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结核病院的创建历程

当我在1941年8月来天津为燕大新生做体检时，出乎意外的是这项工作引起了青年会干事们和几位董事的注意，他们邀请我给青年会的一个组织联青社用英文讲有关肺结核的防治问题。我的讲话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几天以后，在青年会的推动下，成立了“天津结核病院筹备小组”，组长是仁立毛纺公司总经理朱继圣。当时天津市还没有防治结核病的组织。10月间，筹备小组秘书、青年会副总干事杨肖彭邀我来天津参加一次筹备会议，在会场上呈现出激动人心的场面。会上我提出开展肺结核病防治工作首先要有X光机器。根据当时在北平的GEX光公司的代表给我的估价单是100MA的设备，定价是3600美元。当我提出了购置这样设备的建议后，经过短时间讨论，朱继圣先生第一个主动地提出，仁立公司担负费用的1/6，随后东亚毛纺公司副经理陈锡三、中华百货售品所经理吉玉如、天津航业公司经理王更三、青年会董事卡俶成和陈芝琴也分别提出担负1/6费用，购买X光设备，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即获得顺利解决。当时一美元兑换二元上下的伪联币，可以买到一袋40斤的高级白面粉，3600美元绝不是小额款子。紧接着朱继圣先生又提出买设备的外汇由仁立公司负责，杨肖彭负责同GE公司代表签订合同。会前，我曾认为买X光设备需用如此巨额的外汇是很难筹措到的，但事实恰恰相反，我确实无比振奋。事隔40多年，我在回顾这样动人心弦的场面时，仍使我感到万分激动。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就不能不为天津结核病院的实现而付出全部的精力，只有将防痨事业搞好，才能对得起当时热诚资助防痨工作的有识人士。

1942年春节后，在道济医院复院工作就序后，我来天津与朱继圣先生晤面，他面现愁容向我提出：“您还能继续协助结核病院的筹备工作么？”朱先生问我的原因是考虑到我正担任道济医院院长职务，惟恐我无暇兼顾天津的工作。我向朱先生表示我的决心没有任何改变。随后朱先生告诉我，美国的X光设备已被冻结，但我们还能再筹资另买，并决定在买到设备以前早日筹备门诊，已责成杨肖彭先生负责这项任务，经费由筹备组成员筹集。门诊室是利用维修整理后的青年会库房，X光设备是北平德国医院出让的，代价2000元伪联币。此外还购置了一些必须的化验用具和人工气胸设备。

1942年7月4日门诊部举行开诊仪式，此后我每周五由北平来天津。在我的得力助手藏文涛（道济医院的技术员）的协助下，每周六整日和星期日上午应诊，下午我们返回北平。从此天津首次有了结核病患者就诊之处，患者无需到北平就医了。1942年秋天经过周密的准备后，对仁立和东亚两厂约计4000名职工进行了肺结核病早期检查工作，将门诊部的X光设备运到厂内做肺部透视，经理室的管理人员带头参加体检。当时，每年两厂各有10余名青壮年死于肺结核病，因此职工对肺结核病怀有恐惧心理。我同厂方共同商订有关的劳保条例，对需要停工治疗的肺结核病患者照发工资，一切治疗费用全部由厂方支付。在当时这样的优越条件是从来未有的，在全国也属首创。

与此同时，我又积极筹备建立住院部，经人介绍终于租到马场道西端一所意大利式的两层楼房，有较大的庭院和平房。经过整修设立了36张病床和小型手术室、化验室。经费也是由筹备组成员提供。在筹建过程中，正式成立了天津结核病院董事会，朱继圣先生任董事长，杨肖彭先生任秘书。董事会成员有宋棐卿、陈锡三、吉玉如、王更三、卡俶成、陈芝琴、倪念先、冯紫墀和我。经董事会的推荐由我任院长。我用每周3天的时间来天津工作，月薪仍由道济医院支付。特聘请了道济医院外科主任张云階每两周来津一次协助治疗工作，并开展了人工气胸、人工气腹和膈神经手术。(www.xing528.com)

1944年我又在长沙路建立了肺部保健处，对学校、工厂和商店职工开展肺结核病的早期检查工作。天津结核病院包括门诊部、住院部和肺部保健处共有医护人员和职工20余人，医疗设备由董事会筹措，日常开支和医护人员的薪金由收入中支付，不足时董事会资助。

北平伪卫生局在1943年3月间通知我说：当局决定给道济医院（数月前改为市立第三医院）派3名日本顾问，分别指导医疗、护理和财务。我在接到通知后，立即递交了措词坚决的辞职书，我希望在顾问来院之前，能离开医院，避免将来成为汉奸。十分庆幸的是在日本顾问来院前，准我辞职，我全家很快搬到天津居住和工作。