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务人员在医学院校所能学到的只不过是初步的基础理论,要想使自己的工作和知识能够跟上国内、特别是世界医学科学的发展,就必须终生坚持学习,既要选读国内外医学著作,了解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也要了解国内外有名望的医学部门和专家们取得成功所走过的道路和工作方法。
有一次我去上海市参观学习,听上海市防疫站介绍静安区防疫站开展地段防疫工作方面有不少经验,于是就去静安区防疫站学习。当我们听到、看到他们在全区建立儿童户口卡片和预防接种卡片能提高预防接种率的做法,深受启发和教益。我把他们印制的卡片带回天津,同站内有关同志研究,学习上海静安区的做法,在天津推行了“儿童计划免疫”工作(这名称是我给起的)。我们先选红桥区做试点,经验成熟后逐步推广到全市各区县,在儿童保健工作方面开辟了一项新措施。
十年动乱期间,外国的期刊杂志、书籍一律停止进口,对国际方面医学信息处于完全隔绝状态,既便是对国内几种勉强能出刊的杂志或通讯资料,已经成为“牛鬼蛇神”的人既不敢、也不可能去问津了。六七十年代正是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和医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期,而我们却是在无休止的胡批乱斗中渡过了10年。我们的医学技术知识还是停留在三四十年代,顶多是五十年代初期的陈旧过时的东西。(www.xing528.com)
1969年我被“解放”了,并结合到防疫站“革委会”,先当副主任,后来当党总支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我旧习惯改不了,不怕再戴“业务挂帅”和穿新鞋走老路的帽子,还是专心致志地抓业务、抓全市瘫痪了的卫生防疫机构的恢复重建工作。一抓业务,立即感到知识贫乏、指导无方,意识到这是漫长的动乱年代里脑子不进医学信息的恶果。从此下定决心用三至五年时间把几年里漏读的国外医学文献补进来。
于是我每天下班后必到医学图书馆,星期日从早晨到中午闭馆都在医学图书馆渡过,同时还借些新出版的书籍和杂志带回家早晚阅读。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利用医学文献索引,把我想重点补齐的几个方面的文献和专著查找出来。真是开卷有益,这时我才知道了自六十年代已发现病毒性肝炎抗原(澳抗)之后,人们对甲型和乙型肝炎的认识早已大大地前进了。肝炎抗原抗体的检测方法日新月异,而我们天津防疫站连最简单的“澳抗”电泳检测法都不会。于是我带领几位搞病毒工作的技术干部去首都几个单位学习电泳检测“澳抗”的方法。回来以后,我们共同研究开展病毒性肝炎实验研究的方案,初步确定研究内容与进行的方法。几位医生很受鼓舞,有的同志敢于大胆实践,一面研究开创这个新的检测方法,一面利用灵敏度准确的实验方法从流行病学和临床学研究本市的病毒性肝炎防治工作。由于我站范殿英医师带头,努力钻研刻苦攻关,加上全体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共同奋战,使我市肝炎防治研究工作进入全国先进行列,并受到卫生部和天津市科委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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