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公立结核病防治院的创建经过

天津公立结核病防治院是在天津结核病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联合国救济总署和美国红十字会准备为发展中国防痨工作提供设备。我为了同他们进行联系，于1945年9月间坐美国军用飞机到重庆，与救济组织洽谈后，又同国民党的卫生部和军医署负责人见面。此后我为了争取得到医疗设备，又多次去南京、上海同有关方面进行联系。当时美国红十字会决定给中国4组设备，其中有大型X光机，并附带70毫米的肺小片和化验室用品。这些设备首先要分配给南京、上海和北平各一组，剩余的一组要考虑重庆、广州、东北三省等地方，天津因距北平过近，没有被考虑。

1947年春，南京卫生部邀请我到南京协助计划分配美国红十字会和救济署提供的防痨物品。我借机尽力为天津市争取余下的那一组医疗设备，终于成功。5月，我乘海轮将分配给北平和天津的各一套防痨设备运到天津。

我同南京卫生部和军医署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在1946年2月到5月间担任过天津陆军医院（现254医院）的院长有关，那时我仍是把发展天津的防痨工作放在首位。

我将防痨设备运到天津后，即向杜建时市长汇报。他高兴地告诉我，将旧英国医院（现天津市胸科医院）院址拨给结核病院使用。我如何争取到的？这其中又有一段巧遇。

1946年夏天天津市副市长杜建时的一位保健医生邀我去给杜建时看病，几天前杜曾因上呼吸道感染在一位德国医生那里照了肺X光片，诊断是活动性肺结核病，需要全休，3个月后复查。这样杜将失去升任正市长的机会，杜的精神很紧张颓丧。我详细地分析了杜的全部病情后，认为肺部病变是属于一时性肺炎而不是结核病，杜的面容马上变得高兴了。我的意见是上午照常上班办公，下午休息，两周后再到德国医生那里照肺片。几天以后杜的病状消失了，杜在10天后做了肺部复查，肺部照片正常。杜建时在表示感谢后，诚恳地问我在防痨工作中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他解决。我向他提出目前正在争取救济总署和美国红十字会的防痨设备，如能成功，希望他在院址问题上给以帮助，他表示定要尽力。(www.xing528.com)

这样，公立结核病防治院的设备、院址和经费都较为顺利地解决了，剩下难题是聘请医护人员。我在筹备建院的时候，我到医学院毕金钊教授家中聊天，巧遇到黄夏医师。我同他是陌生人，经介绍后两人就毫不拘束地谈了一个多小时，在告别时，我大胆地约请他参加结核病院工作，他答应可以考虑。次日上午黄医师出乎预料地来找我，表示他接受邀请，决定同我一起搞结核病防治工作。当时我很感动，从此有了一位新的同路人，经过40年时间的考验，现今我们两人仍是好朋友、好伙伴。同一时期我通过朱宪彝的介绍，聘请了他的好学生李永春医生来和我合作，李和黄一样都是极好的合作者。还有梁锡田医师是在北平至香山之间的公共汽车上相识的，当时他担任北平医学院香山结核病院的医师，当我介绍了天津结核病院的一些情况后，希望他能到天津同我一起工作，他不久就同意了，在我为筹备公立结核病防治院四处奔走和担任天津陆军医院院长期间，结核病院的全部门诊、住院和集体早期肺部检查都落在梁医生的身上。他为人谨慎，工作认真负责，很受患者的爱戴。

公立结核病防治院楼院整修后，屋内外油饰一新，共设有内、外、预防3科，设25张病床，此外还有X光室、化验室和手术室。X光和化验设备除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的以外，还有X光设备6套，供做集体照肺部70毫米片的设备两套，其中一套便于到院外进行团体检查。

1947年11月11日公立结核病防治院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标志着天津结核病防治工作掀开了新的一页。天津结核病院的名称取消，原址改为职工宿舍。1949年秋，中纺医院开始建立，缺少X光设备，经董事会同意，将美制100MA的X光设备转让给中纺医院，用所得款买到大理道一所楼房设立了有65张治疗病床的分院，全部治疗由黄夏医师主持。

1950年，经过积极地洽商，公立结核病防治院董事会同意将该院交由市卫生局接管，并将董事会解散。市卫生局于10月间接收了天津公立结核病防治院，改称天津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并委任我为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