一次整顿，于是召集一次该处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会上宣布了如下一些措施：一、每周举行一次全处内外勤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报，汇报一周的工作情况，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二、裁汰编外人员，压缩经费开支消除超支。三、各稽查所应鼓励稽查员多发展“运用员”，广开情报来源。四、各稽查所原设在本管区内的“稽查分所”一律撤销，人员集中本所便于机动使用，如在办案中交通工具不足时，可在本辖区内的出租汽车行随时派差使用。五、第二科的积案限一月内结案，以加快看守所关押人犯的周转。六、各稽查所每周得办案一件，各稽查员每周得提供情报两件，由第一科建立情报考核制度。七、每当逮捕案件，除现行案外，必须在事前书面请示，批准后由第二科填发“逮捕证”，并得配合地段警察派出所共同行动，否则以违反制度论处。八、处内库房的短枪，内勤人员一律不得借用，并限期收回，全部调拨给各稽查所使用。会后上述各项规定基本上能及时执行，惟独在裁汰人员上发生问题，原因是李广和在接任处长后，将其兼任的督察组组部自北平移至天津，并将组部设在稽查处楼上，该组秘书委派为稽查处秘书，李还将该组一些骨干分子委派为稽查处督察、组长，副官等职，当人事秘书华世英向我汇报这一情况后，我问李这些编外人员如何处理，李表示因督察组属秘密性质，不能公开对外活动，必须由稽查处掩护该组的活动，至于超名额的经费由李组承担。

自李组移天津后，大肆查扣出入解放区的物资，因天津党政军会报规定，凡查获到出入解放区的物资，承办单位可从中提取一半作为奖金。不久李组又与国民党财政部天津金融管理局局长施奎龄勾结，专在天津查抄黄金、美元黑市，据李组成员透露，在查抄黄金、美元黑市时，通常用诱购方式进行交易，如事先装扮成黑市投机商，当成交后公开其特务身份，先向对方威逼勒索，未能如愿时则将人赃带至稽查处关押，每到深夜李广和在其办公室亲自审讯，据说有时还刑讯逼供，最后移送天津金融管理局处理，在结案后李组可从查获的黄金、美元中提取一半作为奖金，这种搜刮民财的恶劣手段，自然会引起社会舆论的攻击，而局外人总认为是稽查处在查抄黄金、美元黑市。一次陈长捷找我去责问此事，我即如实相告，当时陈非常生气，并下一手令：“今后稽查处逮捕案件，得事先请示司令部批准，并由军法处填发逮捕证，方可执行。”同年8月间毛人凤到天津视察工作时，可能陈长捷将李广和组的情况向毛反映，于是毛在一次集会上宣布：“从现在起督察组改组为天津策反组。”毛走后李广和对该组在形式上进行了改组，派其同乡亲信王慕海任天津策反组秘书，还委派了4个策反大队长，潜入天津附近静海等县，专门从事对中共武装部队进行勾引策反活动，另将原在该组任秘书的任佩肇及骨干分子等，正式安插在稽查处任职，从而更便于利用稽查处的职权仍操旧业，继续以诱购方式查抄黄金美元黑市。一次诱购了天津清朝皇族后裔载抡的姨太太抡倩如的5万美元，将抡倩如带至稽查处讯办。孰料载抡与参谋长严家诰、军统大特务吴泰勋（吴系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之子，后与戴笠结为把兄弟，过往密切）到稽查处托我向李广和说情予以开脱，我向李提出后，李说：“此案数目过大，已引起各方人士重视，不便私下了结，已同天津金融管理局局长施奎龄磋商，决定移送天津特种刑事法庭处理。同年11月间李广和被南京总统府电令扣押，人们揣测可能是严家诰、吴泰勋将5万元美钞案向南京方面告发的后果。

稽查处除执行本单位的任务，还得参与贯彻执行天津最高决策机构“党政军会报”（亦称“乙级会报”）制定的各项决策，如会报决定天津有关单位逮捕的中共案件，经各该单位初审后，必须解送稽查处看守所关押，然后再由该处派行动人员押送北平行辕（后改华北总部）审讯组最后处理。1948年8月会报决定在津逮捕48名大学生（即八·二〇事件），以及10月间镇压津市电信工人饿工运动，天津自行车厂工人怠工运动等，该处均派人参与行动。又如12月初会报决定成立“天津突击总队”，在天津疯狂大逮捕千余人事件，该处亦积极参与这些具体罪恶活动。

军统设在各省市的秘密组织，到天津侦办案件或从事各种破坏活动，稽查处有义务予以协助。如1948年秋保密局唐山站副站长刘宜禾率特务到天津，破坏解放区设在河东二马路的地下经济据点××货栈，该处派东区稽查所所长靳树文予以协助，货栈经理某被刘宜禾逮捕带往唐山，同时将货栈的物资全部没收，以后该货栈被稽查处主任秘书高树屏霸占住家。再如1948年秋，设在北平的“保密局华北经济作战组”，将该组活动中心移天津时，该处将查封的大沽路45号楼房提供该组办公，对外以××货栈为掩护，其主要任务是专门破坏解放区的币制。军统的这一活动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在重庆设有“四一印刷厂”，大量仿印日伪在占领区发行的“联合准备银行”钞票，派特务带入沦陷区的边沿地带，套购日用百货及其他各种物资，然后变卖至内地作为特务活动经费，日本投降后，“四一印刷厂”随军统移返南京，以后大量仿印解放区的“晋察冀边区银行”钞票。1947年冬或1948年春成立“保密局华北经济作战组”，派特务桂洵、徐文乔分任正副组长，以北平为活动中心，利用一些逃亡地主在北平秘密兜售伪造的边区钞票，一次在前门外一带被稽查处人员查获，经桂洵出面证明免于追究。一次我问桂洵这些假钞如何使用，桂说大部分由逃亡地主或一些投机商带至解放区边沿地带套购物资。

1948年10月间，锦州解放后整个东北相继解放，这时国民党部队的残兵败将大量流窜到天津，以致市内的散兵游勇不断滋生事端，尤其车站和码头聚集着大批国民党的伤病兵，每当深夜常有持枪抢劫事件发生，这就预示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华北已开始动荡。就在这一时期的某晚李广和邀我去其家聊天，李说他决定先将家属迁往南京，因毛人凤准备保荐他出任粤汉铁路局警务处处长，如事成后愿约我去任副处长，当时我没表示任何态度。过没多久李派副官护送其妻刘秋芳南去，并从轮船上运走一批高档家具及公家小轿车一辆。同年11月的某天上午，陈长捷电话邀我速去其办公室，陈递给我一份文件，我仔细一看是南京总统府给陈的一份“代电”，主要内容是“据密报天津稽查处长李广和纵容不法，立即扣押讯明具报……。”陈说：“今早已将李广和逮捕关押在本部军法处候讯，我已拟妥一份给毛人凤的电报，请毛另派处长，在新任处长未到职前由你代理，这份电报请你立即送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景中，请该站电台及时发出……。”我拿着电报径去吴景中处，并和吴联名给南京毛人凤发出急电，报告李广和已被陈长捷奉南京总统府电令扣押，同时请毛在南京设法对李营救。接着我直接去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商得该处处长苏天命的同意与李广和会见。当李广和走进苏的办公室时，表情上既沮丧又恐惧，李的第一句话是要我急电南京其妻刘秋芳，速去毛人凤处求援。接着叮嘱我转告胡鸿章将稽查处的超支经费尽快弥补，否则难以办理移交手续。最后要我转告督察组秘书王慕海，通知全组人员听候南京方面的指示。迄至12月12日，毛人凤派南京保密局军法处处长李希成持保密局致陈长捷的公函准将李广和提解去南京审讯。当天我陪李希成去见陈长捷办理提解手续，孰料陈表示，本案系奉总统府代电扣押，如无总统府的提解命令，本人碍难照办。这天正逢唐山解放，当日午后平津铁路亦告中断，李希成只得滞留天津，全市顿时处于紧张状态。当晚吴景中在林森南路（今新华南路）297号保密局天津站站部召集军统在津各单位负责人，举行紧急应变会。出席者计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严家诰，市警察局正副局长李汉元、齐庆斌，及该局督察处长王清溪，行政院物资供应局天津办事处警卫稽查组组长侯化均，平津铁路局警务处天津警务段段长贾金南，津蒲铁路局警务处天津警务段段长郑善明，保密局三有公司天津办事处正副主任白莲丞、林翰章，天津县警察局局长陈仲崙，天津市警察第二分局长傅其岩，第九分局长曾克述，警备司令部统一检查组组长孙逸贤，稽查处督察长王鲁翘和我共10余人，当我刚到该站院内时，见吴景中伙同该站人事股长蒋锵慌慌张张抱着大批文件在院角附近焚烧。待人到齐后吴景中宣布开会，首先说：据报解放军进占唐山后将要迫近平津外围，据判断有对平津分割包围之势。前几日唐山站还没来得及布置潜伏，已由正副站长张雄藩、刘宜禾率领全站人员撤至天津。另据党通局直属天津通讯处处长郭乾辉说，已接南京的撤退电令准备在近日乘轮南去。12月初传闻北平傅作义部计划东调天津，必要时自塘沽入海南撤，现在平津线已中断恐难如愿，看来平津地区可能会有一场决战，将来如何渡过这一严竣的局势，特请大家共商决策。吴说完后请严家诰将天津的城防布署作一介绍。严说市郊布署的兵力共约13万人，计有六十二军林伟俦部、八十七军段沄部、八十六军刘云瀚部、交通警察第三旅、宪兵第二十团，及新成立的天津警备旅李骥程部，其中陈长捷只能指挥李骥程，其余均系中央嫡系部队。近郊周围已设置纵深5华里的地雷阵。市区内正加紧修筑路障准备进行巷战，到必要时总可随大军突围南撤。接着吴景中让大家各抒己见。这时众说纷纭，总之会场上迷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有的说：应将当前天津的形势向毛人凤报告，请求全部南撤保全实力。还有人说：如果现在南撤势必在社会上引起混乱，应坚守岗位随时向南京报告战况，如战局失利最后还可随大军突围南撤。最后多数人同意后一种意见，并决定写出书面的应变计划，请李希成带往南京送毛人凤核示。直至午夜由齐庆斌执笔集中大家的意见写出应变计划，具体内容大致如下：一、各单位务必在近日将本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全部焚毁。二、各单位的眷属愿南去的，可先行撤走，以免突围时拖累。三、各单位应将参加突围的人员，造册送天津站汇总人数，如本人不愿参加突围，应将其领用的公枪收回，发给突围者使用。四、请白莲丞、林翰章二人积极筹集突围人员沿途所需食宿费。五、请严家诰根据战况的变化，随时决定突围的时间和集合地点，直接通知各有关单位。六、由吴景中、严家诰担任突围正副总指挥。李希成带着上述应变计划于12月14日旁晚，搭乘最后一艘撤离天津的“元培轮”南去。

12月18日上午，毛人凤派爆破总队长杜长城（又名杜富）乘专机到天津，杜下飞机径去稽查处找我，并出示总统府命令陈长捷准将李广和提解南京审讯的文件，杜说专机下午要折返，我立即引杜去见陈长捷，经陈签准后速去军法处办理提解手续。这时督察长王鲁翘再三要求让他以护送李广和南去为名离开天津，王说他在天津稽查处任职将近3年，得罪了很多人，如将来突围不成，必死无疑。王的眷属已于14日搭元培轮南去。按当时的形势我不应让王南去，而我到天津后王一直对我很支持，同时又念及该王早年间一直在戴笠身旁担任警卫，又和毛人凤也有一定的私交，最后答应了王的要求。这天中午我打电话给吴景中，说明我下午在司令部开会，请他去机场送李广和上飞机时代我致意。下午我刚去上班，准备去司令部开会时，第一科科长刘春荣对我说，吴景中送李广和到机场后，竟搭机南去，同行者有该站人事股长蒋锵。站部人员得知吴景中悄然离去的消息，由情报股长唐敬修、主任会计李培杰带头，将该站保险柜打开抢去案款黄金数十两及全部公款后逃走。次日上午第一科副科长吕仕伦对我说，天津站电台台长郭维双夫妇已雇得渔船准备逃走，并将电台装箱搬上渔船，现在大沽口已被解放军封锁，肯定难以出海，如电台遗失势必中断天津和南京的连系。我立即指使吕仕伦率领副官燕振去劝说郭夫妇不要冒险逃走，并要郭将电台运至稽查处，架设在该处官兵消费合作社楼上。当晚我给毛人凤去电，内容是报告吴景中不辞而别后天津站的混乱情况；其次是12月上旬保密局北平电讯支台，运至天津电讯器材数吨，原准备自海上南运，现海运中断请速派飞机来津接运。关于稽查处人员似应南撤，因党通局直属天津通讯处已奉命撤走。电报发出后约在12月22日接毛人凤复电，当译电秘书韩显宗译出“俊才兄亲译”字样后，送到办公室让我亲译，当时我无此耐心，叫韩译出后送我亲阅，但必须严格保密电文内容。这份密电的内容大致是：“来电悉，吴景中擅离职守，罪该万死，以予扣押严惩，请兄兼任天津站长立即整顿具报。吴景中在津布置有四潜伏组，第一组长王挹华、报务员辛国梁，第二组长胡润泉、报务员张经纶，第三组长丁护、报务员张孝莲，第四组长何英，令该站电台台长郭维双选派报务员。（以上潜伏人员均在姓名后注有详细住址，现已遗忘无法写出）请兄化装亲自按址与该等秘密接头，进行加强布置，希将布置情况速复。毛人凤。”在我看完电文的刹那间思绪万千，首先认为别人已高飞南去，而还要把我拴在死地，这如同人家把牛偷走了，偏要叫我去拔拴牛的木撅子，最后还得担个偷牛的罪名。还有一种心情是我参加军统组织不过11个年头，居然能爬上一个直辖市的站长职位，一跃成了军统的高级人员，倒有些沾沾自喜的心情，从电文中只字不提撤退问题，又担心将来必定是凶多吉少，如弃职逃走又怕遭到吴景中的下场。事实上这时想逃走必然得冒很大风险，正如参谋长严家诰于12月下旬乘飞机不辞南去后，陈长捷气愤已极，一面速电南京下令通辑，一面下达手令，本部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否则以临阵脱逃论处。

12月24、25日，司令办公室主任田德昌电话告我：“陈司令已下‘手令’，升任你为稽查处长，办公室正办理任职令。”不久陈长捷电话召我去司令部。当我走进陈的办公室，见该部统一检查组长孙逸贤在座。陈对我说：“已令你晋升稽查处长，孙逸贤任副处长，你俩应密切合作，渡过当前的非常时期，现在市郊已被共军包围，但津市外围防区，可算得上固若金汤，应鼓励全处官员忠于职守，切实维护好全市的治安。”说毕递给我一份电报稿，并说：“这是给毛人凤的电报，告知他已派你俩担任正副处长，这份电报交天津站电台发出。”其间某日上午天津市长杜建时电话约我去，当我走进杜建时的办公室刚说了几句客套话，只见宪兵第二十团团长曾家琳来到杜的办公室，话题自然是谈论当时的战况和对形势的分析，谈话间杜建时突然插入一句说，现在还有一架飞机准备近一两天内撤走，这样一来客运也就中断了。我一听杜这样说，就意识到杜在试探我和曾的态度，因为杜一向将我和曾家琳以中央嫡系看待。这时我望着曾，曾也看着我，谁也不肯表态，为了打破这沉闷的气氛，我随即说严家诰悄然离去后，陈司令已电南京下通缉令。曾家琳接着说，最近接城防司令部的命令，临阵脱逃者以军法论处。这段插话说明当时国民党在天津的首要分子已惶惶不可终日了。

1949年元旦后的一天，天津站邮电检查组组长陈灏给我送去一封查扣到的信件，是林彪致陈长捷的劝降信，内容大致是：“为了维护天津人民的生命财产和一切公共设施，希望守军放下武器商谈和平解决，各机关应保存档案不得损坏，本军对放下武器的官兵保证其安全……。”我看完信立即亲自送交陈长捷，主要是观察陈的态度。陈看完信后勉强冷笑一声说：“这是共产党在战场上惯用的手法，我只能将此信转送北平傅先生，这有关整个华北的局势，本人无权作主。”陈又接着说：“近来天津已出现和谈气氛，日前市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前来提出，市参议会决定派参议员丁作韶、杨云青、康相九、胡××（名字已忘）等四人为代表，准备出城向解放军请和，我已通知城防部队准这四名代表出城，但我不负责他们的安全。”我返处后立即给南京毛人凤发出密电，将上述情况告知，同时请求电汇天津站的经费。过一二日后毛复电：“据报华北和谈气氛浓厚，请兄与李汉元兄密谋对策，必要时予以镇压，已电汇天津站经费25万元。”接电的次日我去警察局将毛的复电交李汉元过目，李看过后哈哈大笑说：“你我有多大权力能镇压华北的和谈舆论？连陈长捷还不敢阻挡参议员代表出城请和呢！”我说：南京方面也太天真啦！咱们谈谈正事吧，现在飞机又要不来，也不让撤退，你打算咋办？李说：“我已把家属送往香港，像我们这些人很难躲藏，我在天津呆了多年熟人又很多，我脸上又有特征（李是大麻子脸），将来只有当俘虏。”告别李汉元我去副司令秋宗鼎处，探听点情况，秋是蒋介石派到天津暗中监视陈长捷的，这是毛人凤到天津时对我说的，毛还说如遇到难题可去找秋。后来有一次秋对我也说过，毛人凤临离津时，要他对我多方支持。当我见到秋后谈出自己的不安心情，秋首先谈了一点当时的军事布署，似乎是在对我加以安慰，但在谈话中却流露出一种悲观情绪。接着转过话头说，近来市区周围极不安宁，因前些日子为了在郊外扫清射界，将宜兴埠村的民房全部烧毁，逃难的村民散居在西营门一带。近日每当夜晚在市区发现有人打信号弹，陈司令要我转告稽查处，组成巡逻队每晚分区进行巡逻。据悉南京方面虽派专人到北平劝说傅作义部南撤，被傅婉言拒绝；又说傅部有向察绥方面聚集的可能；还有人说傅正派人暗中与中共谈判。而陈长捷常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遇事常向傅请示。我返处后指示正副督察长王树豫、裴西园召集四个稽查所长积极组成巡逻队，征用出租汽车若干辆，每晚出动巡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