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新起步，结核病防治与吸烟危害

1948年秋天我在南京卫生部的安排下，用联合国卫生组织（WHO）的资助到欧美两地参观学习结核病防治工作。9月中旬乘飞机从上海飞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那里的结核病防治中心学习了3个月。该防治中心早已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曾为不少国家培养了很多的结核病防治人员，我在那里收获很大。12月初离开哥本哈根先到瑞士、法国、意大利和英国进行短时间的参观，在12月末横渡大西洋到了美国的几个大城市参观结核病防治设施。经过这次参观学习，增强了我对结核病预防工作的认识，对日后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于1949年5月回到了已经解放了的新天津，继续担任公立结核病防治院的院长职务。

“三五反”运动开始，我被免去第一结核病防治院院长职务，改作一般的医师工作。1953年改任预防科主任，并应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之聘，开展两校学生和教职员工的肺结核防治工作，每周去南大一次，天大两次。我在这3年（1953—1956年）时间内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病历资料，写出了《轻度肺结核服雷米封不停止工作或学习的治疗方法》的论文，在中华医学杂志（中文版及英文版）上发表，1956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防痨联盟大会上宣读，载入大会的学报，并被美国防痨杂志摘要转载。这种方法在国内是首创，在国际上也属罕见的。过去肺结核病患者必须休息的观点被突破了，这样有利于学生、工人可以完成学业、进行生产，效果很好，改变了群众的恐惧心理，对患者的精神是一个支持。

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被划为右派，免去了天津市结核病防治所副所长职务，降两级工资，在原单位任医师仍兼天大南大两校的治疗工作，一直到1966年。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抄家、批斗、关进牛棚。1968年5月，我被送到军管会学习班，6月24日《天津日报》刊出我被批判的整版文章，7月9日逮捕入狱达4年半之久。1972年我带着“反革命”的帽子出狱回原单位劳动，直到1977年11月落实政策。在狱中我曾多次被一些单位要求批斗，但均被狱领导拒绝了，说我不在天津市。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是哪位好心肠人保护了我。

在落实政策以后，卫生局仍让我任副所长，被我谢绝了，我主动地担当起从医学角度，从科学研究方面开展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活动。后来卫生局安排我在天津胸科医院任预防科主任，1985年我80岁时退休。

退休以后，我到全国各地宣传吸烟有害，吸烟同冠心病、肺癌的关系。最近两年只应本市各单位的邀请，作一些小型报告。重点是如何生活得更健康，突出一个“更”字。给听讲者一份健康礼物，同时也让我继续为人民大众服务，使我人虽老而志不衰。1956年我参加九三学社，1982年参加市政协，直至现在。(www.xing528.com)

回忆我的一生，无论在求学或是工作中，我总结出8个字，就是勤奋、机遇、教育、服务。勤奋是生活中的动力，但更要求有持续性，一时的勤奋，虽然也能起到作用，但不能发挥全部的功能。我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以后在社会上从事防痨工作，都是日以继夜地学或干，这样对我的前途有利，同时它还有效地满足群众的利益，使防痨事业得以发展和成功。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们决不能消极等待机遇的到来。勤奋的人加上机遇，两者有机地衔接起来，是能发生作用的。懒惰的人难以碰到机遇，即或偶然碰到了，他们也不能抓住不放，那么就更谈不到如何利用了。

教育是无价之宝，它能使受教育者不断地增加学识、才能和智慧。只有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才能为社会服务贡献力量。轻视教育的人是不智的，他不懂事物发展的规律，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的绊脚石。

服务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期望。少年时期，由于父亲不甘心在家乡忍饥挨冻，决心克服一次又一次的困难，带着全家来到天津求生存，通过种种机遇，使我受到了高等教育，并且得到天津热心的开明人士的帮助，举办结核病防治机构，对人民的防痨事业有所作为，我在工作中也感到无比的安慰。我感到惋惜的是我自己没有投身到教育事业上。但在我的第二代中，有5个人从事受人尊敬的大、中学教育工作，使我堪以自慰。

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我从人民群众中得到的多，贡献给人民的少，在我剩余不多的时间里，我将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再为人民大众做些好事。

附记：此文经胡宗海老同学给予协助整理，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