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麻疹大流行预警-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

五十年代中防疫工作遇到的最大、最严重的一个难题就是每隔两三年全市便发生一次麻疹大流行。流行强度最大时，患者数可达三四十万，因麻疹发生合并症死亡人数，少的年份约几千名，多的年份可超过万人到10万人，当时在技术上还没掌握可靠的控制办法。为了了解麻疹在天津这样大城市的流行规律，以便科学地预测其流行规模，早做防治准备工作，努力减少麻疹死亡率，我积累了许多调查资料。经统计分析，看到那时天津婴儿出生率很高，每经三四年麻疹易感儿童（即未患过麻疹而缺乏免疫力的儿童）的数量积累到人口的40%时，一次大流行即将到来。从这一观点推论，减小流行规模以至防止流行的出路在于减少易感儿童在人群中的比例。为此，我写出了一篇科研论文，并在全国传染病学术会议上作了宣读，引起了反响。有的同志受苏联流行病学理论影响较深，加上思想偏“左”，议论我的报告是传染预防的“宿命论”。当时我有点“发毛”，心想恐怕要挨批了。但是言论已出口，只好随它去了。后来在防治麻疹工作中，我坚信自己的观点，每当预测大流行将要到来前，我就写出防治意见的报告。

天津市各级领导对防治麻疹工作是很重视的。开始我带着防治意见和报告向杨振亚局长汇报，他确定了两条方针：（1）既然还没有控制流行的办法，就退一步，要千方百计采取措施大力预防合并症（主要是肺炎）发生，把死亡减少到尽可能低的程度；（2）这样大规模的复杂防病工作，只有依靠党和政府的直接领导和把广大医务人员、各行各业人员及广大居民群众发动起来，才可能实现。然后，振翁带我向市委书记处汇报后，书记处做出决定：下大力量抓麻疹防治工作，并委托书记处书记兼市长李耕涛同志亲自抓这项工作。李市长随即召开了市属各局、各区政府和区卫生局、防疫站负责人的防治麻疹工作会议，申明其重要性。会上还要求通过报纸、电台加强宣传，以造成强大声势，并叮嘱商业部门要保证药品供应。

市级会议召开以后，各区又召开卫生院地段防疫工作会议，明确防治麻疹实行地段负责制。地段医生要做好三项工作是：（1）深入开展卫生防病宣教工作，使群众（重点是对卫生防病积极的家庭妇女）知道麻疹的传播方式及症状、体征和鉴别诊断方法，以达到早期发现患者，及时报告；（2）地段医生要掌握易感儿童的健康状况，对病弱儿童要加强预防措施，如：服中草药和注射胎盘球蛋白（丙种球蛋白）以减轻症状，预防合并症；（3）对发病患儿进行多次访视，监察疾病发展情况。一有合并症立即抢救治疗，防止重症、危症，力争避免死亡。南开区的南门西卫生院院长田翼东和全地段大夫把防治工作做得很出色。通过教育卫生宣传，许多家庭妇女甚至老太太都会鉴别患儿口唇和两脥口腔粘膜的立克氏。红桥区的西北角、大伙巷卫生院在院长带领下也是想尽了办法保护病儿安全过关。全市卫生院及各大医院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力争在流行中不死亡一名儿童。这样，防疫人员和医务人员太辛苦了，可是病死儿童大幅度减少，患儿全家得到幸福。天津采取群防群治工作控制麻疹流行，受到了卫生部的高度重视，以后每当研究麻疹流行趋势时，卫生部长钱信忠总要先听听天津的意见。(www.xing528.com)

在防治麻疹中，具有特效的针剂是“丙种球蛋白”（简称“丙球”），但从全国看产量甚少。五十年代后期，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得知注射胎盘球蛋白可以起到预防及减轻麻疹症状和减少死亡的情况后，他非常关心“丙球”的供需情况，就通知振翁带我去市委向他汇报。我介绍了“丙球”系北京生物制品所生产，供应数量有限之后，万书记和我们研究了天津生产“丙球”的技术条件与设备，生产的数量等问题，我提供的数字是，天津每年出生上万婴儿，只要把胎盘收集上来一半就可以生产足够天津使用的“丙球”。万书记决定由天津卫生防疫站生产，千方百计地多搞些，尽量做到敞开使用，以降低和避免患儿的大量死亡。振翁也鼓励我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克服困难，尽一切努力把“丙球”搞出来。随后，我和防疫站几位领导商定，抽调赵士京等几位工作认真、不怕辛苦、心细能干的同志筹办“丙球”生产车间。在筹办期间，得到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大力支援，如提供设备、生产技术等。生产人员先学会了对胎盘的处理和对丙种球蛋白的提取、成品的收集及产品质量的检查测定，然后着手试制。试制期间，北京生研所的孟凯老所长（他以前曾与周恩来同志同在法国勤工俭学）极为重视，多次亲临天津指导，还派该所“丙球”生产室主任到天津跟班劳动。不久，防疫站把丙球成品生产出来了，经检测，质量合格，安全可靠，于是开始正式生产。每月能收集60—90个胎盘，所生产的“丙球”基本上满足了天津的需要，有时还可以支援外地。接着，江苏、东北、西北一些省、市防疫站先后到天津来学习和筹备生产（因各省市都感到“丙球”的紧缺影响了防疫工作）。可惜由于生产上遇到种种困难，先是纷纷上马，又逐渐纷纷下马了。天津市防疫站自制“丙球”成功并能坚持生产多年，应归功于领导部门的支持，也应感谢孟凯老所长的无私援助，他多次嘱咐我：要坚持下去，别的省纷纷下马了，你们不要动摇。同时，孟老还和我们达成协议：天津收集多余的胎盘可以拨给北京生研所，以扩大生产数量供应全国。

不尽如人愿的是，“文革”开始以后，市防疫站少数掌权人嫌此项工作麻烦，借口减少生产工作负担，加强卫生防疫业务，硬是把“丙球”生产业务分到市中心血站。而中心血站又以种种客观原因把“丙球”生产挤掉了。从此，天津“丙球”供应又陷入极度紧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