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医学院毕业，学霸之路闪耀天津（第53辑）

我是在1918年出生于天津市一个职员家庭，家住在旧城厢的东门里，幼年被送进天津私立第一小学就读。这是一个治学较严的学校，我从启蒙读书时就受到严谨的教学，各门功课都取得良好的成绩。1930年我考入天津南开中学，由于南开中学管理有方，教师都具有优秀水平以及良好的教学方法，因此培养了不少优秀生，我也算是其中之一，学习成绩经常名列前序。那时高中已采用英文的课本，这对我谙掌外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后来能考入燕京大学奠定了基础。

我在南开中学度过了既紧张又愉快的6年学习生活。1936年我在南开中学高中三年级尚未毕业时，就被保送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医预系（即特别生物系），当时我仅18岁。我原来的志愿是考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攻读理科，没想考燕京大学，因为该校的学费较昂贵，每年一个学生约需三四百至七八百银元。那时我大哥屈鸿翰已经从燕京大学读完医预系三年而转入协和医学院继续就读，学费也很昂贵。我父亲是在一个外国公司里作职员，薪金不足供给两个儿子在协和与燕京读书。当时，我大哥鼓励我：“你先考试申请奖学金吧！”

燕京大学招考新生要求分数很高，我幸运地被录取并授与奖学金，每学年可以享受奖学金250元。3年学完以后转入协和医学院，由于我考取了第一名，又享受协和医学院董事会奖学金100元。原来在燕京享受的250元则延续下来，加起来将近400元，基本上解决了我的学杂费和生活、伙食费（省吃俭用）之需。我在协和医学院每年学习成绩均列为全班第一名，奖学金一直领到协和关闭。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北平并接管了协和医学院和附属医院。当时我正在协和医学院读三年级，学习被中断了。而北大医学院表示可以接收这批学生，我就转入北大医学院就读。实际在那里上课时间只有一年半，按两年算，完成了学业。1943年我从北大医学院毕业，时年26岁。毕业初期先是在北平中央医院工作，在内科做临床诊断治疗，1944年下半年我回到故乡天津。(www.xing528.com)

1945年至1948年，国民党执政时期的天津市卫生局局长是陆涤寰，他很重用原协和医学院来天津的教授和学生们。因此我也被他聘任到天津传染病医院任医师。1946年赵以成兼任该院院长时，我为医务主任。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传染病的防治工作，那时天津还没有防疫站，仅有一所天津市传染病医院，其规模为：病床120张，工作人员50人。院长为刘绍武（兼），我被任命为副院长。

1951年以后我被提升为天津市传染病医院院长，每天医疗任务甚忙。1952年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中使用了细菌武器。为开展反细菌战斗争，市卫生局临时抽调我到市卫生委员会工作。1953年，中央政务院批准卫生部关于建立卫生防疫站的意见，天津市也应建立卫生防疫站。按规定，全国只有京、津、沪3个直辖市设特级站，站长应由卫生局副局长兼任。当时市卫生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振亚找我谈话（杨老不仅是我的好领导，而且亲自教导我作为一个医生应怎样为人民做好工作、为人民服务好。杨老不幸于前些年病逝，我非常悲痛、怀念。我不愿直呼其名而敬仰地称他为振翁）。振翁开门见山地问我：“天津要建立市卫生防疫站，想让你去当站长，你愿意去吗？”接着他给我讲了个人兴趣要服从党的事业需要以及兴趣可以通过实践培养的道理，然后对我说：“在医院做治疗工作，从卫生事业领域看，最大不过起个将才的作用；而在防疫站领导预防保健工作，却能起到帅才的作用。”振翁说完哈哈一笑问我：“你说呢，干那个作用大？”他似乎理解我不愿离开临床的心情，就说：“这样吧，你先去防疫站同时兼传染病医院院长，干上一段时间再研究决定。”于是我到市防疫站当第一副站长兼传染病医院院长。1954年正式调天津市防疫站任站长，后来还兼任天津市卫生局防疫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